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龍應臺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
文化不過是代代累積沉澱的習慣和信念，滲透在生活的實踐中。
1
作家胡蘭成描寫他所熟悉的鄉下人。儉樸的農家婦女也許坐在門檻上織毛線、撿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褲，但是一見鄰居來訪，即使是極為熟悉的街坊鄰居，她也必先進屋裡去，將裙子換上，再出來和客人說話。穿裙或穿褲代表什麼符號，因時代而變，但是認為“禮”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種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尊重，卻代代相傳。農婦身上顯現的其實是一種文化的底蘊。什麼叫底蘊呢，不過就是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因為祖輩父輩層層傳遞，因為家家戶戶耳濡目染，一個不識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於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時候我住在臺灣農村，當鄰家孩子送來一籃自家樹種出的棗子時，母親會將棗子收下，然後一定在那竹籃裡放回一點東西，幾顆芒果、一把蔬菜。家裡什麼都沒有時，她一定將籃子填滿白米，讓鄰家孩子帶回。問她為什麼，她說，“不能讓送禮的人空手走開。”
農村的人或許不知道仲尼曾經說過“爾愛其羊，吾愛其禮”，但是他可以舉手投足之間，無處不是“禮”。
希臘的山從大海拔起，氣候乾燥，土地貧瘠，簡陋的農舍錯落在荊棘山路中，老農牽著大耳驢子自橄欖樹下走過。他的簡單的家，粉牆漆得雪白，牆角一株薔薇老根盤旋，開出一簇簇緋紅的花朵，映在白牆上。老農不見得知道亞里斯多德如何談論詩學和美學，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牆邊種下一株紅薔薇，顯然認為“美”是重要的，一種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環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過任何美術館，但他起居進退之間，無處不是“美”。
在臺灣南部鄉下，我曾經在一個廟前的荷花池畔坐下。為了不把裙子弄髒，便將報紙墊在下面。一個戴著斗笠的老人家馬上遞過來自己肩上的毛巾，說，“小姐，那個紙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給你坐。”字，代表知識的價值，斗笠老伯堅持自己對知識的敬重。
對於心中某種“價值”和“秩序”的堅持，在亂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來。今天我們看見的巴黎雍容美麗一如以往，是因為，佔領巴黎的德國指揮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徹底毀掉巴黎”的命令時，決定抗命不從，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保住一個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戰機的炮彈在身邊轟然炸開時，靜坐院落中，繼續讀書，思索東西文化和教育的問題。兩者後果或許不同，抵抗的姿態一致，對“價值”和“秩序”有所堅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2
十五歲那年，我們從臺灣中部苗栗的農村搬到高雄海邊的漁村。第一次進入漁村，驚詫極了：怎麼跟農村那麼不一樣？
如果說農村是寧靜的一抹黛綠，那麼漁村就是熱鬧的金粉。原來這世界上有那麼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個生日都要張燈結綵、鑼鼓喧天地慶祝。漁村的街道突然變成翻滾流動的綵帶，神輿在人聲鼎沸中光榮出巡。要辨識漁村的季節嗎？不必看潮水的漲落或樹葉的枯榮，只要數著諸神的生日，時歲流年便歷歷在前。廟前廣場有連夜的戲曲，海灘水上有焚燒的王船，生活裡有嚴格遵守的禁忌，人們的心裡有信仰和寄託。在農人眼中，漁人簡直“迷信”極了。而十五歲的我，就這樣開始了“人類文化學”的啟蒙課：農村文化和漁村文化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背面，有原因。漁人生活在動盪的大海上，生命的風險很高，未知數很多。尤其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裡，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臺灣政府甚至不准許漁民擁有基本的現代海上通訊設備，怕漁民“通匪”；於是風暴一來，救援的能力很低。夜裡摸黑上船“討海”的年輕父親，並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會回來看見家裡還在溫暖被子裡的幼兒。所謂“迷信”，不過是在無可奈何中面對茫茫世界的一種自救方式，為無法理解的宇宙尋找一個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碼檢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歷史、經濟、政治條件中形成。農民不吃牛肉，因為對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獸而是一個事業合夥人。漁民在餐桌上不準孩子翻魚，因為人在吃魚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險。
這個意義上的文化，我們很難說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壞，它是什麼就是什麼。
3
同樣是祭鬼酬神，為什麼有的留在“迷信”的層次，有的卻從酬神的野臺戲中提煉出偉大的戲劇，從土砌的廟宇教堂中發展出精緻的建築美學，從祭祀的儀式裡觀悟出舞蹈和音樂的藝術，而祈禱經文的唸誦轉化出雋永的文學、深刻的哲學？
人，對於自身“存在”處境自覺的程度，以及他出於這種自覺而進行反思，而試圖表達，在自覺和表達之間所激發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強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間的不同。人的自覺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強，表達的衝動越大，創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間就越大。在這一個靈魂探索的過程裡，思想的內涵和美學的品位逐漸萌芽、摸索、發展而成型。
從這一個層次上來談，文化是一種特別的品質，它可能高度發展也可能嚴重萎縮。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可能找得出一百個方式來回答“文化為什麼重要”這個問題，但是我願意從一場戲說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別帶了八十五歲的父親去聽。從小聽他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老人想必喜歡。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一壯烈陣亡，自己被敵人俘虜，娶了聰慧善良的鐵鏡公主，在異域苟活十五年，日夜思念母親。悲劇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潛回宋國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衝突之間，四郎跪在地上對母親痛哭失聲：“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父親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父親十六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去，準備幫母親買菜。路上碰見國民黨政府招兵，這十六歲的少年放下竹簍就跟著去了。此後在戰爭的炮火聲中輾轉流離，在兩岸的鬥爭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他的眼淚一直流。我緊握著他的手。
然後我發現，流淚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白髮老人也在拭淚，隔座陪伴的中年兒子遞過紙巾後，將一隻手環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
謝幕以後，人們紛紛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柺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裡還有淚光。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是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沉默中彷彿已經交換了一組密碼。是曲終人散的時候，人們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個當下，在那一個空間，這些互不相識的人是一個溫情脈脈、關係緊密的群體。
在那以後，我陪父親去聽過好幾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場靈魂的洗滌，感情的療傷，社區的禮拜。
從“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頂似的發覺，是的，我懂了為什麼“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兩千年仍讓人震撼，為什麼“李爾王”在四百年後仍讓人感動。
4
正因為文化，使孤獨的個人為自己說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義。少小離家老大不回的老兵們從四郎的命運裡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處境，認出了處境中的殘酷和荒謬，而且，四郎的語言——“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為他拔出了深深扎進肉裡無法拔出的自責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靈魂，療了他的傷口。
它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他發現，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他的痛苦和喜悅，是一個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孤立的個人因而產生歸屬感。
它使零散、疏離的各個小撮團體找到連結而轉型成精神相通、憂戚與共的社群。“四郎”把本來封鎖孤立的經驗變成共同的經驗，塑成公共的記憶，從而增進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會的文化認同。白髮蒼蒼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兒女，原本不屬於這段歷史的外人，在經歷過“四郎”之後，已經變成一個擁有共同情感而彼此體諒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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