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他是gmp合夥人群體中歷史上第一位非德國人，他帶領團隊在中國深耕二十年，在國內建成了130多個項目。他在工作中不斷為中國建築師創造鍛鍊和發揮才能的機會，使他們得以在gmp公平、開放的平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擔當重任。在個人專業上他經歷了從激動的自由幾何形體到理性設計的轉變，通過中國、瑞士的建築教育和實踐，確定了自己的建築理念。
他是從中國設計院走出去的建築師，從一句德語不會說到德國最大的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在這個過程中面遇到過諸多的挑戰與困難，他是如何一步步克服困難走向成功的？請聽他的娓娓道來……
本期嘉賓：吳蔚
建築師，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ETH) 建築學碩士，瑞士工程師建築師協會會員，gmp合夥人。1971 年生於甘肅蘭州，1992 年畢業於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建築系。2000 年於馮·格康，瑪格及合夥人事務所任職，2001年起任gmp 北京、上海分部首席代表，2004 年起任gmp 事務所項目合夥人，2009 年成為gmp 中國區合夥人，2019年成為gmp合夥人。
吳 蔚
gmp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
(一) 建築啟蒙
上小學前，跟著母親去她工作的學校，教美術的王老師喜歡逗我，並給我畫飛機，啟發了我對美術的愛好。從小學開始，課堂上我常開小差，在本子上亂畫各種題材，主要還是以飛機大炮為主。到了高中，受其他同學的點撥，開始學國畫，雖然進步不快，但自己沉迷其中。午餐錢一點點省下來，去買各種畫冊來臨摹，週日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畫畫。當時的偶像是範曾，不僅臨摹他的書畫，而且讀了五六遍關於他的報告文學。高二時甚至流露出將來想學習美術，並以此為職業的想法，嚇了父母一跳。因為當時看來學美術的出路太窄，很容易“淪為”學校的美術老師。母親有位很要好的同事徐老師，她告訴母親，喜歡美術的可以學建築，因為報考建築學的還須加試徒手畫，她兒子就在學建築。在暑假的某一天，徐老師帶著她兒子到家裡玩，並和我講述建築學是什麼。她兒子還帶來了自己在學校的美術作業，有素描也有水彩，非常靈動。他鼓勵我也像他一樣學習建築，將來成為一名建築師。從那時起我就決心學建築了。他就是王方戟，也是我之後三十年的良師益友。
圖1：與王方戟在上海合影（1998年）
(二)大學生活
1988年夏天參加了高考，當時建築學已很熱門，競爭非常激烈。在一番有驚無險的經歷後，終於考上了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建築系建築學專業。當時的重建工正處於發展的巔峰階段，學術氣氛特別活躍，無論是老一輩的唐璞，還是中年教師白佐民、尹培桐、萬鍾英、馬武定，或是年輕教師湯樺、羅瑞陽、餘加等，都在國內建築界名聲顯赫。同學們學習的熱情都很高，設計作業打完分後下發到手裡，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去找到自己的那份，上面的成績會影響大家好幾天的心情。當然，找不到自己的作業是最高境界，因為“留系”了！
圖2：在重慶磁器口寫生（1989年）
作為低年級的學生，我們羨慕地看到不少高年級的同學參加各種日本的設計競賽並獲獎。得知王方戟和朱濤合作設計的移動的鄉土博物館在日本獲獎，我也興奮地從宿舍四樓跑到五樓，讓王方戟當面細細解析他們的設計，也問問他好幾萬日元獎金怎麼花。
當時大家的求知慾非常強，閱覽室每天晚上坐滿了人，新的國外建築雜誌例如a+u等需要排隊才能看上。而有的同學與老師有私交，能進入教師閱覽室看到珍貴的原版書，這些書的複印件則被大家奉若聖經，不斷翻印，直到看不清線條和字體。其中有本書印象很深，上面不是英文而是很多ü，ö，ä，平面圖都很漂亮，幾何形體、比例都很美，而且有張力。直到二十多年後才知道那是德國gmp事務所的專輯。
在學習的四年中，感覺到86級是最活躍、最有思想的學長，這一屆出現了朱濤、彭怒、王方戟、呂恆中、伍敬、龍灝等一批在建築領域、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方式活躍的學者、建築師、攝影師。我所在的88級是被寄予厚望的，但到今天再往回看，88級遠沒有超過86級。
我們88級的作業參加了建築學專業的評估，89級改為五年制，我們於是成為了重建工最後一批四年制建築學學子。同學們畢業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既有在大院裡做設計、做管理的，也有在民營設計公司發展的，同時也有出國留學的。也有幾個同學展現了驚人的商業才能，在其他領域內做的風生水起。
(三) 初入設計
我本來畢業想留學校的，但陰差陽錯最後還是沒有留，而是回到了我出生的城市——蘭州，加入甘肅省建築勘察設計院，一個令所有同學驚詫的結果，因為1992年分配形勢很好，只有我一個人回到了邊遠省份。這是我第一次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也是我需要一個人獨立做出決定。而之後的十幾年裡陸續遇到兩次類似的人生抉擇。
一加入甘肅省院就被安排到院裡頭號項目——亞歐商廈方案組，有三位前輩範玉慶總建築師、倪丙森總建築師和劉純翰大師帶著我們三個年輕人做三個方案。作為晚輩，我們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水、拖地板。大家在一個辦公室裡集體辦公，圖板是標配，電腦還沒有應用。我們按照老總們的思路完善、深化方案，並用水粉、噴筆繪製效果圖。清華畢業的範玉慶總建築師是院領導，主要抓設計的全局和大方向，非常和藹可親，對我們這些年輕人非常真誠，從來不打官腔。同樣是清華畢業的倪丙森總建築師性格開朗，沒有任何架子，性情中人，對不好的設計和不認真的建築師絲毫不客氣，會劈頭蓋臉地批評。西冶畢業的劉純翰大師是甘肅省唯一的全國勘察設計大師，時任一所主任建築師，性格沉靜，寡言少語，對設計非常執著，經常仔細推敲。跟著他們三位前輩一起工作的那半年是一段珍貴的、美好的回憶。而得知倪丙森總建築師和華南理工大學建築設計院倪陽大師是親叔侄則是2017年的事情。
圖3：與倪丙森、倪陽在上海合影（2017年）
亞歐商廈方案審批通過後，方案組解散，我到了一所。正如所有國內設計院一樣，年輕建築師，特別是老八校畢業的，特別被倚重去做方案。到所裡的一段時間裡，的確也中了幾個標，心裡有了很大的滿足感。劉大師也派我去敦煌機場踏勘現場，準備進行機場候機樓的擴建工程，而原來的候機樓就是劉大師的成名之作。上海分院接到了一個在彭浦住宅項目，面積不小，業主要求老總坐鎮，倪總於是帶著我飛到上海，加強方案設計實力。不出兩個星期，上海的業主已經非常認可這個師徒二人組，每次開會一定要求倪總和小吳到場。
就在感到自己的事業蒸蒸日上，將來的路可以預見越來越寬時，有兩件事情將我驚醒。我在倪總和劉大師指導下做的中國援建項目——幾內亞總統府中標，我只身一人前往北京，在業主單位——中成公司的直接指揮下修改方案。中成公司的項目經理帶我去一家設計院，準備讓我在那裡辦公，但一看電腦就傻眼了，儘管畢設也用CAD畫了兩張圖，但在工作上再沒有觸摸過電腦，業主方項目經理不得不帶我去了另外一個辦公室，安排我坐在繪圖桌旁邊，整個圖板、一字尺上蒙著厚厚一層灰。
第二件事則是我幹“私活”時的經歷。工作之餘，經常幫蘭州的一家裝飾公司做設計，繪製效果圖，收入比設計師的工資和獎金要高很多，當時也做得小有名氣。直到有一天看到福建投資商展示的效果圖，徹底驚呆了，不敢相信同樣使用噴筆，能畫出如此棒的效果圖。這兩件事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我似乎已經看到了自己未來二十年、三十年工作事業的發展軌跡，也看到了自己在專業方面還需要繼續提高，而處於西北的蘭州在經濟技術，特別是觀念方面和沿海開放地區以及大都市還是有著非常大的差距。
就在那時，一帆風順的我正好在遇到了事業上的一個挫折，讓我走到了職業的第二個十字路口，我也下決心試一下另外的發展——出國留學。
(四) 歐洲求學
1993年底，在父親的鼓勵和支持下，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把自己的申請資料寄給了蘇黎世高等理工學院（ETH），沒想到很快就收到了錄取通知，這反而讓我有些驚慌了，因為入學的條件是要通過ETH的德語考試，但我當時一句德語都不會說。在辦理護照、簽證時經歷了很多有驚無險的事情後，我於1994年7月飛到了蘇黎世，直接轉車前往弗裡堡（瑞士）參加語言班。
圖4：與德語班同學在瑞士弗裡堡合影，1994年
1995年10月我正式開始了在ETH建築系的課程。由於在國內讀過建築學的學士，ETH免去了我一年級的課程，從二年級開始讀起。設計課就只有一個教授Wolfgang Schett,是名聲顯赫的Diener & Diener 事務所的前合夥人，不苟言笑，教學嚴謹、細緻。從利馬河的小棧橋到Letten 附近的中學，教授和助教在一點點地把空間、構造、材料等內容傳輸給學生們。我看到同組其他同學的那些“無聊”的方盒子，懷著亮一手的心理玩起了旋轉、錯位，有幾個瑞士同學看到牆板上我的平面圖，嘖嘖稱讚，滿眼羨慕，有一個甚至更瘋狂地“轉”了起來。在中期作業評講時，我們這幾個“離經叛道”的作業均被教授和助教下狠手滅掉了，因為我們無法讓他們理解這些設計手法背後的邏輯關係。再加上配合建築設計作業還需做一個結構計算作業，我比較明智地迴歸了四四方方的建築形式。自以為這下可以令教授滿意了，但在最終作業評講時，Schett教授突然問我，你的設計概念是什麼？我想了一下說：有兩個，一個是給學生創造一個面向綠地的視野，另一個是再創造一個圍合的內庭空間。Schett教授說：這就是你的問題所在！想法太多！從那一刻起我才意識到，我現在面臨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建築學教育……
二年級結束後就是殘酷的第二淘汰考（2. Vordiplom），每年約有30%左右的學生會倒在這道坎上。由於語言上的劣勢，從二年級一開始就卯足了勁去啃那些建築藝術史、城市規劃史，大量的生詞夾雜著英、法、意、拉丁文。近三個月的暑假每天都泡在圖書館複習，考試後張榜的那個傍晚，戰戰兢兢走向名單，看到自己的名字時整個人的思維幾乎暫停了，不是喜悅，不是興奮，而是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通過這個淘汰考也就意味著有95%以上的幾率最後拿到ETH的金字文憑Diplom，人的確放鬆下來了，想去仔細學習ETH的設計。經歷了PeterEisenman、Daniel Libeskind、Frank Gehry在ETH擔任客座教授的時期，但報名的學生扎堆，最後電腦隨機分配，到了Hans Kollhoff教授的設計教學組，學習城市設計，做了鹿特丹市中心的城市設計。本以為只是大尺度的城市空間關係，但到最後大家卻常常討論一個城市細小的感受，談沿街入口的標高、臺階、門廊、雨棚、窗子，這種顛覆式的教學反而引發了我對城市設計的濃厚興趣，以至於第二學期依然師從Kollhoff教授，進行了柏林馬恩廣場(Max Engels Forum)的城市設計，通過恢復城市原來肌理、密度的方式修補城市空間。二十年後的2019年6月，再次路過當年的場地，沒有任何新建項目。課題還是停留在研究層面上。
三年級結束後，我並沒有一鼓作氣讀完剩下的一年和畢業設計學期，而是去了一家瑞士建築師事務所實習，而這段不同尋常的實習工作也開啟了我在瑞士、德國工作的序幕。在這個不大的瑞士事務所Skyline Architecture裡遇到了另外一個我生命中的貴人-- 事務所的老闆Patrick Hüppi。他當時也是一個年輕的建築師，ETH畢業後去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後回到蘇黎世創立事務所。因為紐約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事務所的標誌就是曼哈頓的天際線。
圖5：實習所在蘇黎世事務所入口（1996年）
事務所和他本人不屬於新銳派的，而是更現實，通過家庭的關係也拿到了不少項目。他對我這樣一個德語都不是很流利的中國人沒有任何成見，給予了極大的信任。而且在第二個月就漲了薪水，比一般實習生薪水高出一截子，而且這筆薪水他一直支付到我離開瑞士，包括我回校做畢業設計。
作為實習生，我承擔了各項工作，既有設計工作，也有三維建模（用ArchiCAD），甚至還用MacroMedia製作多媒體。而中國人對電腦技術掌握的速度，也使得我成為事務所的快槍手，很多救急的事情都是我來做。我還從事了一項非常枯燥的工作，就是把各個廠家的資料輸入Lotus Notes數據庫，甚至還要和他們通電話。但從中學習了很多關於瑞士建築業的分類、特性，對很多建築材料和產品也有了深入瞭解。
圖6：實習所在蘇黎世事務所（1997年）
1998年ETH建築系負責機電設備和生態建築的Klaus Daniels教授把我介紹給德國gmp事務所創始人瑪格教授，因為當時他正在做深圳會展中心的競賽。我向實習單位請了假飛趕到了亞琛，協助gmp亞琛辦公室進行競賽工作。當看到東南亞格調的大屋頂時，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但當時主持設計的瑪格教授的韓國助教李恩永並沒有理會一箇中國學生的意見。最後，gmp鎩羽而歸，老對手海爾穆特·揚獲得勝利，而這個項目中途發生變化，在2001年再次招標時gmp獲勝則是後來的事情了。
圖7：與瑪格彙報深圳會展中心競賽方案（2001年）
1999年春季的一天從家裡乘車前往學校，在公共汽車上偶遇東南大學的鮑莉老師，她把當天剛收到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給了我，因為上面有一則南寧國際會展中心的國際方案競賽的啟事，而這次偶遇和這份報紙卻成為我事業的一個轉折點，也拉開了gmp全面進入中國的序幕。我作為瑞士Skyline Architecture的代表給gmp提供諮詢和協助，參加南寧國際會展中心競賽。幸運之神再次眷顧我，南寧國際會展中心中標了！
圖8：南寧會展中心競賽方案彙報（1999年）
2000年夏天我結束了在Mario Campi教授教席的畢業設計，正式從ETH畢業。畢業設計的題目還是一個學校項目，但那時的我已經完全接受了ETH的教學思想，再加上國內本科教育和工作的底子，比較順利地完成了畢設，並獲得了5分。
圖9：ETH畢業設計模型（2000年）
圖10：ETH畢業設計展覽（2000年）
其它科目成績普遍不錯，法律、景觀設計獲得了5.5分，要不是有一科出了些小狀況，差點獲得了ETH給優秀畢業生頒發的畢業獎學金。當時還同時幫gmp做一些國內項目的工作，以履行我當時的老闆Patrick和gmp和合作協議。
就在畢業前後，馮格康先生正式邀請我加入gmp。而對我來講是一個困難的決定，因為當時在瑞士事務所工作比較順利，Campi教授也邀請我作為他的助教(Part-time)，這兩件事情是大部分瑞士年輕建築師心目中的最佳組合。如果在ETH做助教，接下來再讀博，有可能走上一條學術職業生涯，這對我而言也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選項。有一次陪Klaus Daniels教授訪問同濟大學時，吳啟迪校長對著我這個小校友說，如果你想來同濟，最好接著再讀個ETH的博士。而且當時我已手握瑞士來之不易的工作簽證，瑞士的高工資、高福利、低稅收以及熟悉的工作環境對我的吸引力非常大。而在gmp那裡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但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成功自己的事業會有一個更大的發展。我當時經歷了職業的第三個重大抉擇，沒有問家裡人的意見，也沒有徵詢其他朋友，我最後還是下了決心放棄了在瑞士的居留和工作，2001年1月正式加入gmp。
(五) 回國發展
2001年起我擔任gmp 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辦公室落腳在北京亮馬河大廈的德國中心。
圖11：非典時期的北京辦公室（2003年）
德國中心能給中小型企業提供各種服務和可變化的辦公面積，我們於是從50平米慢慢增加到後來的300、600平米，2002年從柏林也派來了五個德國建築師的團隊，搭建了北京設計團隊，招募了中國建築師，而這幾位中國建築師到今天已成為gmp北京的中流砥柱。
也在這一年，我們漢堡團隊獲得了一個住宅項目 - 北京鑫兆佳園（又名：柏林愛樂）。這個具有歐洲圍合街區概念的方案經過輾轉終於實施，東西向的住宅也被業主接受，通過價格差也很快在市場上消化了。
圖12：gmp設計的北京鑫兆佳園小區（2002年）/攝影師 Jan Siefke
由於柏林愛樂的成功，不少開發商慕名而來，我們也和北京的多個知名開發商合作過，但基本都半途而廢。我逐漸發現，住宅是一個對gmp這樣的事務所不適合的項目類型，中德兩國生活方式差異巨大，而開發商只需gmp的立面設計和名字/名聲，同時對成本的嚴格控制很難達到gmp對建築品質的要求。經過再三權衡，我於2003年正式建議，不再在國內接純住宅項目的設計，把自己有限的精力放在自己擅長的項目上 -公建。幸運的是，我們緊接著獲得了中關村文化商廈的設計。而現在回頭看，當時的決定是非常明智的。
在經歷了不少失敗和沮喪之後，gmp北京辦公室在2003年獲得了中青旅大廈的設計權，2004年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國際方案競賽中戰勝各路強手中標，使得gmp在中國的設計實踐進入了新的紀元。
我作為gmp的中方代表，在國博改擴建項目中起協調溝通的作用，也深知這個在首都北京最核心位置的項目背後各種複雜的情況，特別是2005年項目在順利獲得方案審批，初步設計完成後突然遇到新的情況，主管部門否定了原來的設計，並要求在新的條件下大幅調整方案。gmp內部對這個突變表示很大的震驚和疑慮，而且“退出”這個項目也在gmp內部被多次談及。我向大家說了一句話，這樣一個博物館，一個給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展示五千年文化的博物館，估計建築師們只能遇到這一次了。大家終於堅持了下來，而保留原館三個立面的改擴建新方案獲得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批准。
圖13：國博建築設計展開幕（2012年）
作為一個外國設計公司的中國人面臨的既有機遇又有挑戰，也會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難。從一開始，我就在問自己，gmp在將來會是什麼？是一個更包容的、更國際化的設計企業？還是繼續典型的德國事務所的路徑？對中國建築師而言gmp是一時的驛站還是永久的家？
我通過中國、瑞士的建築教育和實踐，確定了自己的建築理念，而這種建築理念和gmp的設計哲學是契合的。我每天做的事情是我認同的，這個很重要。而中國需要這樣一種成熟的理性的建築設計理念。我也經歷了從激動的自由幾何形體到理性設計的轉變，也深刻理解建築的功能合理性是多麼重要。特別是一個建築建成的質量是檢驗設計的最重要標準之一。而這種認知和觀點上的契合使得我與德國合夥人的合作非常順利和融洽。而且，我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不是隨便附和他人。這種保持自我的工作方式也贏得了德國合夥人和同事們的認可。2004年，在我不到33歲時，也是我進入gmp三年後，成為gmp事務所項目合夥人(associate partner)，正式進入gmp的領導層，也成為gmp合夥人群體中歷史上第一位非德國人，同時也是最年輕的項目合夥人。
就在這年，我建議將北京辦公室的中國建築師放在項目負責人的位置，發揮他們各方面的能力和專長。與德國合夥人商討後同意試點“雙項目負責人”，一德一中，每人有50%的表決權，這意味著，重大事項均需要兩個人協商並達成共識。這種貌似外交技巧的組織方式一開始被當作低效率的“擺設”。但沒過多久，大家發現這種內部溝通鍛鍊了中國建築師的語言表達能力、溝通能力和團隊思考。不少我們的國內同事，儘管沒出國深造過，外語也不過硬，但在gmp公平、開放的平臺上獲得了鍛鍊的機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擔當了重任。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辦公室裡中方建築師均挑起了大梁，公司設計總監級別的高管在三地有六個人，都是中國人。而現在上海、北京的設計小組負責人中，絕大多數也是中國人。
由於中國項目在gmp佔據的重要地位，我本人從2009年成為中國區合夥人，全面負責中國區的項目運營。我親自面試幾乎每一個新入職的中國員工，想判斷一下他們是不是符合gmp團隊的氣質和氣場，也同時告訴他們，在gmp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工作團隊中，要專業、敬業、認真，同時要對內對外不卑不亢。
在gmp中國辦公室，我想營造一種公平、友好、人性化的工作氛圍，團隊精神最為重要。公司有很多規章制度，但基本都是靠員工的自覺性，信任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儘管在實際工作中會常常遇到失望和沮喪。今年是gmp在中國進行設計實踐的二十週年，在這二十年裡，gmp在全國建成了130多個項目，還有100多個正在設計和建設中。gmp對中國建築在過去二十年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也向中國同行展示了德國建築師的工作方式和從業態度。在gmp工作過的中國建築師前後也有數百位，有一部分離開後帶著在gmp獲得的經驗和知識，在事業上進一步發展，取得了可觀的成就。我常說，gmp要做德國的Peter Behrens事務所，上世紀二十年代，四位現代主義大師中的三位：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羅和格羅皮烏斯都在那裡工作過。我們實際上就是一座大學，對從業後的建築師進行進一步的教育和培養，而在這裡老師和學生的界限是模糊的，大家在相近價值觀的吸引下聚在一起，在合作中瞭解彼此，瞭解gmp，瞭解建築。
圖14：gmp上海公司成立十週年晚會（2014年）
2018年11月，gmp的兩位創始合夥人馮格康先生和瑪格先生，以及其他三位合夥人一致同意吸納我成為新的合夥人。少了原來在我合夥人頭銜前面的定語“中國區”，也意味著我進入了gmp最核心的管理圈，而這恰恰發生在中國項目在gmp整體業務佔比回落的時候。回落的原因是gmp在德國的項目的份額由於過去幾年德國經濟的強勁勢頭而不斷增長。在gmp進入中國做設計後，一直還是把德國作為最重要的根基，沒有在德國項目上鬆勁。而在其它國家的建築實踐特別是在中國的設計工作，給予了gmp很大的反哺作用，對在德國的項目起了很大積極的影響。中國的建築設計市場早已經不是民間談論的試驗場，而是國際一流建築師的競技場，和其他出色的同行競爭會不斷激發建築師的創作激情。
薛求理教授曾經寫過一篇關於gmp的文章《德國種子，中國開花》，講述gmp在中國的建築實踐之路。我覺得，gmp是在德國而生，有著很強的理性主義基因，由於在中國二十年的深耕，從而獲得了中國的陽光和養分，而且越來越茁壯。中國已經不僅僅是gmp的一個市場，而且是gmp的一部分，gmp也是中國建築的一部分 -- 我個人在gmp的職業發展恰恰體現了這一點。
圖15：在漢堡和馮格康等合夥人度過自己47歲生日（2018年）
而我的三次職業生涯中的抉擇，從重慶到蘭州，再從蘭州到瑞士，最後瑞士再回國，既有歷史背景下的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每一段經歷都豐富了我的人生，開闊了眼界。對我而言，無論在哪裡，無論做什麼，要努力把事情做好，這是最重要的。
除標註之外，配圖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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