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院前急救人沈小波。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一月底到二月初，沈小波負責的兩家120急救站人員與裝備都瀕臨枯竭。新招來的急救車司機開了兩趟就撂了挑子，為數不多的達標防護服要留給轉運病人時才能用，單臺車輛一天跑了16趟，是平日的近3倍。
自1月開始，沈小波察覺出了急救中死亡數據的異常，死亡幾乎每天都有。“我怕不怕？我一樣怕。”沈小波心直口快：“不能把醫生架在一個道德高地。”
在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前，沈小波看著自己團隊日益出現疲態，防護物資儲備也接近見底，開始在所負責的光華路急救站、岱山急救站輪流居住“穩定軍心”。“跟他們每一個人談心，看著他們穿脫防護服，要教一兩個小時。”沈小波的努力作用明顯，岱山急救站做到了在疫情期間零感染。
“說‘封城’的那一天我哭了，我們（武漢）終於走上了正軌。”沈小波清楚，無論此前怎麼搖擺，武漢終於下定了決心，一定會走向疫情被控制的那一天。
武漢急救中心岱山站接急救中心指令準備出車，圖為當班醫生正在作出診登記。
突然增多的死亡病例
沈小波從事的120急救工作，也被稱作院前急救，顧名思義是在患者到達醫院前對其進行醫療救護。
1月23日武漢“封城”，私家車禁行，過江通道封鎖，運送病人高度依賴120急救車。武漢120急救熱線隨即被“打爆”，從此前2000次/天，飆升至超過10000次/天，峰值達15700次/天。
但沈小波關心的是另一份數據。今年1月初，這位曾經的武漢市第六醫院急診科主任察覺到，他所負責的兩家急救站出車後遇到的死亡病例開始增多。“我們這裡（120急救）面對死亡（救護車到達求救地點時患者已經死亡）是常態，一個月5~10個是正常的。”彼時沈小波和他的急救團隊所面臨的，是最多時一天中就有3到4個死亡病例，雖不能直接將這些死亡病例與新冠肺炎掛鉤，但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往年同期。
“因為從感覺上說，人們對於死亡還是會去經常討論，偶爾死一個很正常。但天天這樣就不正常。”沈小波為此特意在1月17日搬到岱山急救站住了一晚，以穩定團隊的軍心。17年前有過抗擊SARS疫情經驗的沈小波坦言：“就是我也覺得那（新冠肺炎疫情）蠻厲害。”
岱山急救站在那時已經成了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的眾多晴雨表之一。1月13日，這家位於江岸區的急救站單臺急救車共出車16趟，如果以平均每趟任務最少1小時計算，當天值班的急救單元（1司機、1醫生、1護士和2擔架工）幾乎沒能休息。
高強度的工作，讓沈小波的團隊逐漸顯露出疲態，開始減員，“我們（岱山站）一名醫生，與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觸後職業暴露，中間還去隔離了，沒問題後，才又繼續出來工作”。
“發熱病人佔到三分之二。”岱山急救站一名護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當時武漢疫情形勢非常嚴峻。
武漢岱山急救站救護車接急救中心指令前往一居民小區急救，圖為新冠肺炎疑似患者被運上急救車。
一次關鍵的談話
“靠防護服不如靠腦子。”在防護物資最為短缺的二月初，沈小波將這句話時常掛在嘴邊。
沈小波畢業於湖北省醫學院（現武漢大學醫學部），參加工作20餘年，之前一直是一名內科醫生，五年前被調到院前急救管理崗。這實際上是一個急救站“大家長”的角色。
疫情發生後，沈小波就住在了醫院，兩個急救站來回奔波。他不僅要為團隊協調防護物資，因為岱山急救站沒有食堂，沈小波有時還得為一線人員炒菜送飯。但最讓他擔心的，是團隊人員的士氣和防護技能培訓。
“把大家的情緒安定下來，然後我來教方法。”1月17日，沈小波與岱山站每一位一線人員都進行了談話，又盯著所有人練習穿脫防護服。那天，他重新宣佈了幾個紀律：防護服必須脫在外面，工作服和外套也必須掛在外面——“當我們把病毒梯度慢慢降低，我們防護服哪怕差一點都不重要。”
“我怕不怕？我一樣怕。”沈小波心直口快：“不能把醫生架在一個道德高地，我們選擇衝上去的原因有很多，很多醫生確實是為了救死扶傷，也有人可能是為了飯碗。還有的人為了不讓別人說自己是膽小鬼。我大學微信群裡面，沒有一個人當逃兵，（如果）當了逃兵怎麼去面對這些同學？”
沈小波的這個談話起到了關鍵作用，岱山急救站在此後的運行中，一直保持了人員零感染的記錄，“他們後來龍潭虎穴都去過了”。
質量最好的防護服，被沈小波分配給了轉運新冠肺炎病人的人員使用。事實上，第一次轉運病人時，沈小波選擇親自跟車，“這個就是工作，如果有人不願意去，那我就帶他去。我跟他講我們兩個人一起去金銀潭，把這個病人送到搶救病房，然後再出來”。
“但我們進之前，要先退一步，想一想自己身上（防護）搞好了沒有。不要先想怕不敢進去。如果因為（心裡）被害怕佔據，動作一定會不規範。”沈小波補充說，“也不要想著立功，衝啊那種。要想著怎樣能讓自己被感染率最小”。
武漢岱山急救站醫護人員完成急救任務回到駐地，正在進行消毒處理。
如果有“後悔藥”
最後一次採訪沈小波，是3月的最後一天。“如果是月初，就要忙著整理需要上報的材料等工作。”這些工作都要這位急救站“大家長”親力親為。
3月份，隨著疫情拐點的來臨，沈小波負責的兩個急救站工作任務已經沒有2月時那麼繁重，現在他有時間來回顧自己在疫情中的得失。“滿分100，最多給自己打個60就差不多了，疫情初期確實我們倒下了三個（醫護人員）。我們的能力也有限，不是外界想象的有那麼大能量。”
如果重來一次，是不是能做得更多？健談的沈小波突然沉默，猛喝了一口濃茶，“我們選擇了沉默。如果再來一次，這個我會努力一下”。“其他的我們也是按部就班，按照書上的或者其他科學範式來做的防護，所以說這個也不可能變。”
沈小波回憶起1月份，當疫情突然襲擊武漢，他看到大量病人去定點醫院的發熱門診排隊“一床難求”，也感到無力。作為一名有過抗擊SARS經驗的醫生，他清楚地知道防疫重點在哪裡——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
“說‘封城’的那一天我哭了，我們（武漢）終於走上了正軌，無論此前怎麼搖擺一定會走向疫情控制的那一天。”沈小波談及。“（封城）雖然很痛苦，不‘封城’行不行？也可以！但是還是要病人一個個拎出來隔離。這樣工作量會更大。”
“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次年輕人抗疫，其實主力是護士。我對護士的想法改變很多，對醫生的想法也改變很多。”沈小波說。
“有時候我自己就想，我病了，我會把自己託付給誰？”幹了五年院前急救後，沈小波這次想重回科室。“這次疫情結束後，我跟院長去談，我還想去當醫生”。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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