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醫護人員將病人送往美國紐約布魯克林一家醫院的急診室。攝影/郭克
多年前，科幻作家劉慈欣在跟科幻評論家江曉原的一次對話中拋出了一個直擊靈魂的問題：“假如人類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們三個攜帶著人類文明的一切。而咱倆必須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嗎？” 老百姓不像作家那麼彎彎繞，咱們一般這樣問：“你媽和你媳婦掉水裡先救誰？” 不論怎麼問，在生命之間做出價值判斷和利弊取捨對文明社會中的人類來說，就像那個找不到廁所尿了床的噩夢一樣，總是能讓人嚇出一身汗，過後卻也可以自我安慰說，這樣的事根本不可能發生。
但現在，美國抗疫走到今天，人們面對的就是這個終極追問似的難題。
4月4日，美國確診病例超過30萬，死亡8000人；紐約確診病例近12萬，死亡超過3500人。從4月2日到4月3日午夜，紐約市有562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相當於每兩分半鐘死一個人。到4月4日，紐約州新冠住院人數為1.5萬人，其中4000人在重症監護室。在4日的記者會上，紐約州長柯莫感謝馬雲基金會、蔡崇信夫婦基金會和阿里基金會向紐約捐贈的1000臺呼吸機以及俄勒岡州捐贈的140臺呼吸機，這些將幫助紐約緩解燃眉之急。
但呼吸機的缺口看上去仍然像個無底深淵。紐約州需要1.7萬臺呼吸機才能度過難關，而目前美國的戰略儲備庫裡一共只有1萬個，還得照顧全國的需求。
全國很多地方的情況也都不容樂觀。波士頓佈雷漢婦女醫院重症治療醫生拉瑪斯（Daniela J. Lamas ）在4月3日的《紐約時報》上撰文，記述了一位新冠感染重症病人家屬的來電，家屬請求醫生不要因為自己的太太身患癌症，就在呼吸機不夠用的時候給她拔管。
“你不瞭解她，他說，是，她有晚期癌症，但在這場肺炎之前，她還在醫院病床上通過電腦開工作會，她聰明得像精靈一樣，我們還有很多人生計劃，有很多地方還想一起去看看。”拉瑪斯醫生寫道，“這時候我才明白我這位病人的先生是什麼意思，他是想向我證明，他的家人是值得救的。即使我現在可以跟他說我們醫院呼吸機還夠用，我們會盡可能救治他的太太，若非家屬提出，決不會拔管。但我還是渾身顫抖，因為以後這樣的對話會越來越多，總會有一天，我的回答可能會有所不同。”
事實上，美國的很多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已經開始為這種至暗時刻做準備。 3月30日，哈佛大學醫學院醫德中心以全體研究人員的名義在《波士頓環球報》上發表文章，呼籲醫療機構準備好面對“危機時期道德標準”。“多年來為應對可能到來的全國或全球疫情危機而制定的這套道德標準，要求醫療機構從平時著眼於向每位病人提供最好的救治轉為從全局考慮的模式。這是我們能夠在保持職業操守的情況下，對所有病人盡到責任的唯一方法。”文章說。
什麼叫從全局考慮？說白了就是為達到群體最大利益而犧牲一些個體的做法。但所謂“這套道德標準”其實只是個統稱，美國並沒有一套統一的標準指導醫護人員應該如何去顧此失彼，醫療機構和地方政府只能按照各自的心理承受度做出自己的選擇。
九年前發生禽流感之後，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教授懷特（Douglas White）就開始研究一套危機時期醫院對病人的評分機制，根據救治病人人數和病人預後兩個指標，按照病人當下在醫院的存活概率和出院後一年、五年的存活概率對病人做出評估，優先救治有希望活得更久的病人。疫情開始後，已經有40家醫院決定採納這套機制，賓夕法尼亞州也根據這套評分體系擬定了全州醫院救治優先排序的草案。
而現在，有些醫院連制定表面上相對客觀標準都顧不上了。上個星期，底特律的福特醫療系統（Henry Ford Health System）向下轄六家醫院的醫護人員發出一封內部備忘錄，信中說，“因為物資緊缺，我們需要仔細籌劃，生存機率高的病人是我們的第一重點，必要時可以對在呼吸機上或重症室中已經有一段時間卻沒有好轉的病人終止治療。”
備忘錄被媒體曝光以後掀起軒然大波，在美國這樣一個建立在基督教教義基礎之上的國家，人們相信只要上帝才有權主掌生死，而醫院拔管和殺人沒有區別。但即使是按照懷特教授的看似客觀公正的評分機制對個體生命的價值做出評估，在這個把“人皆生而平等”寫入《獨立宣言》的國家，也無異於在人們的道德理念上投下了一顆炸彈。
美國人對醫療機構在生死問題上應該扮演的角色一貫持保守態度，當年奧巴馬總統推出全民健保方案之後立刻引起強烈反彈，反對者的一記重拳就是宣稱全民健保是由國家統一分配有限的醫療資源，等於由國家和醫院決定民眾的生死。
這套健保法案中原本有一個條款，要求保險公司為醫護人員報銷向病人提供臨終關懷諮詢費用，本來是為了鼓勵更多民眾提早做好臨終計劃，卻引得前阿拉斯加州長佩琳為首的保守派，直接把該條款叫做“奧巴馬死亡委員會”。 因為來自全國的壓力太大，奧巴馬的全民健保方案最終砍掉了這條。
在墮胎問題上，美國人這種對生死的理念體現得更為明顯。反墮胎者認為生命應當從未成人形的胚胎算起，去年阿拉巴馬州通過的反墮胎法，甚至將強姦、亂倫導致的懷孕也列入禁止墮胎的範圍，為這些懷孕女性做墮胎手術的醫生將面對法律的制裁。如今，醫院因為物資不足要對一些已經來到這個世界的生命宣判死刑，可不就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嗎？
但新冠疫情帶來的關於生命價值的道德拷問，並不止於病房之中。居家避疫拉平曲線和經濟停擺民不聊生之間的矛盾，說到底是也一種全民參與的生命價值的博弈。
一些專家估計，如果不採取任何隔離措施任由病毒傳染，美國將在半數人口被感染之後獲得全民免疫，而新冠感染後的死亡率差不多是1%，按照這個比例計算，在不採取措施的情況下，美國新冠死亡人數差不多會是170萬，其中很多可能是老弱病殘。
而封城之後經濟受到重創，之前已經有研究表明，大蕭條時期的經濟狀況低迷的確曾導致自殺率上升，也有學者指出失業後窮困潦倒的人在生病之後更容易死亡。而3月進入攻堅戰以後，美國已經蒸發掉70萬個工作崗位，專家預測還有至少2000萬個工作崗位會在抗疫中消失，單是三月份最後兩週申請失業金的人數就達到了1000萬。
兩害相權哪個輕？這要看你問的是誰。比如69歲的德州副州長Dan Patrick在3月23日的電視節目中就說：“要我說就讓大家回去工作，恢復正常生活，大家聰明一點，我們這些70歲以上的人就自求多福，但不能讓整個國家為我們犧牲。”
特朗普總統在3月23日的記者會上提出“我們決不允許藥比病更傷人”，也是出於這種考慮。
按照他當時的計劃，美國人現在差不多已經要結束居家避疫，恢復正常工作了。這個計劃把全國人民嚇得不輕，以至於特朗普曾經一度放棄，但在4月4日的記者會上，他再次提出要儘快恢復正常的工作，“不能總是這樣下去”。
以170萬人的生命來換全美國3.27億人活下來的機會，你換還是不換？這和大劉那個“吃還是不吃”的問題簡直異曲同工，不管你給出什麼樣的答案，從道德角度看都是錯的。
但在生存壓力面前,有多少人還有功夫去考慮道德的事呢？人這個物種原本就是物競天擇的產物，我們常常誤以為是精神文明給了我們高於其他生靈的道德標準，但其實說到底物質文明才是根本。
窮國不能做到的眾生平等，富國在手頭緊的時候也一樣做不到。對生命的漠視往往是捉襟見肘時的迫不得已，對生命的尊重往往也是倉廩豐實之後的水到渠成。所以在疫情面前，各國之間那些基於道德標準之上的仰視和俯視，看起來實在是件很荒謬的事。閱讀更多 《中國慈善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