烏魯木齊、洛杉磯,相距萬里。兩者乍一看沒什麼聯繫,但細究起來竟蘊藏著太多“一模一樣”的基因。
令人震驚的是,這兩座看似迥異的城市,都散落在大致相同緯度的北半球(烏魯木齊在北緯42°45'-至44°08'之間,洛杉磯地處北緯34°03′)。全年充沛的陽光跨越太平洋,照亮這兩座城市共置於一片天空的命運。但不知是何緣由,洛杉磯在美國曆史上成功了實現了逆襲,充當起美國影視娛樂界的“老大哥”。烏魯木齊卻始終扮演著西域邊疆的原始生態,除去類似牧場、草原、戈壁、吐魯番、民族歌舞等“固定認知”之外,竟是“別無長物”。
好萊塢往事
1886年,美國房地產商哈維·維爾克特斯在洛杉磯郊區買下了一塊地皮。慢慢地,維爾克特斯夫人發現洛杉磯是個山美水美的好地方,她就乾脆從蘇格蘭運來大批冬青樹準備好好綠化一番自己的“精神家園”。在英文中,“hollywood”是冬青樹林之意,“好萊塢”之名就此誕生。弗朗西斯·伯格斯、格里菲斯分別於1907年、1909年在好萊塢取景拍攝,精美的影片畫面吸引著成千上萬美國東部地區遊客。久而久之,很多美國東部的電影公司都以到訪洛杉磯拍片為榮,好萊塢終於取代了紐約,成為美國電影產業、娛樂產業和旅遊產業的中心。
洛杉磯和好萊塢在美國的崛起是一個奇蹟,這可以歸結為洛杉磯“天生麗質”,它擁有無可比擬的海岸線和自然風景。這引來眾多原本聚集於美國東部電影人的“慧眼”,他們在美國廣袤無垠的地段中發現了這片電影人的福地,並不吝重金開發這裡的一草一木,直至其取代了紐約、波士頓、費城等繁華大都會。
毋庸置疑,洛杉磯是幸運的,它恰逢美國電影最“高光的時刻”。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是美國電影的鼎盛時期,各個電影公司都躍躍欲試,想要拍攝出曠世奇作。《西線無戰事》《一夜風流》《亂世佳人》《卡薩布蘭卡》等電影在大放異彩的同時,還捧紅了像葛麗泰·嘉寶、奧黛麗·赫本、瑪麗蓮·夢露等不勝枚舉的電影巨星。這些自帶光環的影視明星將洛杉磯視為圓夢的大本營。一時之間,洛杉磯星光熠熠,一躍晉升為令其他美國都市難以企及的“天使之城”。
1955年7月17日,一座“不可一世”的娛樂界的龐然大物在洛杉磯建成,吸足了全球每個愛玩愛鬧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眼光。它就是迪士尼樂園——一座聞名遐邇且至今無可替代的文化城堡。
退回到上個世紀中葉的某一天,華特·迪士尼陪同他的兩個女兒在洛杉磯的格里斐斯公園遊玩。當他看到兩位“小精靈”坐在旋轉木馬趁著曼妙配樂沉醉不已時,腦海裡就立刻萌生了一個“兒童樂園”的想法。迪士尼突然地想到了他的父親。1983年,其父在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工作時,曾攜其愛子游玩於博覽會大道樂園(Midway Plaisance)之中。
浪漫的摩天輪、精彩的“高空”設施、俏皮的環園小火車以及狂野的西部秀演出(Wild West Show),成為迪士尼不可磨滅的童年回憶。1948年8月31日,迪士尼終於決定在洛杉磯新建一座樂園,並與當時美國知名電影場景設計師迪克·凱爾西(Dick Kelsey)通力合作,以洛杉磯影視中心為主題的“米老鼠公園”(Mickey Mouse Park)終於顯露於世,它是全球第一座迪士尼樂園的雛形,也決定性地將洛杉磯這座城市的品位從電影中心拓展為娛樂中心。
天選之城
和洛杉磯相比,烏魯木齊無論在自然風光的資質還是歷史人文的積澱,都是與之並駕齊驅,不分上下的。地處天山山脈中段北麓、準噶爾盆地南緣的烏魯木齊簡直是上天的饋贈,它東部鄰博格達山,南部挨天格爾山,西部靠喀拉扎山,儼然是一位被高山所簇擁的“座上賓”。除了連綿不絕的山川,烏魯木齊界內還有豐富的自然景觀,北部的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令遊客讚歎不絕,境內烏魯木齊河、頭屯河、白楊河所流經之地,都構成這個城市獨有的西域景觀,是成千上萬的“朝聖者”垂青之地。
優美的自然風光留下了原始人探索世界的腳步。早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就在烏魯木齊一帶繁衍生息。西漢時期,這裡成為十餘個遊牧部落棲息的“十三國之地”,西域都護府在此屯兵駐紮。這裡成為中原腹地在歐亞大陸延展自己“大國夢”的橋樑。在隋唐時期,烏魯木齊當之無愧地成為了古代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到了唐代,統治者為加強這個戰略要衝之地的地位,在天山北麓設置了輪臺城。唐代邊塞詩人岑參還在此留下“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彪炳千古的詩句。現如今,這個輪臺城的故事便可依稀地在烏魯木齊東南郊的烏拉泊水庫南側找到它悠久的回憶。
現存烏拉泊古城遺址呈現方形,它顯然少了昔日風光無限的尊榮,卻給人留有更多遐想的空間。淒冷的西風吹過,一眼戈壁大漠。曾經固若金湯的城池現在只剩下一些殘缺的土墩,這些遺留的烽火臺將零散地將行色匆匆的旅人包圍起來,彷彿要信誓旦旦地為他們還原一幅龐大恢弘的邊塞畫卷,細細吐露“北風捲地白草折”的如煙過往。
既然烏魯木齊這麼具有“優質城市”的潛質,為何就是沒有成為中國西部的“文化都會”。電影人為何不太青睞這片山美水美的好地方,娛樂產業也難以在此放飛夢想。
很多人將這兩座城市之間的差距歸結於自然地理的位置上。得益於美國東西海岸皆毗鄰海洋的“黃金地形”,西海岸的洛杉磯享有與東海岸紐約港同樣優渥的天然條件。而且,洛杉磯不僅是一個海濱度假城市,它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交通樞紐。如果說瀕臨大西洋的紐約港是歐洲進入到北美大陸的天然通道,緊鄰太平洋的洛杉磯就是亞太地區各國和各地進入北美的“天選之城”。
但是這樣的天然優勢,並非幸運地歸屬於烏魯木齊。作為世界上距離海洋和海岸線最遠的“最內陸城市”,烏魯木齊隔山探海地向世人傳遞它的款款深情。但地理距離的阻隔,無情地稀釋掉這座城市激情的想象,殘忍地將它急切的呼喚屏蔽掉,讓她失去了往昔豔麗多姿的容貌。在一個海洋文明佔據上風的時代,即便使出渾身解數,烏魯木齊也難以扮演戰略要地,更何談在此基礎之上幻化為一座影視文娛之城。
野心的消退
如果烏魯木齊放在中國的唐朝,它也許會基於“絲綢之路”成為連接歐亞大陸的文化橋樑。但是伴隨著中國的政治中心由長安轉移至北京,經濟中心由中原腹地轉移至東南沿海一帶的歷史趨勢,中國的影視文娛之城在民國時期座落於“十里洋場”上海,在當代則是優選中國首都北京。烏魯木齊徹底地喪失了“天下中心”的地位,這也使其難以具備像洛杉磯那般影視名城的條件。
就烏魯木齊近些年的發展水平來看,基礎設施的建設尚有一定的空間,又如何去“妄想”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吃飽穿暖之上的歌舞昇平。更何況,近些年來所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其實更偏向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和建設,人文交流是第二位的。缺少人文交流的烏魯木齊,即使有再巨大的影視資源、再高遠的文化目標,也難以讓自己自帶一股子“文縐縐”的勁頭。
一個城市要想真正成為一個影視中心、娛樂中心,不僅要具備得天獨厚的先天條件,其還要深入地在自身當代文化的發現和挖掘上下功夫。這是一種文化覺醒和自力更生的過程,它亟需脫離依靠外部環境“扶持”的思路——比如國家相關政策的偏倚、外部世界的器重。
導致中國“西部第一城”的烏魯木齊沒有成為中國文化影視中心的原因有很多,人們總偏愛從經濟、社會、交通、基礎建設等“常規因素”去尋求原因,卻極大地忽略了更為深刻而彌久的要素——那就是現代文化的覺醒和重建。
烏魯木齊的文化政策不是沒有,而是略顯單一,主要還是集中在絲綢之路的歷史和少數民族獨有的文化資源上。2005年,新疆絲綢之路博物館在烏魯木齊建成,從歷史的角度來定義這座城市的文化基調。但是,歷史早已成為一段“舊時光”,絲綢之路也在當代被賦予為像“一帶一路”等一些新鮮的文化符碼,單純地依靠類似歷史博物館、研究所、文化節等形態,很難在新時期審時度勢地更新升級烏魯木齊的都市形象。
新疆文旅部門近些年來也是非常重視烏魯木齊文化IP的打造。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活動、多元的自然人文旅遊資源都讓四面八方的遊客紛紛到訪。但這種打造依然停留於一種較為固化的思維,人們依然認為烏魯木齊歸屬於歷史,是一片神奇的少數民族聚集區。這一點可以從2003年落成的“大巴扎”可見一斑。
當遊客們在這一新疆最大的民族特色購物市場中漫步,滿眼看到的皆是少數民族的紀念品。“大巴扎”10萬平方米所營造的旅遊產品固然是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卻難有跳出既有框架,難見一片可以基於旅遊資源而成就影視製作、知名主題園區建造的“新天地”。這其實反映了烏魯木齊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瓶頸,它被概括地形容為“文化包袱”。
文化包袱
所謂“文化包袱”,就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市在歷史上曾擁有過一段“輝煌的歲月”,輝煌的印記以如影隨形地積澱為其相對穩定的特質、性格和氣質。即使時代會變化,但這一地域的普遍文化氣象和社會心理慣性仍保有維持原狀的“文化慣性”。
歷史不僅不容忘卻,它還是難以磨滅的。烏魯木齊無疑是一座有歷史、有故事、有積澱的城市,但這種獨特的歷史竟讓烏魯木齊始終被人們視為邊疆之城,卻難以突破為一座真正具有現代濃郁影視文化的“新興之城”。相形而言,洛杉磯在建市的過程中,就沒有那麼多歷史往事積累起來的“文化包袱”,它只是一座“由冒險者肆意而為的‘飛地’”。
當這種“文化包袱”一旦形成的時候,某種思維的侷限就不僅在烏魯木齊及新疆地區內部出現,還在外部環境中形成難以短時逾越的“文化偏見”。很多人一談到烏魯木齊,都自願地將其認定為一座少數民族文化濃郁的城市,很少有人會“腦洞大開”地將其與洛杉磯那般的西部影視城相提並論,即使兩者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客觀來看,這種瀰漫於整個社會的“文化共識”正逐漸演變為不可更改的鐵律,牢牢的鉗制著城市文化重塑的雄心和魄力。
在現代社會中,“文化包袱”成為劃分洛杉磯和烏魯木齊的分水嶺。在美國獨立戰爭100多年之後,一個沒有太多文化歷史的洛杉磯一時之間讓眾多美國東北的探險者紛至沓來,他們腦海中只有利用山美水美的自然風情去拍攝電影、建造主題樂園的執念。但是,烏魯木齊就沒有“如此幸運”,他從古至今的文化符碼猶如一片浩瀚的時光海洋,早已將現代人對一座城市的想象力和重塑力吞沒至盡。
洛杉磯是充滿信心的,具有重塑性,它是現代新興文化的一種自然遷移和重構的結果,最終因其自然風光培育為電影基地和娛樂中心。但烏魯木齊至少現階段還是一種“打造的都市”,它雖有眾多文化資源,但這些資源僅僅是由已經積澱起而成的自然資源、人文資源、歷史資源的“排列組合”,它缺少了一些為現代人所喜聞樂見的“新鮮的吸引力”,以及建立在這種吸引力之上的社會建構的意義。
需要強調的是,“文化包袱”在文化傳播的層面上,並非是一種貶義詞,它是中性的。其實任何一座有歷史積澱的城市——比如北京、巴黎、羅馬等——都難免受“文化包袱”所束縛的宿命。關鍵的是,在現代文化大張聲勢的時期,如何合理地擺脫“文化包袱”,尋找到古今文化相平衡的意念自覺,成為建構一座富有文化氣息城市的圭臬。
都市化經驗
在比較洛杉磯和烏魯木齊不同宿命的時候,我們不妨跳出這兩座城市本身的比較。藉助一種普世的國際視野和全球經驗,方能窺探出其中更為深層次的緣由。看對於一座都市的建造,人類歷史上經歷兩場重要的“革命”,它們以巴黎和紐約為標誌,在都市的上空颳起兩股不同的“文化風暴”。
到路易十四時期,巴黎城裡的很多防禦性質的建築,都被統統地拆掉。在這位“太陽王”的眼裡,那些充滿戒備的建築是“開放巴黎”的藩籬,構成了巴黎“衝出歐洲,走向世界”的重大障礙。1667年,一位叫做尼古拉·德拉雷尼的巴黎警察局局長又為這座城市的“公共屬性”增添了不少亮色。在德拉雷尼看來,一座國際大都市光有林蔭大道還不夠“美”,它還應該在夜色降臨之時,呈現出華燈初上的嬌媚容貌。
當古典的巴黎走向19世紀的時候,一位被稱為“巴黎工程師”的喬治-歐仁·奧斯曼(George Eugéne Haoussmann)的男爵又在一次地改變了這座充滿浪漫因子的都城。他嚴謹地援引了直線和幾何學的設計理念,將巴黎的大街小巷中的名勝古蹟、奢華酒店、購物中心、咖啡館、博物館、高校等人文景緻用數學、物理學的精度學科劃分,這座城市一下子就迸發出新的涵蘊——它集理性與感性、設計與人文,漫步於此的遊人分明在公共區域,卻總懷有一種暢覽自家院落的錯覺。
縱使類似巴黎等國際都市的人為打造更“驚為天人”,但現代都市更需要像紐約那樣的“都市幻想力”。據統計,19世紀對美國共有1.28億套住宅,但其中只有不到300萬套的住宅是用於休閒度假的。但到20世紀30年代之後,經歷了經濟大蕭條的美國紐約民眾不再以都市內的摩天高樓作為他們生活邏輯的起點,而是藉助有軌電車、私家汽車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化和便捷性,輕而易舉地抵達超脫於大都市之外的生機盎然的田間地頭。
從此,一個大都市“人為設計的繁華”逐漸被都市之外的田居雅舍所取代。看來,一個現代意義的都市是基於從無到有的幻想培育起來的,而不是依照一種先驗的思維打造的。它需要規劃、需要整合,更需要重塑、需要創造。洛杉磯和烏魯木齊之間的差距也體現於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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