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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王峰 發自北京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世界急劇暴發，如何覆盤國內疫情防控工作得失，向世界輸送國內抗疫經驗，是當前公共衛生領域值得思考的問題。
如果僅僅是傳染病的風險，那麼世界還沒那麼捉襟見肘，但是當前更可能是大流行病將整個全球風險疊加，原本其他的風險都被觸發，從健康到環境再到糧食。面對這樣的多重風險世界，我們需要怎麼面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美國西東大學全球衛生問題研究中心主任黃嚴忠教授。
新發傳染病始終都是全球重大的安全威脅
《21世紀》：SARS至今，全球範圍的傳染病疫情頻發，會不會全球進入了一個傳染病疫情的多發期，原因是什麼？
黃嚴忠：1980年，人類宣佈消滅了天花，被認為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成就，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人為手段消滅一種病毒，隨後出現了一種盲目樂觀情緒，甚至有人提出隨著技術的進步，傳染病將成為歷史。但很快，這種樂觀狀態就被打破了，因為艾滋病從1980年代初開始出現，並蔓延到世界各地。從那之後，新型傳染病不斷出現，比如埃博拉、萊姆病、SARS、MERS、寨卡等，甚至血吸蟲病等被認為已經得到控制的傳染病也死灰復燃。所以從傳染病暴發頻率來說，此時出現新冠肺炎這種新的傳染病並不讓人奇怪。
但這次新冠病毒，無論致死率還是傳播率都超過2009年的大流感，能跟現在相提並論的大概只有1968年的香港流感、1957年的亞洲大流感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這三次大流感的致死人數都超過了目前的新冠肺炎，西班牙流感感染了全球25%以上的人口，導致5000萬人喪生。而從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方面，由於全球化日漸深入，這次疫情的影響更大。
導致新發傳染病層出不窮的原因有很多：人類自身層面，人類的生活環境變得擁擠，人與動物接觸的可能性增加，方便了細菌和病毒的傳播；生態環境層面，比如全球氣候變暖，那些本來並不活躍的病菌病毒，現在可能活躍起來了，或者蔓延到溫度升高的地方了；技術層面，比如廣泛使用抗生素導致院感病例增加，並增強傳染病的耐藥性；經濟層面，比如對森林的開發破壞，侵擾了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再比如國際旅行和貿易發展，人員、貨物的流動加快，傳染病的傳播能力隨之更強；細菌和病毒本身在與人類的鬥爭過程中，為了生存也在不斷演化。
《21世紀》：你覺得未來一段時間全球傳染病疫情的發展形勢可以預測嗎？
黃嚴忠：做一些宏觀的預測相對容易，比如某個地區因為氣候變暖，可能會引起某些傳染病的暴發。在微觀層面，比如世界衛生組織每年會組織專家對流感進行預測，分析哪些病毒毒株可能會大規模傳播，進而據此優先研發相關疫苗，但微生物世界所受的影響因素太多，這種預測不可能百分百準確。
針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何時能夠得到控制，這個時間點也很難預測，同樣取決於很多因素，比如病毒是否保持相對穩定，病毒的傳播路徑、方式，以及各國採取的措施是否有效等。
《21世紀》：一國對傳染病疫情的重視是否應該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受到與反恐、戰爭同等的重視？
黃嚴忠：傳染病疫情的國家安全化，實際上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討論了，特別是2000年7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作出第1308號決議，強調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若不加以控制，會對穩定與安全構成威脅。從此以後，傳染病和氣候變暖、恐怖活動等一起，作為非傳統的安全問題，已經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所接受。“全球衛生安全議程”2014年2月啟動，旨在加強國際合作，提高各國對傳染病的防範、檢測和快速反應能力，共同促進全球衛生安全。
應對多重風險疊加可能是我們不得不面對情況
《21世紀》：應對一場急性傳染病與應對一場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公共衛生事件有何不同？
黃嚴忠：兩者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應對一場急性傳染病，往往衛生部門負責就可以了，但當疫情安全化後，會有更多資源配置到防控工作中，也有更多部門參與其中。比如一國領導人親自介入，軍隊參與進來等。另外，成為國家安全問題後，疫情防控的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也相應凸顯出來，外交、國際安全涉及的範圍也擴大了。
《21世紀》：我國正在制定《生物安全法》，你如何評價這種將傳染病疫情應對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的路徑？
黃嚴忠：從目前公佈的立法信息來看，制定中的《生物安全法》可能是一部綜合性、基礎性法律，適用範圍既包括防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又包括保障實驗室生物安全，保障中國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的安全，防範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防範生物恐怖襲擊，防禦生物武器威脅等安全領域。
為了增強法律的可執行性，我覺得在制定中的《生物安全法》應該與現有的《國家安全法》、《傳染病防治法》的針對對象區分開來，更多針對來源於野生動物的新型傳染病、生物實驗室安全、惡意散播病原體等問題。
《21世紀》：假如暴發疫情時，又同時發生了戰爭、恐怖襲擊、動物疫情等其他多重風險情況，應該如何應對？
黃嚴忠：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要有準備，當出現極限情況時，公共衛生能力能夠迅速、有效地擴大，就像以前說的“有信心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同時這種公共衛生能力還必須足夠靈活，能夠有效應對生物恐怖襲擊等平常極少出現的極端情況。
這裡不得不提到應對生物戰或生物恐怖活動的能力，從本質上，這考驗的是國家的生物防禦能力，而其中最有效的還是要有一個可靠的公共衛生應對體系。如果一個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健全，反應能力強，就會給對手一種震懾：你的破壞不會有效，從而使他們主動放棄使用生物武器。這種威懾與涉及核武器的報復性威懾不同，我們稱之為“拒止性威懾。”
實際上這正是美國現在面臨的問題，目前美國同時出現了兩個公共衛生風險，新冠肺炎和季度流感，這對政府應對能力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而且兩種傳染病的症狀類似，更加考驗醫療系統的承受力，醫療資源的擠兌壓力更大了。
美國也在陸續採取一些舉措，世界最大的海軍醫院船安慰號3月30日到達紐約，船上有近千名醫務人員，有1000張床位診治常規病人，這樣可以使紐約有更多病床釋放出來診治新冠肺炎病人。同一天，陸軍工程兵在不到一週時間裡建成的野戰醫院也投入使用，醫院能容納1000張病床，下週能達到3000張的規模。美國打算建181個這樣的醫院。
《21世紀》：你覺得國內是否存在疫情二次暴發的可能性？
黃嚴忠：當然有，這其中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確診病例還沒有完全歸零，尤其是還有很多的無症狀病例能夠傳播病毒。另一方面，目前境外輸入病例的壓力仍然存在，根據外交部信息，境外輸入確診病例中有80%是持中國護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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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風險疊加，必須要有強力應急的組織能力
《21世紀》：面對多重的風險，就必然會得多方面應對風險。進入應對狀態後，各主管部門之間的關係應如何安排，如何評價目前中國聯防聯控機制發揮的作用？
黃嚴忠：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聯防聯控機制實際上不是一個新機制，在2009年的甲流防控中就已經發揮了作用，它包括一系列的協調機制，比如信息通報、督辦檢查、工作協商等。這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也發揮了作用，尤其是在協調各個部門的反應方面。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別是武漢封城之初，各個大醫院人滿為患，沒有協調好新冠肺炎與常規疾病的診治，一開始防護設施設備不足導致一線醫務人員感染，一些官辦慈善機構存在官僚主義、違規操作問題等。現在有序推進復工復產，同樣需要聯防聯控機制發揮作用，比如讓健康的務工人員順利跨地域返崗。
《21世紀》：提到聯防聯控機制，它的一個鮮明特點是我們常說的“全國上下一盤棋”和“集中精力辦大事”，這可能也是別的國家難以複製的經驗？
黃嚴忠：在世界其他國家學習中國經驗的時候，也要注意各個國家有不同國家的國情。武漢封城之後採取了一系列我們看來比較激進的措施，能夠在中國比較好地貫徹，我覺得與全能政府的能力很有關係。另外中國那時候正值春節，管控措施能夠得到公眾比較好的配合。其他國家很少有中國這樣的全能型政府，國家權力難以動員最基層的力量，比如很多國家的社區沒有專職人員來執行隔離措施。
當然，現在美國全國也已經動員起來了，聯邦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特朗普政府重新啟動了《國防生產法》，跟廠家聯繫，調用生產線，緊急生產需要的防護和治療設備,包括呼吸機。
《21世紀》：2018年進行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後成立了專門的應急管理行政部門，但職能限於自然災害和安全生產應急管理領域，面對多重風險，是否應該統一應急管理，下一步，是否有必要將公共衛生應急管理職能納入應急管理部？
黃嚴忠： 我覺得可以適當借鑑其他國家的做法。美國成立有聯邦應急管理署，主要應對自然災害引發的突發事件，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還主要由疾控中心負責。美國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之後，疾控中心所隸屬的衛生及公共服務部與聯邦應急管理署的合作還是很順暢的。聯邦應急管理署負責後勤、供應鏈管理、物品採購等，比如撥款給陸軍工程兵用於建設野戰醫院收治病人。在這個過程中，這些部門即使沒有整合，但是並不妨礙它們之間能夠有效的分工、合作、協調。
另外，公共衛生是個專業性比較強的領域，所以由衛生部門作為處理突發事件的牽頭部門比較合適。當然，多個同級部門之間的合作需要有更高一級的指揮機構，美國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工作組，工作組的負責人是副總統，這有點像中國的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所以說在緊急的公共衛生事件時，需要有一個跨部門的領導機構進行協調。
《21世紀》：是否有必要建立應急狀態下，政府部門對物流、交通、醫療等行業企業的統一調配機制？
黃嚴忠：政府和私營部門合作，會增強其應急處置的能力，這在國內外都已經得到證明。中國政府部門在進行疫情物流調配時，就與阿里巴巴、京東等企業進行合作，美國在疫情初始依靠疾控中心進行檢測效率很差，與私營部門合作後，檢測能力立即都到有效提升。當然，緊急狀態下需要採取特殊手段，特朗普政府重新啟動《國防生產法》，得以徵用私營部門的生產線轉產口罩、呼吸機等物品。（編輯：李靖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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