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丁歌
見到托馬斯時，是夏末的一天。地點不在藍房子。
我隨李笠、黃禮孩、萊耳、李佔剛、橋等幾位中國詩人赴斯德哥爾摩，參加當地的詩歌節，並採訪幾場文化活動。其間重要的一站，便是去拜訪已80歲的的托馬斯。“莫妮卡將招待我們家庭午宴，和托馬斯一起共進午餐。”這一消息令大家興奮。雖然，托馬斯因行動不便，幾年前已從戎馬島那座150年的藍色木屋——幾乎成為諸多詩人筆下托馬斯和其詩歌的標配：藍房子——搬離至斯德哥爾摩老城的普通居民樓。
那樓房很好找，就在梅拉倫河邊的一處居民區高地。Stigbergsvägen 大街30號，一架老舊窄小的鐵柵電梯，嘎吱作響著把我們向上送往托馬斯家。
托馬斯退休後，不再是一個“兼職寫詩”、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心理醫生。他成了一個專職寫詩的“老人”。2004年，新詩集《巨大的謎》時隔8年出版，這組寫於晚年的短詩和俳句，總算改寫了他“一生只寫過163首詩”的“新聞赤字”。聽說，由於多次提名又多次落選，以往每到十月某日守在這間電梯旁等著抓新聞的媒體，也很少再來蹲點了。
4層，太太莫妮卡很快地打開門，張開手臂邀我們進屋。我遠遠看見坐在書房沙發裡的托馬斯，那是中午，太陽角度剛好讓他留在一片光裡。唱機裡像是意大利歌劇，他笑得很舒服。“托馬斯！”我們喊他。他抬頭，眼神一亮，挺起背，用力朝這邊擺著左手。離近時，他的毛衣和襯衫有太陽和洗衣粉的味道。手邊不遠扣著一個銀色“叫人鈴”。莫妮卡說，托馬斯一直坐在這裡等我們，她在廚房忙碌。他要找唱碟或想“說話”時，就按一下鈴。
托馬斯伸出半個手臂擁抱，我們又用中國的方式和他握手。他手上的戒指硌到了我，那是他和莫妮卡的婚戒。20歲起開始戴上，從此他們沒有分開過。
簡單樸素的房間，百平左右。鋼琴上的三個琴譜都打開著，彷彿舒伯特的音符還未消去。牆上掛著一些畫，攝影作品和中國書法。沙發旁是一組木質白色書架，上面擺滿了古舊的書籍。瑞典語、英語、法語、拉丁語……文學的、社會學的、犯罪心理學的……還有維米爾的畫冊。——他為維米爾寫過詩，他喜歡他——我腦子裡湧現出他在黑暗中以書取暖的日子，“書是讓燈開著的藉口”。書架上竟沒有找到他自己的詩集。我不合時宜地想到博爾赫斯，那個曾花數年時間四處搜尋自己早期作品然後付之一炬的人——特朗斯特羅姆曾玩笑式地贊同這一舉動。
【我受僱於一個偉大的記憶】
“我來了 / 那隱形人 / 也許受僱於一個偉大的記憶 / 為生活在現在。”——《七二年十二月晚》。沒有帶他的詩集，看著他時，卻脫口默唸出這句詩。七十年代，不是特朗斯特羅姆最好的年代。他遭受非議，他躲避竊聽器，他因“活潑的快板”和“畫室裡的紅色野獸”而變得“危險”……他甚至曾稱“那是一段很受傷害的經歷”……他也寫出《黑色的山》，“獨裁者的頭像被裹在/報紙裡。一隻酒瓶從一張嘴傳向另一張嘴”……他繼續寫詩，他忍受著，為真理的障礙，為生者和死者……寫到他收到當年批判他的人寄來的道歉信，寫到他的薄薄詩集被複數疊加的不同語種譯介到各個國家，寫到他一次意外中風，寫到有人感嘆“托馬斯癱瘓以後，歐洲最好的詩人在哪裡？”
黃禮孩迫不及待地把4月份未頒完的獎——“詩歌與人·詩人獎”——當面補發給他，我為他們拍照。鏡頭裡，托馬斯摸摸獎盃，看中國報紙上自己的頭像，眼神像嬰兒，淌著好奇和感激。那是隻摸過無數獎項榮耀的手，它的主人依然為來自中國民間詩歌屆的關注感動。
餐桌上，莫妮卡端上來大盤的三文魚、牛油果沙拉，燻雞肉，烤蝦和各式甜點。酒則是白葡萄酒，和一款托馬斯點名要喝的德國啤酒。在瑞典，這樣的午餐過於豐盛。這讓李笠感動又有些不安，他小聲說：這一餐要花去他們很多錢。——這句話，直到10月6日晚看到瑞典記者採訪莫妮卡時，我才真正弄懂。鏡頭裡，得知獲獎後莫妮卡，用幽默的方式感謝獎金（1千萬克朗）：別墅的馬桶壞了，現在不用再擔憂無法修理它了……
李笠知道我要寫托馬斯，特意安排我坐在他對面，旁邊挨著莫妮卡。現在只有莫妮卡才能“破譯”托馬斯世界裡那些語言密碼——我想，他中風後，那個世界一定比以前豐富上百倍。如果，他還寫詩……
莫妮卡對他說，我來自中國的一家媒體，特地來拜訪他。托馬斯的眼神馬上回到孩子，兩道湛藍的光射了過來，你無法拒絕和那樣的眼神對視——我只能想到一個詞：乾淨。他邊聽邊笑著點頭，又撇撇嘴，看了一眼莫妮卡（似乎在為不能交談表示無奈），最後用左手為自己倒滿了啤酒。我們碰杯，聲音乾脆，托馬斯發出“Ja ”（瑞典語：好！）的聲音。
“他把世界當作手套來體驗”。這是托馬斯的一句詩（《打開與關閉的房子》），北島曾說，托馬斯詩中“手套”一詞，意味著個人與世界的一種勞動的關係。李笠則認為，這一意象包含了對未知的體驗、探險、擔當，但又隔了一層“怕受傷害”的意思。
我看著眼前托馬斯已經萎縮至胸前、喪失行動力的右手——那隻失聰的手套——想象它曾替代主人的身體和意識感知、承受了多大的痛苦？詩，不再被寫下、朗讀出，它的激情和痛苦一起洶湧在秘處。“我唯一想說的/在無法觸及的地方閃爍/像當鋪裡的銀子”（《四月與沉寂》）
早年中風之後，托馬斯極少再寫作。新的詩歌，也許只在腦海中分娩。李笠回憶，最初幾年，托馬斯還試著用左手，寫寫畫畫，為右手寫過的那些詩歌整飭修葺。後來，也試著花2分鐘，給讀者認真簽下自己歪斜的名字。莫妮卡說，現在他只能流利拼寫出“托馬斯”，而寫下“特朗斯特羅姆”時已經開始出錯。不過據北島回憶，他曾見過托馬斯中風後的手跡原稿，“寫在兩個八開的橫格本上，以前的字跡清晰工整，中風後改左手寫字，像是地震後的結果，凌亂不堪。”
【“我存在的最重要因素是病。世界變成個大醫院”】
托馬斯1931年生於斯德哥爾摩，獨子。二戰偕同父母的離異，成為屋後大片的荒草，倉亂感塗抹了他的整個青少年期。“作為中立國，瑞典是獨立的，但同時也是孤立的。親戚在內的瑞典人分裂成兩派，有的支持盟軍，有的支持德國。那時我是個教授一樣的小男孩。我支持盟軍。”托馬斯的筆記中，讓人感慨，早慧又孤獨的孩子都像一個傷口。“小時候我常受到一些沒眼力的成年人的傷害，他們沒看出我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仍把我當成小孩子，我因此而受到侮辱。”
童年的經歷是胎記，一路尾隨成長。
“有一點可以肯定，我5歲時自學寫作。然而進展太慢。我的想象需要更快的表達。”寫下這句話時，托馬斯60歲，所以絕不會是玩笑——雖然至今，他也僅僅“更快地表達”出不足200首詩——他認真地回憶自己寫作的起點，與詩歌生命的起點。
“在我十三四歲時，音樂變得非常重要。我瘋狂迷上音樂，現在依然如此。”特朗斯特羅姆有不下十首詩，標題就直接用意大利歌劇的語素：《復調》、《隨想曲》、《C大調》、《活潑的快板》、…他寫格里格（《一個北方藝術家》）、舒伯特（《舒伯特》）、海頓、拉威爾……他“左手彈鋼琴”的畫面，亦烙進很多詩人腦海，成為他們釀造新鮮詩句的靈感饋贈。而我卻對他少年時的一篇散文體日記，有著揮之不去的印記。“我存在的最重要因素是病。世界變成個大醫院。我眼前人類從靈魂到肉體都變了形。光線燃燒，試圖拒斥那些可怕的臉……那時（15歲）我陷入恐懼，宗教豐富多彩的解釋對我來說還沒準備好。沒有祈禱，只有用音樂驅魔的嘗試。我開始認真地捶擊鋼琴。（《驅魔》選自《記憶看見了我》北島譯）”——讀這些文字時，我覺得自己變成了托馬斯，在黑夜中想要驅魔的人；或變成那個少管所的心理醫生，窺視著一個敏感少年煉獄般的內心活動。而這場煉獄，距離他寫出“一出場就達到頂峰（北島評）”的《果戈理》一詩，僅差3年。我堅信——音樂一度成為他的宗教。
【“一個春天的晚上，我發現所有的恐懼已處於邊緣。”】
真正拯救托馬斯的還是詩歌。錘擊鋼琴的他，正在高中讀拉丁部，在被古老詩歌俘虜的同時，也開始用心寫起現代詩。“拉丁課從關於戰爭、元老院和執政官的歷史課本，進入了卡塔拉斯與賀拉斯的詩歌。”進入斯德哥爾摩大學讀心理系之前，18歲的托馬斯稱“我自己生活中的黑暗在撤退。這一過程是漸進的，我慢慢復原。一個春天的晚上，我發現所有的恐懼已處於邊緣。我和朋友坐在一起抽著雪茄討論哲學。是穿過蒼白的春夜步行回家的時候了……”一個詩人的成人儀式完成了。
5年後，年輕的托馬斯出版處女詩集《17首》，技驚四座。時隔4年，《迷途》轟動瑞典文壇。他烙著胎記，向靈魂深處一寸一釐地寫去。
1990年12月，便是那場“地震”（北島語：中風後改左手寫字，像是地震後的結果）的分水嶺。那一年，托馬斯剛57歲，如同一場惡夢沒有醒來（醒／是夢中往外跳傘），中風導致他右半身癱瘓，語言系統徹底失序。而在那年8月，他還剛剛在藍房子招待了布羅茨基，北島，李笠等詩人。“當時一切都很好，是瑞典的度假期。我們喝啤酒，曬太陽，聊詩歌。托馬斯還拉起布羅茨基跳進旁邊海里游泳，8月的海水都開始涼了。北島不想去，我便留下陪他。那時所有人都沒有預兆。”托馬斯健康時的各種鏡頭，李笠始終忘不掉。
【“像個被麻袋罩住的孩子 / 隔著網眼觀看外部世界”】
“像個被麻袋罩住的孩子 / 隔著網眼觀看外部世界……”托馬斯曾在詩中描述過中風後的迷茫和惶惑。我猜想，他15歲時的黑暗也許瞬間回來過。但——還是音樂，左手錘擊、掌控下的音樂，把他身上的魔再度驅走。他後來相繼寫出《光芒湧入》、《夜間旅行》、《像做孩子》、《悲哀貢多拉》……等依然堅硬的詩歌（1996年詩集《悲哀的貢多拉》）；2004又出版40餘首俳句、短詩合集《巨大的謎》。我想象他後期的寫作狀態，那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謎”。
“托馬斯當真一年只寫幾首詩？”我直接問去莫妮卡，她笑著看向托馬斯，托馬斯回她一個的默契的眼神，又落到自己握著啤酒杯的左手。這個“謎”他們不止一次解釋，“以前總有人以為托馬斯作品少，是因為他白天上班，沒時間。其實，即使他不上班，作品也不會多到哪兒去，他寫詩確實很慢。我們生活也確實簡單。” 莫妮卡描述他們幾十年的生活，就像講述一個簡單的下午。李笠解釋說：“瑞典的詩人沒有太富有的，不像中國。中國大多數詩人不安於更不敢於這樣生活。163首詩，也許早餓死了。” 他曾跟托馬斯聊起另一位瑞典作家，那人曾在中國住了一個月，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托馬斯當時聽後，意味深長地笑：“要是我在中國生活三年，也許會寫一首詩。”
托馬斯在用自己的身體和感官去觸摸世界，——“把世界當作手套來體驗”。一首長詩《畫廊》他寫了近十年，短詩《有太陽的風景》，自手稿雛形落在李笠手上到發表歷經七年。那首悲觀地描繪瑞典圖景的散文詩《攝氏零度以下》，——“我們參加了一個並不愛我們的派對。最後，派對使面具跌落，露出真相：一個縱橫交錯的鐵路網。冰冷的雕像站在迷霧籠罩的鐵軌上。一支粉筆塗完了車廂的大門。這是不能明說的，但這裡存在著許多受壓的暴力……”——用他自己的話說“寫了好多好多年”。
托馬斯剖析過自己：寫詩時，我感到自己是一件幸運或受難的樂器。不是我在找詩，而是詩在找我。一切都來自內心，來自無意識，它是全部來源，我從來不命令自己去寫什麼東西。——這聽上去奢侈，也有些殘忍。
想起他的一首詩，《在勞動的邊緣》。那首詩曾讓托馬斯更加確定，必須是詩在找他。那時他仍在一座監獄（少管所）裡做青年人的心理醫生，想寫下這一經歷，他寫了一首很有抱負的詩——即雛形的《勞動的邊緣》——他不滿意，“對產生於這一抱負的詩不滿意。最終，這首跟監獄中的窮孩子有關的不真實的、抱負遠大的詩中，我能接受的只有幾行：在勞動的過程中/我們渴望野蠻的綠蔭/渴望只有電話線單薄的文明才能穿過的荒野。”那首冗長、嚴肅、很有抱負的關於監獄的詩，只剩下了這麼一句。
後來，他又以《監獄》為題為過一組9首俳句。“男孩喝完牛奶 / 在囚室安睡去 / 一個石頭母親。”“越獄者被抓/他身上的口袋裡/裝滿了糖果”……首首短促、震撼，如苦澀的子彈。想起他曾說的：劊子手與語言同行。他身體裡的劊子手，從未缺席。
【“我不是空虛，是空曠”】
托馬斯得知，在前一晚的哥特蘭島國際詩歌節上，我們用中文朗誦了他的《車站》。他發出大聲的JA (好，要！)。我們即興開始了一場家庭朗誦會。大家合用一本詩集，分別給托馬斯朗誦他的詩歌。他始終用下巴點著節奏在聽，明亮帶點狡黠的眼神，在給中文音調打分。席間，他顯然心情大好，三次主動為自己杯子裡倒滿啤酒。
莫妮卡感慨地說：家裡好久沒有這麼熱鬧了，這樣的朗誦會讓她覺得像過節。托馬斯用左手摩挲啤酒杯。那一刻，我有些傷感。眼前似乎就是兩個溫暖的老人，他們會寫詩，會做飯，他們寫好的詩，做舒適的飯，他們彼此匹配，他們說瑞典語，他們住在斯德哥爾摩，他們走過很多路，他們過著安靜的日子。
要走的時候，托馬斯知道。他有些怔地看了我們一眼。之前他打過一個呵欠，他累了，可仍然不想讓大家走。看著這位沉默的詩人，沉默得像是一個壯舉。我想說的話還是沒說出來，——“詞不答應”。
臨別扭頭，看到托馬斯那個孤獨的側影，想起他那首《維米爾》。“晴朗的天空向牆彎下身/彷彿向空虛祈禱/空虛把臉轉向我們/低語：我不是空虛，我是空曠”。
（注：維米爾是托馬斯最喜歡的畫家，是荷蘭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但卻被人遺忘了長達兩個世紀之久。他的作品不多，至今被認定為真跡的只有36幅。）
* 真的“再見”時，卻是一個半月後，在諾獎頒獎視頻中：他在鏡頭前驚訝的笑，穿著和那天一摸一樣的毛衣。沃爾科特1992年得獎時說的那句話被我再次想起——瑞典學院應毫不猶豫地把諾貝爾文學獎辦法給特朗斯特羅姆，儘管他是瑞典人。
寫於：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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