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在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尤其是在邊疆等少數民族對於茶葉的需求更是一日不可或缺。即使是以“絲綢之路”為名的商品文化交流中，茶葉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清代中後期的海上貿易航線上，茶葉成為了清朝吸納白銀最為重要的商品之一。
在清代的對外貿易活動中，茶葉是抵禦外國商品傾銷、保持貿易順差的有力武器。據統計，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當年，歐洲各國向清朝輸入了總價值約為一百九十一萬兩白銀的商品，而清政府則向外輸出了價值約為三百六十四萬兩白銀的商品，超過進口商品一百七十三萬兩，在這些出口商品中主要就是茶葉、生絲和瓷器。
這樣的貿易順差一直保持到鴉片戰爭之前，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歐美各國向清朝傾銷商品和鴉片所帶來的負擔，尤其是在19世紀前期，茶葉佔到中國出口商品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僅廣州口岸每年就向英國輸入茶葉達35萬擔，價值9445萬銀元，有效的避免了大清白銀外流。
對外，茶葉能讓清政府在進出口經濟中保持貿易順差;對內，茶葉是維護國家完整和穩定的重要商品。在清代“茶法”和“鹽政”是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的國家政策，販賣茶葉需要官方開具“茶引”後才有資格從事販運。
清政府以茶葉為媒介，從世界各國收攏了大量的白銀。而茶葉也在歐美各國的經濟貿易中成為了“綠色黃金”。
精明的英國商人意識到其中的巨大商機，開始大量從清朝進口茶葉，除了供應本國消費，還向歐美各國大力分銷，英國商人很快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茶葉銷售商，成為英國外貿體系中的拳頭產品。
然而英國本土由於氣候、水土等原因所限制，無法大規模引種茶葉，因此只能靠從清朝進口茶葉，英國只能充當二傳手的角色，對清朝茶葉種植的依賴性極強。清朝很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這一點，“以茶制夷”的觀點風行一時。如果利用好茶葉，就能在對外貿易中卡住英國人的脖子，成為清朝外交和對外貿易中的一張王牌。林則徐就在寫給英國女王的信中公然聲稱：“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
狡黠精明的英國人也意識到了危機，如果清朝斷然終止對外茶葉貿易，英國就將承受難以預料的重大損失。於是，英國王室和東印度公司聯合制定了一個罪惡的計劃：派遣商業間諜潛入清朝，盜取茶葉種苗，學習茶葉種植技術，到印度嘗試大規模種植。
印度當時是英國殖民地，英國人認為那裡的山地丘陵和氣候與中國南方相似，有可能引種茶葉成功。一旦這個計劃實施成功，茶葉在印度大規模種植，每年生產出大量優質茶葉投放國際市場，則清朝在世界茶葉貿易體系中的霸主地位將不復存在。
東印度公司經過多方挑選，最終選中了英國探險家福特尼。福特尼的正式身份是植物學家，曾經奔赴各大洲十餘個國家採擷、研究野生植物，有著豐富的異國探險經驗。他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提議很感興趣，雙方一拍即合。
很快在印度、斯里蘭卡的錫蘭等地生根發芽，長勢良好，大規模茶園迅速在印度等南亞地區迅速鋪開。印度茶葉生產漸入佳境，產量暴增，質量雖遜色於清朝的上等貨色，但對於當時茶文化根基尚淺的西方市場來說，已經足夠好了。更為關鍵的是，印度茶園隸屬於英國人，從此在世界茶葉貿易體系中，英國也掌握了定價權和話語權。
印度茶葉靠量大價廉快速興起，很快擠佔了清朝的茶葉市場份額，清朝的茶葉對外貿易遭到致命衝擊。《南海縣誌》記載，“茶葉從前為出口貨大宗，現在出口之數，歷年遞減。光緒十八年出口尚有六萬五千擔，至二十八年，出口不過二萬四千擔，蓋西人多向錫蘭、印度購茶，以其價廉也”，就生動記述了這種情況。
清朝茶葉的霸主地位迅速沒落，轉而變成世界茶葉貿易體系中的三流配角，有數據顯示，1893年，英國從印度進口10814萬磅茶，從斯里蘭卡進口640.8萬磅，從中國只進口了3206萬鎊。
茶葉一直是清朝最重要出口商品，在對外貿易中一直扮演著聚寶盆的角色，在清朝後期內憂外患極度困難的局面下，僅靠茶葉出口一年也能讓清朝獲得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兩白銀的穩定收入，堪稱清朝的提款機。但由於印度茶葉的崛起，清朝的茶葉出口遭遇致命打擊，茶葉貿易額急劇萎縮，清朝財政也因此雪上加霜，失去了茶葉經濟的支撐，清朝也失去了最後一個大宗財稅來源，由此一蹶不振，對清朝造成的傷害，比之鴉片戰爭更為嚴重。
直到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的士大夫階層，還認為外國人如果沒有茶葉，就會因為消化不良而死亡。這樣的短見和無知也讓清朝最終成為“經濟全球化中的看客和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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