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討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前提是中國本身的形成。中國的形成涉及兩個概念，一是作為一個國家的名稱，一是國家以外的觀念，諸如文化、地域、民族等。這兩個概念都是在歷史進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的，經歷了相當長的年代。
根據於省吾在《釋中國》載《中華學術論集》，中華書局，1981年。一文中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於西周初年。目前所見最早的證據，是1963年在陝西寶雞賈村出土的“（何）尊”上的銘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上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闢民。’”（大意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一帶後，舉行一個隆重的儀式稟告上天：“我現在已經將中國作為自己的統治地，親自治理那裡的百姓。”）由於此前的銘文還提到“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王剛完成了遷移，以成周作為居住的地方，恢復武王時的制度和禮儀）；則可以斷定此文是周成王時的紀錄。
葛劍雄
《尚書·梓材》亦載周成王追述往事時稱：“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於先王。”（老天爺已經將中國的百姓和疆土交給先王。）《尚書》不少內容雖出於後人追述，又經過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真偽莫辨。但有了“何尊”銘文的佐證，足以證明周武王及其子成王時的確已使用“中國”一詞。
對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雖無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認為在公元前11世紀，因此可以將“中國”一詞出現的時間定於公元前11世紀。從甲骨文尚未發現“國”或“或”（與“國”相通）字來看，“中國”一詞雖有出現在周武王之前的可能，但也不會太早。
“國”字的起源和演變比較複雜，但最初是指城或邑。當先民因農業的進步而定居後，以部落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初期的聚落和城市，城中稱為國，城外近處稱為郊，居住在城中的人稱為國人，城外的則稱為郊人，更遠的地方稱為野，那裡的人自然就是“野人”。起初國與國之間的差別並不大，但以後有的國發展較快，有的還擴展到原來幾個國的地域。於是大的單位被稱為“邦”，小的單位依然稱為國。由於一位首領、一個宗族已經擁有不止一個城、邑，因而就將其主要的或者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這也是以後一國的都城被稱為國的來歷。
初期的國不過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一般範圍不大，因此國的總數很多。相傳大禹召集諸侯在塗山（今地說法不一，以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說較早譚其驤《塗山考》，《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聚會，到達的有“萬國”之多。萬國雖非實數，但數量肯定很多。周武王伐紂至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縣西南黃河旁），響應的諸侯已達八百。據記載，西周初分封諸侯後存在的國有1773個，此前國的數量應該更多。
“中”的本意是有旒的旂，就是一面綴有流蘇的大旗。商王有事，將旂豎立起來招集士眾，應召的人聚集在旂的周圍，“中”字由此引申出中間、中心、中央的意思。在西周初那麼多的國中，天子所在的國（京師）處於中心、中樞的地位，理所當然被稱為“中國”。周武王滅紂後，已經佔據了商的京師，所以認為上天已將“中國”交付給他。《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將恩德賜給中國，周邊四方都能得到安寧。將恩德賜給京師，周圍四國都能得到安寧）的詩句，很明確地顯示，“中國”是對“四方”而言的，“中國”的四周才能稱“四方”；“中國”即指京師及其附近區域，四周的國自然不屬於“中國”。
西周初的中國只指周王所在的豐（今陝西長安西南灃河以西）和鎬（今長安西北豐鎬村一帶）及其周圍地區。滅商後，依據周人的習慣，將原商的京師（殷，今河南安陽市）一帶也稱為“中國”。周成王時，周公旦主持擴建洛邑（今河南洛陽市東北白馬寺一帶），稱成周，遷商遺民居住於此。又在附近築王城（今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將周人遷來，作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東方。洛邑有陪都地位，又位於“天下之中”的交通樞紐，也被稱為“中國”。至此，“中國”的概念已由惟一的政治中心擴大到幾個政治中心，也擴大到了以政治中心為主的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鎬京。次年，平王東遷，豐鎬一帶為戎人所佔，喪失了“中國”的地位。此後雖由秦國收復，一時也無法躋身“中國”之列。東遷的周天子名存實亡，而幾個周王近支宗室的諸侯和地理位置居於中心的諸侯國迅速崛起。它們通過吞併周圍小國，成為擁有十幾個至幾十個城邑的大國。這些大諸侯國實際已取得與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的國也成了“中國”。到春秋時，“中國”已擴大到周天子的直屬區和晉、鄭、宋、魯、衛諸國，大致相當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東西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
“中國”的範圍還在不斷擴大。如齊國雖為大國，地理位置卻並不居中。齊桓公時取得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多次出兵維護周天子的利益和諸侯國間的秩序。因齊國已是舉足輕重的大國，自此進入“中國”之列。又如楚國，早期地處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地理上已在中原之外，在文化上與中原諸國也有很大的差異，所以連楚王熊渠也自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我是蠻夷，不採用中國的稱號）。可見他自己也認為當時的楚國不屬於中國，而是蠻夷的一部分。東周時，楚武王（前740—前690年在位）雖然仍自稱“蠻夷”，卻已經提出“欲以觀中國之政”，要求王室給予尊號。到楚莊王八年（前606年），楚國將軍隊開拔到周天子都城郊外舉行檢閱，並向周天子的勞軍使者王孫滿打聽“九鼎”的輕重大小。儘管這次“問鼎中原”被王孫滿不卑不亢地拒絕，卻無法阻擋楚國成為“中國”的步伐。楚靈王三年（公元前538年），楚國憑藉實力邀諸侯會盟，雖然受到晉、宋、魯、衛等國的抵制，但大多數諸侯還是接受邀請。楚王成為新的霸主，楚國自然已屬“中國”。
到戰國時，主要的諸侯國只剩下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它們不僅都以“中國”自居，相互間也已承認為“中國”。隨著這些諸侯國疆域的擴展，“中國”的範圍也越來越大。例如秦國滅了巴、蜀，疆域擴大到今四川盆地，還向那裡大量移民。巴蜀既成為秦國的一部分，又有來自秦國的移民，就取得了與秦國同樣的“中國”地位。到戰國後期，“中國”的範圍向南已到達長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陰山、燕山山脈，西面延伸到隴山、四川盆地的西緣。
秦漢時代，原來的諸侯國都已包括在統一國家的疆域之內。從理論上說，秦漢的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國”。隨著統一國家的形成、疆域的擴大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的概念是在不斷變化和擴大的。一般說來，一箇中原王朝建立後，它的主要統治區就可以被稱為“中國”。而它所統治的邊遠地區以及統治範圍之外就是夷、戎、蠻，就不是“中國”。
“中國”的概念是變化的，範圍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終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內部，人們也可以把其中比較偏遠的地區看成非“中國”。
“中國”也是一個文化概念，並且始終有強烈的民族含義，一般即指漢族（華夏）文化區，其他民族只有接受漢族文化才會被吸納進漢族，他們的聚居區才有可能被當作“中國”。所以“中國”不僅與地理概念不一致，而且有時與領土歸屬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邊遠地區，只要聚居了大批漢人，或者漢族傳統文化相當發達，就可以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漢族接受了漢族文化，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不僅這些人口會得到漢人的認同，他們聚居的地方也可以被承認為“中國”的組成部分。
所以，廣義的“中國”就等於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範圍內都是“中國”。狹義的“中國”則只能是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漢族聚居區或漢文化區。這兩種標準同時並存，常常引發地區間的“中國”之爭，在分裂狀態下也引發政權之間的“中國”之爭。因為只有“中國”才是王朝法統的擁有者，才有存在並統一其他政權的合法性。西晉滅亡以後，東晉和南朝政權雖然被迫離開傳統的中心地區，但都以西晉的合法繼承者自居，自認為只有它們才是真正的“中國”，而北方政權只是外來的“索虜”（扎著頭髮的下賤人），豈有稱“中國”的資格？但北方政權卻認為自己滅了西晉，奪取了這塊傳統的“中國”地區，統治了這裡的民眾，成了“中國”的主人，當然就成了“中國”，而東晉或南朝政權只不過是偏於一隅的“島夷”（海島上的野蠻人），早已喪失了稱“中國”的權利。
這場雙方都感到理直氣壯的“中國”之爭，到隋朝統一後才得到解決。隋朝繼承了北朝的法統，當然承認北朝是“中國”。但它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國”地位，因為南朝已歸入自己的版圖，而且南朝的一部分制度文物為隋朝所採用，如由西晉流傳下來的宮廷音樂迴歸中原後，被隋文帝稱為“華夏正聲”，取代了由北朝發展下來的宮廷音樂。所以隋朝給了雙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認為“中國”。繼承北朝傳統的唐朝也肯定這一立場，唐初修前朝歷史時，《南史》和《北史》分別編纂，都被列為正史。
類似的爭論也出現在北宋、遼之間和南宋、金之間，兼有雙方疆域的元朝也採取了與隋朝相同的辦法，承認雙方都是“中國”，同時修了《遼史》、《宋史》和《金史》。
在明朝以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對中國的瞭解還相當有限，像《馬可波羅遊記》對該書的真偽學術界有不同意見。因本書流傳甚廣，影響很大，在無定論前仍予肯定。那樣全面介紹中國的書還絕無僅有如阿拉伯人伊本·白圖泰的遊記雖也有中國部分，但內容和深度遠不如《馬可波羅遊記》。他們對中國中原王朝的稱謂也不統一。但從明朝後期開始，來華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國”、中華、中華帝國、中央帝國這樣的名稱，而不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
儘管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時，清朝提供的滿文和拉丁文文本中已自稱“中國”，但這很可能出於西方傳教士的翻譯。而且《尼布楚條約》是沒有漢文文本的，大概在清朝統治者的眼中，條約確定的邊界只涉及滿族的發祥地，所以只要有滿文文本就夠了。鴉片戰爭以後，在國際交往中“中國”開始被當作國家或清朝的代名詞。但官方和民間的運用依然不規範，有時指整個清朝，有時卻只指傳統的“中國”範圍，即內地十八省，而不包括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東北和臺灣在內。西方著作中往往也將清朝建省的地區稱為中國或中國本部、中國本土，而稱其他地區為韃靼、蒙古、西藏或新疆。
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才正式成為它的簡稱，成為國家的代名詞。中國也有了明確的地域範圍——中華民國所屬的全部領土。
正因為如此，外界對中國人稱謂也是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即使使用了“中國”或其同義詞，也並不意味著與今天中國的概念一致。
閱讀更多 小龍談古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