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獄”已經是一樁歷史定案了。無論是“莊廷鑨《明史》案”，還是“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株連，都已經成為滿清入關的罪狀鐵證。然而，真的嗎？
我們今天來玩這樣一個遊戲：抽絲剝繭，把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組合在一起再看“文字獄”一事。
清朝“文字獄”重點打擊對象是誰呢？比如最初幾個大案：“莊廷鑨明史案”、”查嗣庭試題案”、“呂留良案”都發生在浙江；再加上早期的“金聖嘆哭廟案”在江蘇，後期的胡中藻案、字貫案在江西。這有什麼問題呢？
江蘇、安徽、江西等兩江與浙江一代是反清復明的大本營。以“文字獄”為手段，打擊反清復明勢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為啥這一代反清復明這麼積極呢？
這個問題並不能都從所謂的“民族大義”來解釋。這世界沒有丟不掉的情感和信仰，只有“屁股決定腦袋”這一個道理。江浙的屁股坐在哪裡呢？
我們都知道，明朝的官場朋黨林立，尤其是南方各省利用科舉，把持政權。
我們又知道明清兩代腐敗極其嚴重。由於明朝實行“低薪制”，官員收入太低，而且經常被剋扣，所以造成了大規模的貪汙。俗稱“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那麼問題來了，這筆錢去哪了呢？官場大多數是江浙人，錢又流向了哪裡呢？難道他們在其他地方當官，把搜刮來的錢又用於本地建設了嗎？
我們今天看到的蘇州園林，精緻細膩。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是吹出來的。
這樣精緻的園林是要花錢做的。可錢從哪來呢？真的是靠勤勞致富，或者是資本主義萌芽？嘿嘿嘿。
董其昌是個不錯的藝術家，書法在明朝是一絕。然而他做了官之後怎樣呢？
萬曆四十四年三月十五爆發“民抄董宦”一案，兒童婦女競相傳播“若要柴米強（強，方言，指廉價），先殺董其昌”的民謠，當地鄉民以至上海、青浦、金山等處的報怨者將董家200餘間畫棟雕樑、朱欄曲檻燒成灰燼，董其昌蒐集的古今珍貴書畫篆刻收藏，全付之一炬。
瞧瞧！這幫刁民多麼愚昧無知，多麼藐視文化啊。可是為什麼呢？
因為董其昌與其子董祖常豢養陳明、施心旭、吳龍、朱觀等惡痞，放債霸產、誘姦民女。他早就已經是當地的惡霸了。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可為什麼不會成為主流歷史宣傳的人物形象呢？很簡單：
江浙官紳集團利用科舉獲得權力——利用權力和特權搜刮金錢、逃避納稅——利用金錢豢養文人——利用文人粉飾和教育自己的家族——再利用這些文人鞏固自己在教育資源方面的優勢——進而繼續壟斷科舉。
多麼完美的一個閉環啊。所以他們很喜歡原先的格局，就這樣保持下去最好。
但這一切在滿清入關以後就不一樣了。
最初，江浙士紳是投降了的，多爾袞對待他們也不錯。可是當局勢慢慢穩定，滿洲皇帝要先保障自己人的利益，所以朝廷裡多一半的職務留給了滿人。六部原來只有一個尚書，現在卻有兩個；而且滿洲尚書要高於漢人尚書。爽嗎？肯定不啊！
權力就那麼多，蛋糕就那麼大。原先自己一個人吃，現在要把大部分讓給滿洲人。江浙士紳能幹嗎？
所以啊，他們要造反，要把以前的蛋糕奪回來。所以他們又反了。當然，也都失敗了。
這樣的抗爭，剃髮易服只是個導火索而已。真正能讓江浙官紳集團對抗滿清近百年的，還是屁股決定腦袋。
康熙的懷柔政策取得了滿清與江浙官紳集團的暫時和解。由於康熙對待後者是睜隻眼閉隻眼，甚至縱容的態度，所以文化人也用足了勁吹捧他，希望始終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
然而，這一切在雍正上臺之後就不一樣了。
國家沒錢的時候，要把錢擠出來。從誰的身上擠呢？
雍正朝三大政策：攤丁入畝是引入財產稅，直接指向有錢人；火耗歸公針對官僚，也就影響到了官場中勢力最大的江浙集團；“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是廢除儒生階層的特權，那可是要動了這幫人的命根子。
為什麼考科舉？因為有了功名就有了特權，不用像老百姓一樣交稅當差。沒有利益驅動誰會想學習？別逗了。
《雍正王朝》裡的這段罷考事件是和平解決的，可真實的歷史卻血腥得多，是殺了人才平息的。為什麼要這麼大的動作了？因為雍正要把錢從江浙集團手中擠出來。
表面上看，清朝的“文字獄”是在打擊文化人。可實際上，那只是一種手段，只是為了打擊江浙集團罷了。
而結果呢？乾隆在繼續推進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的同時，也與江浙集團達成了妥協——“一體當差一體納糧”被廢止了。在劍與血的較量中，雙方最終各退一步。於是，“文字獄”也停止了。
雖然實質性的鬥爭停止了，但是文人集團對滿清的文化報復卻始終沒有停止。於是，他們對雍正的持續性攻擊延續300年。同時呢，他們也以“文字獄”為面具，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博取了300年的文化同情。
對於明清的文人集團而言，思想自由不自由並沒有特別的意義。有自由的時候，他們也沒幹什麼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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