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記 讀後的思考 （4）
——滾雪球：“堵點”裂－聚變
讀者在極度悲哀的環境如同想刺激一下體內多巴胺分泌需要一些巧克力一般的境況中，讀完作家的作品以後向作家提出了批評、這正是讀者希望的表達，對於作家來說是十分難能可貴，可遇而不可求。現在可看的東西著實太多太多，而讀者卻單單把時間和精力花在了看自己的作品上。因此應當積極理解並鄧以重視。讀者看完要求作家寫點能夠提振自己精神的正能量的東西，這不算過分，也無大錯。作家看到以後，冷靜思考，理智理解，簡單回覆，也絕對不會發展到後來唇槍舌劍，惡語相加，甚至要對簿公堂。但不知是何原因作者（我們暫且不要理解成是故意無視）忽視對讀者的理解，採取非直接的，曲線辯解的方式和態度，一步一步地、有意無意地引出了許多的概念。因為世界的事物具有相互聯繫、不可孤立存在和對立統一的屬性，幾乎和批評和辯解的一開始始終與其同步不斷引出了許多隱含的孿生概念。雖說開始僅涉及歸屬於“寫什麼”的問題，隨著事件的發展，一步步就牽扯出一長串，如：對於作家來說的有無創作自由即“寫什麼”能否由作家自己決定的問題、對於寫作的內容，又牽扯到光明與黑暗、悲劇與喜劇、歌頌與暴露等問題、同時因為寫進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等素材還涉及到作家對生活的觀察視角、是否真實反應生活本質的，即老百姓口中的“真話”與“假話”的問題，寫作過程又涉及“怎麼寫”的問題，創作完成以後讀者看了以後作品的實際效果如何，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作用，好壞評價標準等，以及作家在創作中要注重社會效果力求自己的作品不發生負作用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問題……
同時，由於迂迴回應和參與其中的人逐步增多，牽扯出互相聯繫的、隱含的、孿生的概念也越來越多，形成如同細胞一樣的單個裂變、眾多問題聚集起來的裂－聚變，而且問題又都是上面所講的一些非常基礎性的問題，參與的人們又很少真正清楚，許多甚至是盲目捲入，在知識儲備不夠，理論不清，爭辯中出現理屈詞窮的情況下，便採用文字暴力，“雪球”就這樣越滾越大，使得正常的文學評論變成了庸俗的網絡文學“群體鬥毆”，誰也不服誰。結果是問題越來越雜亂、是非越來糊塗、分歧越來越大，成為作家與讀者的正常溝通的“腸梗阻”……
上面例舉的基礎性問題本來很簡單，比如今天不得不談“寫什麼”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再“炒”一碗快要餿掉的“現飯”。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在延安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50、60、70、80年代又多次提及並開展了討論。由於寫什麼的問題，影響到作家最終的作品，即作品中的記敘的具體的人物、事件、社會背景及特定的情節，命運、論斷等，表達特定的主題，發表以後，會對讀者產生積極的、或消極的影響。因此要求作家在寫作時既要從宏觀上把握時代的主題、重大事件的本質，以社會責任與義務為羅盤，在微觀層面準確把握觀察視角、做好素材篩選、構思謀篇，遣詞造句，杜絕迎合低俗錯誤，從而創造出人們喜聞樂見的作品，給人們提供能發揮正能量的精神食糧。
這個問題並不算“高大上”，方方日記也有談及，為避免摘錄引用造成對方方原意的理解產生誤差，下面較完整地引用方方日記有關的內容：
想起很多年前，我上大學時，我們有個文學社，經常會討論一些文學話題。討論來討論去，根本達不成共識。後來我有點不耐煩，背地裡給這些討論題取了個名，叫“老三篇”。這三個話題是：歌頌與暴露問題，喜劇與悲劇問題，光明與黑暗問題。其實就是說，我們一直在討論，文學是不是隻能寫歌頌文章，只能寫喜劇，只能寫社會的光明面。而暴露了社會問題、描述了人間悲劇以及寫了社會的陰暗面，就是反動作家。那是1978年到1979年的事。在沒有結論的前提下，不知什麼原因，大家也不談了。後來，年級還搞了一次大討論，即“文學是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好像也沒討論出個什麼結果。時間慢慢過去了，我畢業，我工作，我成為職業作家，有一天發現，別說我們當時的同學，就連整個文學界，在這些問題上，都達成了共識：你都可以寫。重要的是你寫得好不好。所以有時我在演講時，也說，很多問題，不用討論，時間會給予答案。
而這一次，我突然發現我錯了。儘管42年業已過去，時間卻並沒有給出答案。我們的文學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這些問題上。那些對我的無數叫罵，不就是因為嫌我在這場災難中，沒有歌頌，沒有寫喜劇，沒有寫光明面嗎？這種輪迴，想想也蠻神奇。 ——方方武漢日記3月19日
作者在方方日記裡用自身大學的經歷和創作生涯證明了“寫什麼”是一個長期爭論的“歷史性”的問題，並且，原以為時間會給出了答案，但是，在長達42年之後的今天，又面臨著要談“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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