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想必60、70后都记忆犹新吧。
还真别小看大喇叭，农忙季节，听天气预报全靠它。特别是早上七点之后，大人得停止手中的活或者放下手中吃早饭的碗、筷，神情专注地听，听清楚了，一天的农活好安排了。
我那会儿在大队小学读书，中午十点四十五分放学。没有一个男生急着回家，都不约而同地耐在学校，把老师上午课堂上布置的作业做完，往家里跑。
中途，倘若肚子感觉饿了。在路边的山芋地里，瞅哪个山芋塯子上裂巴开的大，扒开来刨个大山芋边吃边跑。
到家慌忙地划了两口饭，要赶着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
我家后门口原先有一棵大枣树，离大枣树大约一百五十米远的电线杆上有一个大喇叭。
每天中午，我一边在大枣树下用黄豆包牛，一边兴高采烈、专心致志地听《岳飞传》。
父母看我在包牛，就不会安排我其它事了。我小姐姐静不下心来听，老是在父母面前揭穿我的阴谋。
不成想我老小，母亲袒护我，她每次告状结果很不理想。
到了学校，我们男生乱糟糟的就像竹园里的雀儿，“叽叽喳喳”的学评书中呆子牛皋的那“三招半”：“砸脑袋呀、掏耳朵呀、轧眼睛、捎带脚。”
吹上劲了连上课铃敲响都听不到，常常被老师拉出去站在教室门外面。
有一天中午，大队广播员把音量开低了。急得我团团转，大喇叭下面跑了无数趟。后来我找了一根长竹篙，把喇叭口捣的正对着大枣树。等声音正常了，就感觉有点吵，但听起评书来过瘾极了，刘兰芳学的马蹄声就踏在我的心头上。
父亲有点嫌吵，问：“大喇叭成仙了，颈子也会动？怎么突然间口子对着我们家喊。”
母亲知道，怕事情败露，开始敷衍：“还不是风刮的，回头叫老三用长竹篙把它捣过去。”
“本来就是老三捣过来听书的。”小姐姐从来就没放过我。
父亲把酒杯朝小桌子上用力一顿：“你不好好读书，初中考不上回来放牛。”
从那以后，我跟小姐姐避而远之。不喊她、不跟她说话，一个叛徒有什么话好说的。
要不是有一天晚上大队放《牧马人》电影小姐姐买了一个麻花送给我吃，哼！这一辈子我也不想认这个姐姐了。
《岳飞传》讲完了，我再也不关心大喇叭了。
后来，不知不觉中我发觉大喇叭口子又开始正对着我家喊了。我就找到父亲告状：“喇叭口子又对我们家了，这次肯定是小姐姐捣的，反正我没捣。”
“你还蛮肯劳神的吗？我看你放暑假了，广播员老黎放扬剧《秦香莲》跟《洪湖赤卫队》好听，你妈也喜欢听，是我捣过来的。”父亲一脸不是一脸地堵我。
我哑口无言。刚巧小姐姐从菜园割完韭菜迎面回来听到后，一个劲地拿右指头在脸上羞我 ，我脸涨得通红。我告状失败，我成了《红灯记》里的叛徒王连举。
后来我到乡里上初中，住在亲戚家，一个礼拜才回来一趟。
回来之后，听说大队播音员老黎上集捞小猪，在黄岗下坡子被车子撞死了，车子也跑掉了。全大队人都在议论这个事，惋惜老黎的人还真不少。
又过了有一个礼拜我正在家做代数题作业，队长表叔风风火火走到我们家，递给父亲一根烟：“表哥！后面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是不是你拆的？今天去开会还是人带信给我的。会议上我被书记点名批评，生产队大喇叭被人拆了你不知道，通知喊了多少遍你不来开会，你这个队长怎么当的？啊！”
父亲理直气壮：“你叫书记有本事当我面讲，播音员用他儿子！难道我们大队没得像老黎这样的人了吗？一天到晚放的那个叫什么东西？记着我的爱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污七八糟的脑袋都要吵炸了。我不拆？我还没到大队找他，算便宜他的了！”
父亲火爆脾气在全大队是出了名的。再喝点酒，“疯脾气”上来多少人抵挡不住。
表叔只能眼看着父亲牢骚，心平气和地问：“那大喇叭呢？”
“大喇叭被我拆散的了，壳子我拿它吊在房梁上罩咸货呢。你要的话’舌头’在这块呢，拿去交差去。”父亲走到牛房把“舌头”拿给表叔。
表叔拿着“舌头”到大队交完差回来，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是大喇叭移走了，离我们家远远的。
到如今，父亲人已经千古了。那个大喇叭壳子还在我老家的房梁上吊着。
就这壳子，我母亲在世经常看到就夸我父亲：“你老子还就聪明，自从有了这个大喇叭壳子，里面挂咸货才好呢。老鼠直接没得门了，在上面歇不住脚，还能挡灰。”
閱讀更多 李雲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