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賈充，公元217年生，父親是曹魏豫州刺史賈逵。因為晚年得子，非常高興，家裡到處充滿了喜慶，因此起名為賈充，從此開始了我充滿爭議的一生。
可惜的是好景不長，父親死的時候，我剛剛12歲，尚未成年。但凡事有利必有弊，我在家鄉為父親守孝三年，因此，年紀輕輕就贏得了孝名。
這在當時非常重要，因為當時推薦官吏實行的是九品中正制，“舉孝廉”，就是“孝”字為首，如果不孝，你即使再有能力，可能連當官的機會也沒有。
當時的人們看重名聲甚至比生命還要重要，雖然當時我已經承襲了父親陽裡亭侯爵位。
賈充劇照
幾年後，我順理成章地到魏國做官，開始擔任尚書郎，從事法律法規方面的工作。我因為剛參加工作，非常上心，所以對法令方面非常擅長。
我想這一輩子可能永遠與文職工作打交道了，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來到了軍中，為大將軍司馬師參與軍事。
當時正趕上大將軍去淮南討伐毋丘儉和文欽的叛亂，後大將軍病重，返回許昌，由我都督諸軍。司馬師去世後，司馬昭回洛陽接掌權力，仍由我在許昌掌管諸軍。
時人可能都在罵我為司馬氏專權張目，但我想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司馬師對我有知遇之恩。再說高平陵政變之後，志大才疏的曹爽被滅三族，曹魏的權力已經名存實亡。
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時代，尤其是三國這個亂世之中，“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有什麼過錯，關鍵是在哪兒更能有所作為。曹操專權，曹丕逼迫獻帝禪位，又有什麼忠義可言。在這樣的時代裡，只有權力才是王道。
司馬昭剛上臺，怕各地刺史不服，派我去試探揚州刺史諸葛誕，而諸葛誕不識時務，竟然大肆辱罵我，還叫囂，魏帝有難，將第一個出兵勤王。
我預測諸葛誕久後必反，建議司馬昭趁其羽翼未滿予以剷除。司馬昭聽從我的建議，授予諸葛誕司空的官職，想來個調虎離山，諸葛誕果然反叛。我又獻計深溝高壘剋制敵人精銳，時間不長，果然取勝。
諸葛誕
曹芳誅殺司馬師失敗後，被廢。又立曹髦為帝，曹髦自覺自己有才，不自量力，憑著自己的一腔熱血想要殺大將軍司馬昭，還說什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正好讓我趕上，你說身為中護軍（到底是誰封的我中護軍我還是很清楚的）的我，怎麼能夠袖手旁觀。
在我的暗示之下，成濟下手，一戈將曹髦刺死。當然，曹魏朝廷的所謂的忠臣們豈能善罷甘休，一致要求懲治元兇。但司馬昭豈能自斷臂膀，為了平定民憤，殺了成濟全家，並滅了三族。即使這樣，自詡為忠臣的左僕射陳泰還因為傷心過度，吐血而亡。
其實，這件事我一直是耿耿於懷的。在人們的眼裡，我可能永遠是一個亂臣賊子，但在當時情況下，我該怎麼辦呢？我每次去看望母親大人，母親總是大罵成濟，被滅三族，活該！我總是無言以對。
公元265年，司馬昭臨死前，指定我輔佐太子司馬炎。司馬炎即位後，拜我為尚書僕射，封魯國公。在這期間，由我主持制定的《泰始律》，因執法便利，頒佈後得到了百姓們的讚揚。
伴君如伴虎，危機無處不在，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家破人亡。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我將大女兒賈褒嫁給了晉武帝司馬炎的弟弟司馬攸，次女賈南風嫁給了太子司馬衷。
公元279年，司馬炎發動滅吳戰爭，兵分六路，命我為大都督，都督六軍。也許是我的歲數大了，越來越害怕失敗了，起初反對出兵，但司馬炎威脅我，若不帶兵，將御駕親征。
在征戰途中我又上表罷兵，結果吳王孫皓這小子上表投降，東吳滅亡。我非常害怕武帝降罪，結果，武帝只是安撫沒有問罪於我。
公元282年，我病重了，司馬炎又是派使臣看望，又是派太醫醫治。但我不怕死，卻怕死後得到一個壞的諡號。
結果，賈充死後，禮部擬定諡號為荒公，但司馬炎非常傷心，不同意，議定諡號為武公。
其實，是非功過自有後人評說，也是想掩飾也掩飾不了的。俗話說，蓋棺定論，但對於賈充來說，蓋棺可能也將無法定論。
賈充對司馬氏的掌權可以說是立下了汗馬功勞，否則死後司馬炎也不會那麼傷心；另外他制定的律法得到了老百姓的擁護，對老百姓也做出了貢獻。
但授意成濟誅殺高貴鄉公曹髦始終是一個瑕疵，畢竟人們對忠臣良將的認可度還是非常高的。然而，這是權力的更替，本也就無可厚非，要不然曹丕授意華歆逼迫漢獻帝禪位又該如何呢？也許歷史就是這麼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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