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想當官，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通過國家考試，登進士第，政府安排職位，如果勝任，慢慢就會把官做大。還有一條路就是沒羞沒臊卑躬屈膝跑官要官。
杜甫的爺爺杜審言是憑考試走上仕途的，杜甫開始也想複製這條道路，他23歲參加進士考試，名落孫山，10多年後，又參加了玄宗格外開恩下旨組織的“通一藝者”應試，也鎩羽而歸。
杜甫對自己的應試能力感到絕望，從此走上了可恥亦復可悲的跑官要官之路。在長達10多年的時間裡，他奔走於權貴門下，作詩投贈，希望得到他們的引薦；還多次直接向李隆基獻賦，如《雕賦》《三大禮賦》，指望唐玄宗被他的文才打動，下發一頂烏紗帽。
雖然杜甫自詡“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擁有“至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能力，在現實生活中，卻“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不斷碰壁。種種努力的結果，直到44歲了，才到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卑微的官職——在縣長手下負責兵甲器杖、門禁鎖鑰管理。
安史之亂後，杜甫投奔肅宗，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的諫官，地位也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一次在中央政府任職露臉的經歷。但不久就因為上疏申救房琯罷相而觸怒肅宗，被貶斥為華州司功參軍，在縣長手下負責文教工作。
杜甫到任一段時間之後，嫌官職卑微收入太低，擅離職回家。
對杜甫一生失意於仕途，後世有許多人鳴不平。
例如，蘇軾認為杜甫能夠在古往今來的眾多詩人中佔據首席地位，並非詩歌藝術成就，而在於他終身不被政府任用，以至無法溫飽甚至流落街頭，卻時時刻刻不忘朝廷君主——“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甚至有人說，正因為杜甫有才，一旦獲得重用就會構成威脅，皇帝周圍有人故意要壓制他。
在我看來，杜甫的詩寫得好，並不等於會做官，把詩寫好更多地需要情感思維，把官做好則更多地需要理性思維，情感思維過於氾濫的人恰恰不容易做好官。
從杜甫的所作所為看，朝廷並沒有看走眼。
首先，不走正門走後門。正大光明的仕途，是通過考試選拔。杜甫一再通不過考試，就去跑官要官，即便現在，這也是道德操守上的嚴重汙點，列為反腐鬥爭打擊重點。
其次，感情用事不知輕重。房琯曾經深受肅宗器重，封相，委以平叛重任，但他擅長空淡不通兵事，加上用人失誤，導致軍事上的重大失利，肅宗罷免他的相位，是必然的決定。杜甫卻從個人好惡出發替他說情，觸怒肅宗，遭到貶職處分，那是咎由自取。因為“一家哭，好過萬家哭”是幹部隊伍管理的一條基本準則，罷了相位，房琯一家當然會傷心落淚，但如果把這樣的糊塗官繼續留在相位上，那會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杜甫這筆簡單的賬都算不清，還侈談什麼“至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呢？
再次，通過詩歌傳播負能量。杜甫是一個關心時政的詩人，寫有不少具有強烈政治傾向性的記敘體詩歌，其中最著名的有《兵車行》和“三吏”“三別”。《兵車行》，反對的是唐玄宗組織的邊境戰爭。這些戰爭，當然會有流血犧牲，但如果不平息邊患，國家的版圖就會縮小，盛唐時代就會缺乏安定團結的發展環境。
“三吏”“三別”反映的是“安史之亂”給老百姓造成的痛苦。“安史之亂”交戰雙方，一方是叛亂，破壞國家統一的是安碌山和史思明；一方是平亂，維護國家統一以玄宗和肅宗為代表的國家政權。其中正義非正義的界線是非常清晰的。在相關的詩歌中，杜甫不去聲討叛亂的安、史，而是把譴責的鋒芒指向朝廷，這是“助紂為虐”的嚴重導向問題。
最後，杜甫還曾經因為個人待遇問題，在華州擅自離職。眾所周知，政府崗位一個羅卜一個坑，每個羅卜都要對一個坑負責，不經領導批准不辦手續就跑掉回家，這是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幸好政府沒有讓挑更大的工作擔子，否則會造成沉重的破壞和惡劣影響。
綜上所述，顯然，杜甫不是當官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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