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冠在新大陸開始蔓延之後，人們陡然認識到，這已經不是哪個國家或者哪個族裔的災難，而是人類的災難。美國學者像歐陸的那些學者一樣，也紛紛展開對新冠的思考。這其中，朱迪思·巴特勒從新冠疫苗的生產與購買入手，指出因為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新冠可能會給人帶來的新的不平等；馬克思主義健將大衛·哈維也隨之跟上，重彈資本主義必將滅亡的老調；德高望重的喬姆斯基索性把當前肆虐的新冠扔到了一邊，直言這和他所感到的即將出現的“文明的崩潰”比起來根本不值一提。在這樣的情景之下，福山終於也出手了，這位日裔美國思想家曾經因在《歷史的終結》（1989）一文中提出“歷史終結論”，即歷史將終結於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體制而名聲大噪，這次他似乎依然出言不凡，既沒有像朱迪思·巴特勒和大衛·哈維那麼憂心忡忡，也沒有像“喬老爺”那樣發出先知般的卻讓人多少有點摸不著頭腦的“神諭”。
弗朗西斯·福山 視覺中國 資料
2020年3月31日，福山在《大西洋月刊》發表《是什麼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抗疫”能力》（The Thing That Determines a Country’s Resistance to the Coronavirus），在文章中，他撇開了歐陸思想家對於民主制度突然因新冠“緊急狀態”而中止的恐懼，以及對於個人自由的執念，坦言當下在新冠的挑戰面前，再爭論“姓社姓資”毫無意義，關鍵就是要控制住病毒，挽狂瀾於既倒，這才是檢驗真理的試金石，其餘的都已經不足掛齒。
他的這個觀點似乎透露出美國傳統的實用主義的色彩，但真的如此嗎？換句話說，他“見賢思齊”的對新冠的批評是“別出心裁”還是“老調重彈”？
一、“科耶夫病毒”：“去意識形態化”與“行政管理”
福山此文最重要的觀點就是將各國應對新冠的舉動看作是政府的“行政管理”（the executive）問題，而非意識形態問題。他認為考慮或者衡量兩種制度的優劣在於誰可以儘快控制住病毒的擴散，而不是看資本主義的democracy政體或者社會主義的autocracy政體等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博弈，而是應當將其予以中性化的處理或者懸置起來。這種觀點可以用中國一句很經典的話來概括，那就是：“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democracy也好，autocracy也好，都不重要，唯一的檢驗標準就是誰能更好地控制新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家需要緊急發動自身的行政部門（executive branches）的行政力量來調配各個部門的人力物力疏危解困，儘快盡好地控制疫情，救護那些不幸被感染的病人。
應該說，福山的這個說法有其合理之處。作為一種傳染性強且之前沒有準備的新型病毒，新冠的爆發，隨時存在特定時空內醫療資源的擠兌和透支，不管是武漢，還是紐約，米蘭，倫敦等，都存在這樣的情況。所以，短時間內組織大量的醫護人員投入搶救就成為一個必須的“規定動作”，但是完成這一“規定動作”的方式卻不一樣，中國是靠行政命令來調配各地醫護人員前往武漢，而美國則是徵召醫護人員作為志願者前去紐約救援。這兩種方式本質上都是為了解決醫療人員不足的問題，因此從福山的視角看，雙方似乎沒有必要為此而爭一時之短長。
而在福山的這個觀點後面，浮現的俄裔法籍哲學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1902-1968）的面影。1933年起，科耶夫曾在巴黎高等實踐學院講授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當時梅羅·龐蒂、拉康、雷蒙·阿隆、巴塔耶等都曾去聽過他的課程，薩特等人也受到其影響，因此有人說他用“黑格爾病毒”感染了這代法國思想家。實際上，他所講授的黑格爾是他予以“升級”和重新進行了“基因合成”後的黑格爾，可以說，他也是個“新冠病毒”，是黑格爾“一代”病毒的升級版，因為“傳染性”太強，幾乎每個人的思想都被他所“感染”，因而成為“陽性”患者。而福山就被他的病毒所感染的一個“三代”患者，因為福山在康奈爾大學的老師布魯姆（Allan Bloom，1930—1992）曾在巴黎親聆科耶夫的教誨。科耶夫對於當時的蘇聯社會主義有個看法，認為其與資本主義相似，本質上，這種嶄新的社會制度也是“應付”工業社會的手段，而且他認為是比資本主義更好的手段。韋伯也有類似的觀點，但科耶夫的這個觀點直接和機器時代聯繫在一起，所以更具影響力，巴塔耶的研究發展和論證了他的這個判斷。
所以，福山對新冠的“去意識形態化”，將其歸之於主要是行政管理的做法，也可說是科耶夫的“老調重彈”或者說是“舊錦新樣”。但是，福山的這個觀點也可以給我們帶來別樣的啟示，那就是戰勝新冠的確並非是哪一個國家和哪一種制度單獨的任務，沒必要以此來誇耀各自的優越性。福山也指出，因為行政管理體制同樣不可避免地受制於政治體制的管控，他認為美國可能會在對疫情的處理上趕上或超越中國。因此，在各個國家尚處於緊張的抗疫之中的時候，不宜輕率的對其進行評價，因為什麼是最好的抗疫方式要到最後才能見分曉，而對這個問題也還是需要再三思考，不能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過早地給予論斷。所以，對新冠去“意識形態化”不是哪個國家的事，也是各個國家都應該保持克制、謙卑和努力的方向。顯然，這對人類共同體的維護和建設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二、“霍布斯的訓誡”：“國家權力”的膨脹與“赤裸國家”的還原
隨著新冠在世界各國的肆虐，幾乎每個國家都或主動或被動地採取了“緊急狀態”，如各種“禁足令”乃至“封城”，甚至“封國”措施的採用。法國總統馬克龍更是用“戰爭狀態”來描述當下的特殊國情。這讓人想起了有“現代國家之父”之稱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對於國家的“訓誡”。他在《利維坦》裡談到國家存在的意義時，說大家之所以願意讓渡自己的權利達成契約以建立國家這個“利維坦”或者“活的上帝”，就是為了從人人為敵的“自然狀態”也即“戰爭狀態”中脫險，依靠國家來保障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對內謀求國家的和平穩定，對外抵禦侵略等，這其中最為首要的就是人的生命安全。而且不管什麼樣的政體，其基本功能都是相同的。
2020年3月16日，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電視講話，宣佈法國處於“戰爭狀態”，全面動員抗疫。新華社 資料
這次新冠的影響之大幾乎出所有人意料，因為病毒的強大的傳染性和較高的致死率，不僅使得人人自危，也使得各個國家如臨大敵。因為這場“戰爭”既在國家內部爆發，也從外部侵入，可謂異常複雜和危險，“內憂外患”使得各個國家的功能得以“還原”至國家的最初狀態，重新成為霍布斯說的那種擁有最為原始功能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可稱為“赤裸國家”，也即去除了各種矯飾和麵具，只剩下或者不得不發揮國家最為本能的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的功能的“國家”。這對於很多長期生活於正常狀態下的人來說似乎很難接受，但福山提醒大家，這樣的緊急狀態在美國並非特例，而是早已有之，且屢見不鮮，也屢試不爽。
他舉例說從美國內戰開始，到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狀態”，再從1908、1929到2008年的三次大的經濟危機中，國家都曾在一段時間內採取了緊急狀態，而之所以國家要採取緊急狀態，目的即是為了加強和釋放“國家權力”（state power），用強力去激活和駕馭行政管理的力量，以安然度過或拯救這種狀態下的人的生命及提供其他安全保障。因此，福山認為民主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可以出現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強大的“國家權力”，甚至有過之無不及。美國尤其如此，如果需要的話，可以創造出巨量的國家權力（The U.S. has thus been able to generate huge amounts of state power when necessary）。但是，只有在緊急狀態下，民主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才會生產出這種強大的“國家權力”，用我們習慣說的話來講，在緊急狀態下，他們不僅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甚至可以“集中力量辦更多更大的事”。這從美國在二戰中啟動強大的國家機器後所展現出的強大的生產力就可見一斑。
不過，福山的這個觀點也可以給人啟發，那就是“緊急狀態”也是國家常態的一種，而不應將之視作世界末日到來的信號，也不必因此而擔憂“全球化”會因此迴歸於各個國家的“地方化”。實際上，這樣的緊急狀態每個國家都曾多次經歷過，只不過有時僅僅將那些真實的戰爭引發的“戰爭狀態”作為緊急狀態來處理罷了。而福山的問題在於，之前美國在緊急狀態之後均會“還政於民”，但新冠之後並不能保證未來美國還會“還政於民”，更不能保證其他國家也會這樣做，所以，歐陸思想家們對國家緊急狀態的擔憂也非空穴來風。
三、“黑格爾與韋伯之爭”：“承認的政治”還是“信任的政治”？
福山把特朗普的貽誤時機以及最近阻擊新冠的“亂象”，歸之於他對政府的“信任”和民眾對其“信任”不足，但這是真的是問題的答案嗎？
福山在此前的著作中，之所以接續科耶夫的觀點重提“歷史終結”說，依據的就是黑格爾所“研發”的“承認的政治”。黑格爾把政治濃縮為人與之間的關係，起於“主奴之爭”所導致的對主人的單方面“承認”（recognition），終於民主制下的人與人之間相互“承認”所產生的普遍的平等，而隨著人與人之間不再“為承認而鬥爭”，歷史也隨之“終結”。這也是福山“歷史終結”時代的所使用的理論支柱。近年來，福山似乎試圖以“信任”（trust）來取代“承認”，以建構自己的“信任的政治”。這個努力在他1995年出版的《信任》（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一書中已經基本成型。這一著作企圖從文化的角度切入社會的經濟發展，從中找到各種不同的“文化-政治-經濟”共同體中經濟發展狀況出現差異的原因。他雖然提到亨廷頓從文化及宗教角度研究政治紛爭的做法，但他更多的研究的是“文化-經濟”的關係。而這本書副標題已經說明了該書的主要內容：那就是“社會美德與繁榮的創造”，也即一個經濟繁榮穩定的社會的創造，依賴於“信任”這個巨大的社會美德。福山認為，“信任”是各種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他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其信任超越血緣等關係，是“高信任度社會”，而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其“信任”侷限於血緣關係，是“低信任度社會”，意大利，法國等也是如此，正因如此，影響了各自的經濟發展的狀況，使得後者很難和前者相媲美。
當然，福山承認，他的這個說法並不新鮮，因為“信任”其實是馬克斯·韋伯的“口頭禪”，他也正是從韋伯那裡找到了自己的“信任”理論的強力支持。韋伯在談到新教與資本主義興起的關係，以及儒家中國缺乏信任時，也特別強調這種來自新教的超越於家庭或血緣關係的“信任”，才使得資本主義的興旺成為可能，而儒家正是因為將“信任”侷限在家族及血緣關係之中，是個“熟人”社會，所以很難產生需要更高也更為廣泛的“信任”產生，或者可稱之為“陌生人信任”的“信任”，因此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產生。福山從“承認”到“信任”的轉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背後就是他所製造的黑格爾與韋伯的“紛爭”而已。
不過，福山忘記了，“信任”對於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經濟的繁榮確實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對於處於緊急狀態之下的國民來說，“信任”其實已經被“懸置”，平日隱而不顯的國家的“承認”重新衝到前臺，取代了日常生活中情意綿綿的“信任”。所以他在這篇文章中不斷強調和批評的因為特朗普這些年的“倒行逆施”，導致行政管理機構及民眾之間的“信任”受到腐蝕，所以美國才會出現現在這種抗疫不力的狀況，讓人有刻舟求劍之感。很多國家在啟動緊急狀態後，大部分國民都可以遵守禁令，約束自己的行為，其中當然有國民對於政府的“信任”的因素存在，但更多的還是對基於“承認政治”所建立起來的黑格爾所說的對國家這一“走在地上的神”的依賴所致。
四、“帝國反擊戰”：文化與生活方式的保衛戰？
至此可知，福山的“新冠論”既有“別出心裁”的一面，也有“老調重彈”的意味。但福山的願望也許和現實還有一段距離，因為目前新冠不僅僅是一場對國家行政管理力量的考驗，同時也不可避免捲入意識形態的紛爭之中。而且，讓人略感遺憾的是，福山沒有提到的科耶夫的另外一個觀點，那就是可以把各國的“新冠之戰”看成是一場捍衛各種文化與生活方式的“戰爭”。
科耶夫對於民族及其文化及生活方式還有宗教等方面因素在現代國家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視，這也是科耶夫在二戰結束期間產生“歐共體”的設想並在戰後熱心參與這一帶有很強烈的文化色彩的政治經濟協作組織的原因。他在1945年完成的《法國國是綱要》中提出因為宗教和民族文化傳統的原因，歐洲在戰後必將形成三個不同色彩的跨國的政治經濟集團即“帝國”，一是以新教為主的“英-美帝國”，德國戰後也必將進入這一體系；二是以正教為主的“斯拉夫-蘇維埃帝國”，東歐國家即為其勢力範圍；三就是以天主教為主的“拉丁帝國”，以法國為代表，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也屬於這一體系。他認為有必要在戰後與曾經是敵人的意大利還有其他拉丁國家攜起手來，以在歐洲形成可與新教的“英-美帝國”，正教的“斯拉夫-蘇聯帝國”三足鼎立的“新拉丁帝國”。因為科耶夫認為，像前二者一樣，拉丁民族也有著自己共同的“拉丁精神”，有著一種獨特的文化，如對悠閒的喜愛，對藝術的熱愛，對生活的熱情，還有對於物質的某種蔑視等藝術化審美化的生活方式，這種文化和生活方式是神聖的，也是人類不可或缺的，應該得到保護。
所以，新冠也是對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考驗，同時也是各個“文化帝國”所展開的對病毒的“帝國反擊戰”。只是，遺憾的是，科耶夫沒有提起拉丁民族的那種藝術化的生活方式在非正常狀態下可能帶來的危害，而他們隨心所欲的心理和行為特點或許是意大利，西班牙這些“拉丁帝國”的疫情比較嚴重的原因之一。
而從科耶夫的這個角度看起來，我們似乎也可以說這次中國對於新冠的抗疫“鬥爭”/“戰爭”，也是對“中華帝國”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捍衛，這種“中華精神”與“拉丁精神”，“新教精神”和“斯拉夫精神”等各個不同。這種精神“奉天樂道”，願意遵循四時的節奏安排自己的人生，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因而生生不息；又講究誠心正意，仁愛兼備，故有天下大同之念想；而所有這一切，又都歸之於對生活本身的熱愛，這種熱愛既有對現世充滿“動”的生活的執著，至死不渝，又有對蘊涵著高深之境界的“靜”的山水的自然的陶醉，與物同遊，在大化流行之中與動靜相和之間得以盡享天年。這當然是一種美好的“精神”，也是值得我們為之灑淚和流血流汗的永久的“夢想”。
2020年4月3日匆草於五角場。
（感謝我同濟的同事和好友韓潮教授在霍布斯問題上對我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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