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世界都被一個東西攪得人心惶惶，叫苦連天，是什麼呢？沒錯，就是新冠病毒。有些媒體更是評價這個病毒，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難對付的病毒之一，看完這個推測，咱們平頭老百姓難免內心恐慌啊，這以後還怎麼敢輕易出去逛街，還怎麼吃火鍋、怎麼旅遊、怎麼找對象啊。誒，怎麼還扯上找對象了。找對象不耽誤啊。
總而言之，這次疫情，的確影響重大。不過，先別緊張，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歷史上大小疫情不斷，但祖先們每次危機都能克服萬難，平安渡險，咱們何必過於恐懼？畢竟現代醫療水平，以及社會應急能力那可是遠超古代的。
或許有人說，你這都是胡說八道，你怎麼知道古人疫情什麼情況？巧了，我剛剛去查閱了相關資料，大概梳理了一些古人應對疫情的方法，有些甚至對今天的防疫措施還有啟發作用，特此整理，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才說中國歷史上大小疫情不斷，可不是我瞎說，這是白紙黑字寫在典籍中的，現代學者通過考證、統計，基本能夠掌握自西周至今大約三千年的疫病情況，筆者根據張志斌《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書的記載，挨個數了一下，得到的結果是多少呢，自西周至1840年，發生疫病的數量高達1022年次，有人說這數字太高了，不敢相信，說實話，我一開始也不敢相信，於是又去查閱了《中國傳染病史料》和其他相關論文，發現專家們對於總數確實還沒有形成共識，有說600多次的，有說800多次的，原因複雜，在此不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真實的數字，只會更多，不會更少，也即是說，中國歷史上，平均每3、4年就會發生一次大疫情。
每3、4年就一次疾病大流行啊各位！看到這組數據各位還幻想穿越古代嗎？反正我是不想了。
話說回來，古人瘟疫頻發，他們是怎麼一次次化險為夷呢？這本身和古代醫療知識的發達有一定關係，也和當時的防疫措施有關。
瘟疫橫行之時，發揮最關鍵作用者莫過於醫家，尊重並最大程度發揮醫家的專業作用，是扭轉疫情的要點，這一點古今中外都無例外。古代中國醫家擅長博採眾法，古今融匯，常能創立新方，比如漢代張仲景、明末吳又可、清末伍連德，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不再詳述。
除了依靠醫家之外，古人常用的一項醫學措施就是隔離防疫。經歷過年初舉國抗疫的各位恐怕不會不明白隔離防疫的含義吧？最早記錄這項防疫措施的是《漢書·平帝紀》，說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當時既鬧旱災、蝗災，又有瘟疫，於是官府將得病之民，均帶到空宅隔離，並配給醫藥。此後歷朝歷代都有官辦隔離機構，唐代還規定由僧人開設養病坊，這些機構大多有專門名稱，比如南朝蕭齊時叫“六疾館”，宋代叫“安濟坊”，元明有“醫藥局”，清代更是有專門的“治痘章京”這一官職，專門檢查京城中的天花患者，一旦發現，立刻遷出到城外隔離區治療。這樣算起來，隔離治療在中國至少已存在了兩千多年，足以見得這是一種絕對有效的措施，看來，在科學規律面前，是沒有古今區別的。
古代民間的醫學防控則相對複雜，由於宗教活動和民俗活動的繁盛，加上巫醫的存在，古人為解決民間防疫確實費了不少精力。咱們不妨想象一下，假如你就是一位地方防疫官員，你的一天可能是這樣度過的：早上，你得組織篩查、隔離、治療病者，中午，你要監督建設醫療機構，給各鄉各縣派醫送藥講醫書，還要組織掩埋死者屍體以切斷傳染源，同時禁止大範圍的聚集活動，下午，控制非法巫醫、打擊違法犯罪等等，哎呀，想想就已經夠頭疼了，這還不算完，重點是，你的這些科學決策，恐怕已經觸犯了民間的倫理道德，破壞了一些人的信仰體系，說不定到了晚上，會有一批鄉紳士儒找到你的府上，嚷嚷著要你解釋，聖人說“三日而後殮者”，你為什麼不允許靈堂守孝，反而要就地掩埋？說不定還有一批善男信女，哭著鬧著要你准許他們去參拜集會，否則神靈怪罪，擔待不起，肯定還有鄉民要你開放驅儺活動，就是挨家挨戶跳大神，不然疫鬼不散，民眾睡不踏實……各位，容易嗎？疫情當頭，從古到今基層工作都不好做啊。
當然，只要醫學方面措施得力，防疫工作就事半功倍了。不過這還不是全部，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古人也有應對方案。
在以農業為主導的古代社會，瘟疫對民生的破壞力是難以估量的，由於瘟疫的橫行，很多農民失去了播種的最佳機會，很多城市底層工作者失去了生活來源，這不僅會造成饑荒，還可能會造成流民群體的增多，如若坐視不管，勢必會對社會穩定造成負面影響。為了將破壞降到最小，古代官府經常會在重大疫情期間，向民間派發錢物，開倉放糧，繼而減免稅賦，以保障民生經濟。這一點，數兩宋期間最為頻發，共計33次，也無怪乎兩宋被稱為古代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時期。
再說說政治方面。防控疫情必須要求民間、醫家和政府機構的緊密聯動，而古代中國最能主導這種聯動的就是政府機構，其中又數中央政府機構是最強有力的指揮中樞。故而歷代疫情，都少不了政府機構的介入，政府舉措妥當與否，也可能直接影響阻抗疫情的進展。
其實上述絕大多數措施的實施，都離不開古代政府機構的參與。除此之外，還有派遣官吏督察、反饋信息，考察政績、適當獎懲；完善醫療體系等，這些在現代也依然是適用的措施。
當然，有些政治措施，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甚至可笑。比如說，史籍載，不少皇帝一旦得知民間重大疫情，必然要去祭祀、占卜，祈禱上天降幅於民，然後向全天下發布“罪己詔”，大意無非是以一種誠懇的態度反思自己，求問上天神靈：“是不是我哪裡做的不好，犯了錯誤，所以神靈要降災，如果要懲罰，就罰我一個人吧，我替天下蒼生求求各位神靈了。”哎呀，天下臣民看到罪己詔後，無不感激涕零，更加擁戴這位天選之子了。當然啊，當時臣民怎麼想，誰也不知道，皇帝下這個詔時心裡是真誠悔過還是隻想作秀，誰也不知道。畢竟都成為歷史，一切終歸煙消雲散。
平心而論，有不少朝代的政治措施是相當有效的，比如兩宋時期，那是公認的古代中國防疫制度最完善的朝代之一。儘管如此，還是會有問題。在《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這本書中，對此有詳細的論述。比如說皇親國戚、軍人富賈的醫療條件優於普通百姓，造成社會差距進一步拉大，不利於長久穩定；再如由於救濟、隔離時管理不當，造成新一輪病毒傳播；又如地方官員瀆職腐敗，“匿災不報”或指揮不利，造成疫病反覆流行；還有防疫措施過當造成民間輿論和社會治安的失序等。有些問題屬於古代所屬，當代所無，而有些問題，其實非常值得今人重視。
好，說了這麼多，無非是想簡單總結一下中國防疫史上的經驗和教訓，以史為鑑，助力當下的抗疫。最後，衷心希望中國和全世界都能平安渡過這次危機，直到年年春暖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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