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桌上，我的父親，又提起了他沒出息的兒子，我。
他讓我挨個給他的朋友敬酒，可是我在生活中根本沒有接觸過這一套，生怕不懂規矩做錯，又成為取笑對象，所以無動於衷，他覺得很沒面子，訕訕一笑，對著酒桌的其他人說：“一點也不像我，難成大事。”
我厚著臉皮地坐在酒桌上，屁股下像是有針在扎，渾身難受，為了避免尷尬，我不停地用筷子往嘴裡送吃的，我總得做點什麼吧，不然巋然不動地坐在那裡，我會更加尷尬。
我的父親是北方農村出來的，我上高中時他在做國家西氣東輸生意，安裝天然氣管道，這個生意一直持續到我上大學，掙了些錢，認識了一些酒肉朋友。
記一次暑假工
大學的暑假，父親總會把我拉到他的工地上打工，說是為了歷練我讓我增加社會經歷。
那次管道安裝要經過一條河底，在盾構機挖好的隧道里，無法用鉤機這種機械設備，只能靠人工，用手拉葫蘆將直徑將近一米、重量數噸的管道拉起來，對接焊口。在一次將管道對齊後，我從手拉葫蘆的上跳下，一下震到了脊柱，凝聚在一個點的劇痛讓我動彈不得，然後劇痛擴散開，整個背部都是疼的，但是可以活動了，只是一用勁就疼。
我不敢懈怠，拉葫蘆的時候也不敢偷懶，因為所有工人都知道我是老闆的兒子，他們不敢正面說我，可是可笑的大學生的自尊不允許我這麼做。我忍著痛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以為第二天就會好，可是沒有。直到現在，畢業五年後，我依然無法彎腰搬重物，每次脊柱傳來的疼痛都會讓我記起在潮溼陰暗的隧道里，我磨破了不知道多少雙帆布手套。
直到現在，我依然不認為暑假的工地生活為我提供了任何的人生閱歷上的幫助，這只是父親為他招不到工人想得說辭罷了。它除了讓我疲憊和傷痛，沒有給我留下別的。
按理說我應該精通人情世故
出生在做生意的家庭，又經常和民工接觸，按理說，我應該很精通酒桌規矩，人情事故，是嗎？
我的父親也這麼認為。這也是他每每在酒桌上挖苦我的原因。
可是，我的父親不知道，對於從小沒有感受過父愛，沒有接觸過親情的我來說，我哪裡有機會接觸酒桌？
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就沒有見過我的父親。在小學時，母親有一次帶我坐了很久的長途客車，去了一處監獄，才讓我在有記憶以來，第一次見到我的父親。為什麼入獄我曾問起過，時間久了也忘了。
我的父親有兩個兄弟，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笨拙善良的母親一直受到欺辱，在沒有父親的日子，母親帶著我和姐姐，生活非常拮据，學費全靠我大爺資助（就是我父親的哥哥，那時候還沒有免學費），母親經常要看我大娘臉色。三叔一家見了我們也是躲得遠遠的。
我曾經和我母親對話：媽，我經常上課上到一半就餓得不行，吃什麼能讓我不餓啊？
母親：可能吃肉的話就不餓了吧。
說完這話，母親就流淚了。我們連肉都吃不起，營養不良的我直到上高一的時候，身高也才一米四，與全班最矮的女生坐在一起。
有一次，我姐姐的班級要買一把小鎖將自己的桌子鎖起來，5毛錢，我母親拿不出來。這不是在新中國剛成立，那時候已經快2000年了，5毛錢這種小數目卻可以難倒我們一整個家。母親讓姐姐去三叔家借，被三叔罵出門。
我的姐姐，一個小學生，因為向自己的親叔叔討要5毛錢，被叔叔罵出家門。
這樣的家庭當然沒有機會上酒桌了，甚至在父親回到家裡之前，我連過年吃年夜飯的記憶也沒有，因為我們貧窮到年都過不起。
父親對我很失望
初中以後，父親回到了家裡，家裡情況漸漸好了起來，大娘也成了親大娘，三叔也成了親三叔，可是我性格幾乎定型，很難改變。
父親對我們不和他的兄弟親近很失望，父親說：他們是我的親兄弟，是我的親人，你們為什麼這樣？
父親經常責怪母親對兩家的怨恨傳播給我和姐姐，讓我們也無法與他們兩家親近，甚至在生意不順時，對我母親大打出手。
一次過年，在記憶中是我第一次坐在整個大家族的飯桌上，父親第一次命令我給在座個親戚敬酒，可是我根本不認識他們都是誰，而且根本不知道面前的這杯酒究竟該怎麼喝，從小沒有與外人打過交道的我，對於這些人際交往更是感到恐懼。三叔家的兒子，我的堂弟，在這時熟練地拿起酒杯，說著熟練地話，將酒杯裡的酒一飲而盡。
父親第一次對我表達不滿：還不如你弟弟，難成大器！
而後在我面前不吝溢美之詞將我堂弟誇了個底朝天，我窘迫極了。
往後的日子，我都很抗拒上酒桌喝酒，每次父親表達出讓我喝酒的意願，我都不接茬，他每次都表達失望，並毫不吝嗇地打擊我：將來沒有出息。
這也讓我覺得，現在身為千千萬萬平凡白領中的一員的我，不配出生在自己的家庭。
我的反抗
“一點都不像我。”成了我父親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大學時，我才稍微敢同父親講話，在瞭解到家庭環境對於小孩性格影響的重要性之後，我彷彿給自己的表現找到了合理的藉口，我第一次向父親表達了：我現在這樣，完全是受家庭影響。
父親完全無法理解我這種將自己的過錯歸咎於他身上的說法，暴跳如雷，說：你看看你三叔家，看看你大爺家，都是從小這樣長大的，哪個像你一樣膽小地不敢在飯桌上說話？
這讓我認識到教育對於認知寬度拓展的重要性，也讓我意識到對於小學都沒有畢業的父親，講兒童心理是對牛彈琴。
從此我很少再表達自己的觀點，只是我行我素，對於父親的要求，我依然不理。
我們的妥協
在一個工作的午後，手機收到了一條通知提醒，父親將他的緊急聯繫人設置成了我。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父親變了很多。他跟我說話開始小心翼翼了。
可能是從，我退伍回來給他帶了一雙雪地靴開始；可能是從，我衝他發火開始；可能是從，在我和母親的視頻裡看到身在外地的我哈欠連天開始；可能是從，我冷言冷語以一個自立人的身份和他交流開始；可能是從，他開車時差點栽到坑裡開始；可能是從，我姐出嫁開始；可能是他老了。
大概這些原因都有。
在酒桌上，他不再提自己的光輝過往，說起我，裝作毫不在意的說一句：哎呀他呀，在上海，給人打工，沒啥出息。 說上海倆字時，格外清晰，生怕別人沒聽到。
我也變了，我開始在飯桌上端起酒杯迎合，我明白了，父親認為我不去和他們喝酒是表明了我不與他們結交的態度，雖然我並沒有，但是北方農村出來的他們，顯然是不可能理解我的行為，為了不讓父親難堪，我也會喝的頭暈目眩，那次在廁所，遇到了同樣搖搖晃晃的父親，他說：不孬。
我不再怨他了，有時候也覺得自己偉大。
最後
有一天，父親打電話給我：“前兩天我北京的一個朋友，說要把他女兒介紹給你，他女兒是公安系統的，家裡有錢，在北京有房，如果將來結了婚，小孩兒能上個北京戶口。”
“就是大了點，比你大五歲，我當時就拒絕了，這不是賣兒子嗎？”
我聽了好笑，他連催我找對象這事，都說的那麼曲折。
我是怎麼說的呢？
“也不問我一下就拒絕？爸，以後這種事，可以先和我商量一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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