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眼睛忠實接收了光線，但是我們到底看見了什麼東西，這事只有大腦說了算。
想一想1992年那場著名的洛杉磯騷亂，如果不是長期以來種族歧視造成的各種惡意和誤解，白人警方對於黑人羅德尼·金“使用過當武力”，或許也不會演變成一場遍及全城的黑人和拉丁裔的暴亂（整起事件造成各方約1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並有約53人死於暴動中，數千人受輕重傷，11000人被捕）。
暴亂中被捕的鬧事者。
除去媒體具有誘導性的報導之外，雙方究竟對於事實是如何認定的呢？這種各執一詞的情況在人類生活中絲毫也不陌生。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我們眼中自我認定的事實或許要比我們認為得更加撲朔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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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誰回憶起1951年11月達特茅斯隊對陣普林斯頓隊的橄欖球賽，都會同意這場球賽慘烈異常：一位普林斯頓隊球員因鼻樑骨折退場，一位達特茅斯隊球員因腿骨骨折退場。
比賽結束後，兩支球隊都指責對方球員率先使用暴力，至於“到底是誰先挑起事端”兩隊爭論不休。這個現象讓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哈德利·坎切爾（Hadley Cantril）、達特茅斯大學的心理學家阿爾伯特·哈斯托弗（Albert Hastorf）很感興趣，他們一起合作研究試圖搞清楚：對於賽場上發生的客觀事實，為什麼兩支球隊的認知有著巨大區別？
哈斯托弗和坎切爾決定進行一項非常簡單的測試，他們要求兩所大學的學生觀看這場比賽的高光時刻錄像，還要求這些學生在觀看過程中扮演裁判。這次實驗的結果並不出奇，即使不在賽場上，這兩所大學的普通學生同樣對於誰犯規的問題產生了巨大分歧。
兩位心理學家總結道：“就好像兩支球隊的球迷看到的是不同的比賽。”他們在1954年發表了一篇至今都極富影響力的論文，文中記錄道：“很明顯，這不是一場球賽，而是多場球賽的集合體，而且每一個被人口口相傳的版本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正如其他版本對於其他人一樣確鑿可信。”
普林斯頓隊的球迷希望自己的球隊是正義且無辜的，達特茅斯隊的球迷也是如此。（psycnet.apa.org/record/1954-07342-001）
只看得到符合自己預期的事物，這種機制被稱為動機性感知（Motivated Perception）。還有一種很相似的概念，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指的是人們總是傾向於得出更接近於預期的結論。
儘管普林斯頓、達特茅斯兩所大學合作的該項研究很著名，但仍然遺留下一系列疑點，畢竟當時的研究人員並不知道雙方球隊的球迷是真的“看到了”不同版本的比賽，還是單純聲稱自己看到了。換句話說，當年那些球迷也有可能撒了謊。
正是這個核心問題吸引著今天新生代的心理學家們，讓學者們不斷碰撞出各自的聯想。
作為共同作者之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後研究員梁源昌（Yuan Chang Leong，譯註：音譯）最近在《自然·人類行為》（Nature Human Behavior）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神經學實驗論文。實驗證明：人們的確能夠“看到”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現。 梁說：“在不同人的眼中，居然真的看到了不一樣的事物，研究這一點可以讓人更好地瞭解其他人的想法，更好地與他人產生共鳴。”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2-019-0637-z）
這樣的研究同樣也可以幫助人們瞭解自己，並且令人心懷謙卑地意識到，我們對世界的感知並不總是反映了世界原本的真相。想要理解我們的大腦到底是如何感知這個世界的，你最先應該知道的是：大腦總是在進行猜測。
你的大腦是如何感知這個世界的
兩個人看著同一幅照片卻看到了不同的事物，如今我們已經知道此事的確可能發生了。還記得那條裙子吧，2015年這張病毒傳播的照片引發了驚人的爭論，一些人看到了一條藍黑相間的裙子，另一些人看到了一條白金相間的裙子。這一現象是怎樣發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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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將一定量的光線射入我們的眼中，而這些光線所包含的信息可以用兩種方式進行解讀。我們的大腦將自動選擇其中一種解釋，摒棄掉另一種解釋，並且相當執著於選擇的結果。
這就是我們大腦在運轉時的真相：就算眼睛忠實地接收光線，耳朵接收聲音，鼻子接收氣味，然而我們處理這些信息得出的最終結論並不一定與真實的世界保持一致。
紐約大學的神經學家傑伊·範·巴維爾（Jay Van Bavel）解釋說：“我們眼睛所在的位置與大腦中處理圖像的部分距離其實很遠，因此那些圖像信息必須經過神經元一路抵達大腦後方區域（也就是視覺皮層所在位置），當這些信息不斷湧入大腦後方，我們才得以慢慢地把視覺信息拼湊起來。”
然而就在我們重組這些視覺信息的時候，其結果會被大量因素干擾，比如，我們的關注點以及對周圍環境的理解都會影響視覺信息的解讀。不同的人對於那條裙子的顏色產生不同的理解很可能來自一個認知差異：
你是認為裙子處於陰影之中？還是光照之中？
© XKCD
再比如，下方是一幅經典埃賓豪斯幻象圖案（Ebbinghaus Illusion），橘黃色的圓形面積一樣，但是看起來左邊的似乎更小一些。對此，學界仍然在爭論其具體成因，但總體來說：造成認知誤差的根源是該圖案中的額外信息，也就是環繞在橙色圓形周圍或大或小的淺藍色圓形，是它們讓大腦做出了錯誤的猜測和判斷。
（www.illusionsindex.org/ir/ebbinghaus-illusion）
© The Illusions Index
除此以外，人們的預期和刻板印象也會左右自己對於事物的感知：很多人認為黑人體型更大，更具威懾力，這種刻板印象已經超過了實際情況。就連警察也會把掏錢包的動作解讀為掏槍，並釀成慘劇。
（soar.wichita.edu/handle/10057/15052）
動機（譯註：此處動機指的是心理學意義上的“決定行為的內在動力”）也是一個影響因素，特別是當某事物傳遞的信息本身有歧義，我們就傾向於看到自己預期的事物，就像那條裙子。
心理學的研究者們很早就發現，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獎勵也能改變人們對事物的感知結果。比如下方這張經典的心理學研究圖片，你看到的是什麼？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這張圖既可以看成一個驢頭，也可以看成一隻海豹。2006年，心理學家艾米麗·巴爾塞蒂斯（Emily Balcetis）、大衛·唐寧（David Dunning）通過一系列實驗展示了他們可以激勵實驗參與者看到其中任意一種結果。
在其中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要求參與者們進行一項遊戲，不停地尋找屏幕中出現的動物圖像。如果他們找到了農場中的動物，可以獲得加分，但如果找到了海洋生物就會被減分。遊戲結束後，高分玩家可以獲得一顆糖的獎勵，低分玩家將被懲罰吃罐裝豆子。（不得不說這個懲罰有點兒奇怪。）
（www.ncbi.nlm.nih.gov/pubmed/17014288）
在實驗中，參與者們看到的最後一張圖片就是上圖，如果看到驢子意味著他們能得到高分，參與者們就表示自己看到了驢子。反過來，如果研究人員告訴參與者們找到海洋生物可以獲得高分，那麼他們就會把這張圖看作是海豹。
這個實驗看起來當然很酷，然而無論是本次實驗，還是改變測試條件的類似實驗，都並沒有回答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參與者真的看到了那些圖像嗎？還是出於目的性謊稱自己看到了那些圖像呢？
大腦掃描顯示我們真的有可能看到不同的事物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梁的團隊設計了一項與巴爾塞蒂斯、唐寧實驗相似的測試，但這一次他們對實驗參與者的大腦使用了磁共振掃描儀，藉此更好地瞭解人們在解讀這些模稜兩可的圖片時，大腦內到底發生了什麼。
研究人員一共對大約60名實驗參與者進行測試，對其中30人使用了磁共振掃描儀。（本次實驗的樣本數量的確很少，因為在研究中使用核磁共振掃描需要耗費大量經費。）
與巴爾塞蒂斯、唐寧實驗相似，這一次研究人員同樣設計了一項遊戲，實驗參與者將不斷看到混合在一起的圖像。比如下面的兩張圖片，每一張圖片都是由面部照片、環境照片疊加而成，而且兩張照片均以50%的不透明度相互疊加。
© Yuan Chang Leong
© Yuan Chang Leong
實驗者還準備了大量類似圖片，有些是面部照片更明顯的，也有一些是環境照片更明顯的。研究人員對實驗參與者提出的要求，只是讓他們憑第一反應說出自己看到的圖片到底是更像一個場景，還是更像一張面孔？如果他們能正確判斷圖片中人像與環境照片哪個更明顯，就能直接贏得一些獎金。
聽起來很簡單？
實則不然，因為梁讓遊戲變得更復雜了一些，他解釋說：“在這個簡單的規則之上，我們還希望誘導實驗參與者自發地產生偏向，讓他們自己期待能看到其中一種照片。”
於是，在每一次熟悉規則的試玩之後，研究人員會告訴實驗參與者，除了提高判斷正確率以外還有一種方式獲得獎金：只要他們不斷點擊下一張圖片，並且刷出了更多場景更明顯的圖片即可。或者，研究人員還會換一種方式告訴參與者：如果他們在點擊下一張圖片時不幸刷出了那些面部照片更明顯的圖片，就會從已經獲得獎金中扣除一部分。
然而，儘管增加了這樣一項規則，在遊戲中參與者仍然可以通過100%的判斷正確率來獲取最高額的獎金。
在遊戲中，參與者們為了降低遊戲難度，紛紛傾向於渴望刷出更多張圖片，儘管他們自己也很清楚這種遊戲策略無法帶來最高的回報。
想要看到面部照片或場景照片的渴望是難以抑制的，即使這種玩法直接傷害了遊戲參與者的利益，遊戲參與者也的確更容易看到研究人員誘導他們看到的內容。梁說：“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我們得出的數據並不存在反應偏差（Response Bias），因為參與者們好像是在通過遊戲中的答題偏向傷害自己的利益。”（譯註：反應偏差是一個調查與測試中用到的通用術語，指的是參與者出現某種故意做出錯誤回答、無效回答的傾向。反應偏差可以由多種因素造成，比如參與者希望扮演一個好的實驗對象，或提供符合社會期望的答案。）（soar.wichita.edu/handle/10057/15052）
好了，進行到這一步，本次實驗基本上還是複製了經典論文中的經典實驗，不過仍然沒有解決核心問題。
為了得到新的發現，研究人員對一半數量的遊戲參與者進行了磁共振掃描。當我們看到面部照片、場景照片這兩種圖像時，大腦通過核磁共振表現出的活動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實驗中，研究人員忠實記錄了每一位遊戲參與者在看到每一張圖片時的大腦活動反應，無論他們自認為看到的是面部照片還是場景照片。
實際上，當實驗參與者看到那些含混不清的圖片時，研究人員非常清楚他們的大腦到底是將圖片理解為場景還是人臉。
最終，本次實驗得到了一些實驗證據：如果實驗參與者被誘導看到人臉，他們大腦中的面部識別區域的確會變得更活躍，反之亦然。儘管這一證據並非完美，但仍然可以證明參與者的主觀判斷可以被自身動機影響、改變。之所以說它不是完美證據，是因為仍然無法證明這些大腦活動反映了真實的主觀感受。
梁認為：“如今我們還沒有任何進入主觀世界的有效手段，本次實驗與論文之所以更近了一步，是因為我們通過神經活動觀察了大腦在處理圖像時的反應。在我看來，應該說這次實驗獲得了一些新的證據，證明實驗參與者們至少在大腦中以不同的方式在處理相同的圖片。”
梁總結說，本次實驗可以證明兩點，首先，我們的確會出現感知偏差；不僅如此，我們對結果的預期同樣可以被影響產生偏差。
這兩種偏差“雖然不是永遠同時出現，但大多數情況如此，”梁補充說，“少數參與者表現出了預期偏差，但他們的感知並沒有偏差；反之，也有少數參與者感知出現了偏差，但預期沒有被影響。”
對此，我們還能做什麼
2006年，紐約大學心理學家巴爾塞蒂斯與唐寧發表了那篇著名的論文，並一舉領先了其他動機性感知領域的研究，當時巴爾塞蒂斯表示，儘管人們有多種感官，但總是最信任視覺。（可惜的是，她並沒有參與這項最新研究。）
當時她還提出：“人們總是保持一種天真的現實主義，好像我們眼中所見就是這個世界最真實的樣子。”的確，這種天真的現實主義是我們每個人的盲區，其本質是一種盲信，認為我們的感知可以如實反映客觀世界。正因如此，當我們盯著那條裙子的照片（還有其他類似圖像），我們會變得很固執而且難以相信：別人怎麼可能看到了完全不一樣的景象呢？
恰恰是這種念頭，可以引爆劇烈的衝突。
洛杉磯暴亂中，在4名被指控毆打羅德尼·金的警察被無罪釋放後，洛杉磯警察在洛杉磯市政廳對抗一名抗議者。© UCLA Newsroom
當梁在《自然·人類行為》發表自己的論文時，倫敦大學學院的認知精神學家塔裡·沙勒特（Tali Sharot）還在該期刊中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並進一步指出：“正因為完全同樣的事件被兩個人理解，並得出兩個矛盾的意見，其中任何一方都會更加固執地堅守自己的意見。”
這就會引發體育界常見的球迷衝突，也會讓那些反對黨在觀察世界的時候看到各種各樣的威脅。範·巴維爾也表示：“每一種錯覺——你可以把種族主義視為一種社會群體錯覺——都有著各不相同的滋生過程。”的確如此，各種各樣的動機、期望以及偏見都會讓我們在感知世界時得出這樣或那樣的不同結論。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大腦有毛病”，也不是指我們再也無法相信眼見為實。巴爾塞蒂斯曾經表示，“在大多數情況下，大腦還是很聰明的。”我們的大腦的確稱得上可靠，因為它不僅有預見性，而且每時每刻都嘗試高效處理問題。
面對偏見，真正的困難在於偏見總是悄無聲息地就佔領了我們的心智。我們並不能時刻覺察到自己的動機和期望是什麼，不僅如此，就算這些偏見不符合我們自身的利益，我們還是有可能被它們深深迷住——正如梁的團隊在實驗中展示的那樣。
但是他希望人們能意識到偏見的存在，哪怕只是僅僅察覺到這一點，它會引發人們花更多的精力反思自己也許是錯的。梁認為：“當你意識到自己有某些偏見，你就已經獲得了某種心境、某種可能性，接著就可以自覺地做點什麼去應對偏見——也許你的應對措施未必有效，這一點誰也無法保證，但你已經有可能做出改變了。”
巴爾塞蒂斯也在進行一項新的研究，她告訴我，自己正在嘗試影響人們改變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比如，在一項正在進行的研究中，她給實驗參與者們展示了一段視頻，其內容是警官與市民之間的一場爭吵，在實驗中，她和團隊告訴參與者們：“請保證你對警官和市民投入了同樣的關注。”她很好奇，在得到這樣的指示之後，參與者對雙方的關注程度會出現什麼變化？這些變化會讓他們做出怎樣的判斷？他們到底會認為哪一方該為衝突負責？
值得注意的是，就連梁本人也坦言，當他自己進行實驗中的遊戲時也會出現各種偏差。他說：“想想看，我完全知道這項實驗是怎樣設計的，但是我還是在自己的數據中發現了偏差現象。平心而論，至少我個人認為我的那些認知偏差是我做出的某種猜測。總之，這次實驗讓我感到很謙卑，它提醒我自己不可能永遠是對的。也許我眼中的世界是這樣的，但這絕不是理解世界的唯一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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