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年邁的張九齡午夜夢迴，想起他與李林甫一生的宿怨，我想他一定會將故事的起點放在開元九年。
儘管那時候，衝在最前面的是張說和宇文融。這一年，張說拜相。沒過多久，依附張說的張九齡，就被提拔為中書舍人內供奉，成了玄宗的近臣。玄宗封禪泰山之後，張九齡目睹宇文融權勢逼人，便勸張說：“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詞，不可不備也。”而張說則不以為然，輕蔑的說：“此狗鼠輩，焉能用事？”在他看來，自己既是中書令，又是文壇領袖，而他宇文融就是個監察御史，乃狗鼠之輩。很顯然，張說看輕了宇文融。
同樣是開元九年，宇文融得到了唐玄宗的重用。這一年，他為總設計師，開始在全國推行“括戶政策”，增加國家戶口，以充實國家財政收入。春風得意的宇文融，也向唐玄宗推薦了自己的小弟，那個人叫做——李林甫。
黨爭的開端
這已然形成了兩個朋黨派別，雙方你來我往，朝廷頗不寧靜。《舊唐書·玄宗本紀》直接這樣記載道：
右丞相張說、中丞宇文融以朋黨相構。
是的，在經歷了開元初期的勵精圖治之後，開元中期的朋黨之爭，就此拉開了帷幕。
一、黨爭的第一階段：張說與宇文融的交鋒
首先發難的是張說。身為中書令的張說，一直看不慣因“括戶”政策，而與宰相爭權的宇文融。《舊唐書·宇文融傳》記載道：
中書令張說素惡（宇文）融之為人，又患其權重，融之所奏，多建議爭之。
換句話說，只要是宇文融提出的方案，張說必然會進行爭論。比如，玄宗封禪泰山回來之後，宇文融上疏，請求將吏部分為十批人來主持科舉考試。雖然玄宗採納了
“分吏部為十銓”的建議，但這個決定卻遭到了張說的抵制，正所謂：（宇文）融奏選事，（張）說屢卻之。
張說和宇文融的交鋒
屢受壓制的宇文融，決定反擊。開元十四年（726年）四月，他聯合御史大夫崔隱甫，以及御史中丞李林甫，一同上疏彈劾張說，行不軌之事。而這所謂的“不軌之事”，一共有三件。而最刺激玄宗敏感神經的，是這樣一件事：
（劾奏張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
這意思是說，張說結交了“術士”，夜觀星象。而這種行為，難免讓人覺得他想圖謀不軌。於是唐玄宗立刻就派出金吾衛，將張說的宅子包圍了起來。不久前還和皇帝共登泰山，經常宴飲的張說，一下子由宰相變成了階下囚。
最終，案子也查清了，夜觀星象的不是張說，而是他的下屬，張說只負領導責任。儘管如此，
張說依然被罷免了中書令的職務；依附張說的張九齡，也被貶到了地方任職。而獲勝的宇文融，在幾年之後的開元十七年成了“百日宰相”，九十九天後，他便因為得罪官員太多，“為時論所譏”，被貶出了京城。
二、黨爭的第二階段：張九齡與李林甫的交鋒
誰也沒想到，張九齡的人生巔峰，會出現在張說去世之後。
開元十九年（731年）三月，思念起文學之士的唐玄宗，又將張九齡召回了京城。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十二月，張九齡被任命為宰相，五個月後成為中書令。
李林甫也沒閒著，幾乎同時，他也成為了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也算是拜相了。
（一）張九齡、李林甫之爭 一在明一在暗
擂臺已經擺好，兩人的交鋒也就此展開，只不過參賽的兩人，卻是一明一暗。
在明處的，是張九齡。對於才望不高、擅用權術的李林甫，張九齡從不隱瞞自己對他的鄙視，常對別人說：
李林甫議事，如醉漢腦語，不足可言。
再比如，張九齡曾公開向玄宗表達對李林甫的不滿，他說道：“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只可惜玄宗沒有聽進去。
李林甫暗中反擊
在暗處的，當然就是李林甫了。他心裡雖恨死張九齡，但表面上卻不動聲色，私下裡挑撥玄宗與張九齡的關係。
例如，有一年唐玄宗想提拔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張九齡表示反對。而李林甫當場不發表意見，等其他宰相不在的時候，私下對玄宗說：“仙客，宰相才也。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第二天再次商議，張九齡依然反對，李林甫又是當面不說，私下對玄宗進言道：“天子用人，有何不可？”於是玄宗下定決心，賜爵牛仙客，食實封三百戶。
明裡一套，暗裡一套，事事迎合玄宗的旨意，重傷張九齡，這就是李林甫的“高招”！
（二）黨爭的高潮與尾聲：“王元琰與嚴挺之案”
當時，張九齡有位好友叫做嚴挺之，官拜中書侍郎，張九齡曾舉薦他為宰相。但沒想到，嚴挺之卻攤上了事。
事情是由“王元琰案”開始的。開元二十四年（736年），蔚州刺史王元琰因貪贓被下了獄。由於中書侍郎嚴挺之的前妻，正是王元琰的現任妻子，嚴挺之便想營救王元琰。
李林甫知道這件事以後，便秘密的告訴了玄宗。玄宗大怒，可張九齡卻依然極力為嚴挺之辯護。這樣一來，就引起了玄宗的懷疑：提拔牛仙客你反對，嚴挺之犯錯你卻處處維護，你張九齡是在結黨嗎？
這又刺激了玄宗敏感的神經。於是在這一年的十一月，張九齡罷相，次年，被清洗出朝廷；而李林甫則成為了新任中書令，牛仙客也一同拜相。至此，張九齡、李林甫二派黨爭，終於煙消雲散，落下了帷幕。
那麼，在瞭解了開元中期黨爭的過程之後，闡史君要提出一個問題了，那就是：開元盛世之下，為什麼會出現長達十多年的黨爭呢？這場黨爭的實質又是什麼？彆著急，我們慢慢分析。
三、黨爭的實質與原因一：“文、吏之爭說”
最先提出開元時期黨爭的實質是“文學與吏治之爭”的，是汪籛先生。他認為，玄宗開元時期，朝廷中一直存在著“文學與吏治”之爭。具體來說的話，張說、張九齡代表著文士派，而宇文融、李林甫代表著吏治派。
（一）張說和張九齡的“文學派”
之所以認定張說和張九齡屬於文學派，不僅因為他們都以文采著名、都是文壇領袖，更在於他們的施政作為和選拔人才的方式。
在施政作為上，張說為相時，以文輔政“粉飾盛時”。 他主持麗正院，聚集文學之士，進行修書、侍講；玄宗封禪泰山，所有禮儀也是張說擬定的。《大唐新語》就曾這樣評價張說：
掌文學之任……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
張說、張九齡的“文士派”
在選人上，張說、張九齡則主張以“文章取人”。 例如上文所說，張九齡反對提拔牛仙客入朝為官，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牛仙客不是文學之士。《資治通鑑》記載了張九齡的原話：
九齡曰：“……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望。”
“邊隅小吏，目不知書”是張九齡看不上牛仙客的原因，在他看來，只有“文學之士”才能賞以官爵，像牛仙客這樣的典吏，最多賞賜些金銀就夠了。——張說、張九齡一派，任用“文學之士”的理念，由此可見一斑。
（二）宇文融、李林甫的吏治派
宇文融、李林甫的吏治派，雖不擅長文學，但卻擅長吏治。
宇文融的“吏治幹才”不用多說，“括戶政策”就是證明；而李林甫呢，他雖然是奸相，但對於他的才幹，《舊唐書》也不得不這樣評價：
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恆度。
在選人用人上，吏治派也與文學派有著明顯的分歧。還以玄宗提拔牛仙客這件事為例，李林甫私下對玄宗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叫做：
苟有才識，何必辭學。
在李林甫看來，如果一個人有才識、擅吏治，又何必需要有文化呢？這顯然是針對張九齡等“文學派”所說的。
綜合上面的內容，文學派與吏治派，在施政觀念上和用人理念上，都存在著明顯不同。尤其是用人上的分歧，也讓他們身邊各自集合了不同類型的人，如此一來，怎能不形成黨爭的局面？
四、黨爭的實質與原因二：“出身、勢力不同說”
張九齡與李林甫，在出身和所代表的勢力上，都有比較明顯的區別。
先說出身吧。張九齡，出身於嶺南曲江的普通地主家庭，武則天長安二年，他考中進士。在文壇領袖張說的提攜下，張九齡平步青雲。
而宇文融與李林甫呢，則是官僚與傳統貴族出身，以恩蔭入士。宇文融的祖父宇文節曾在貞觀時期擔任尚書右丞；而李林甫則是李唐宗室，曾祖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淵的堂弟，封為長平王。
出身不同，也決定了他們所代表的勢力各不相同。張九齡等人代表的勢力，是依靠科舉進入仕途的新興地主，如張說、嚴挺之、崔日知、賀知章等人都曾考中進士。
而李林甫等人代表的勢力，則是傳統的關隴舊族和山東大族，且這些人多靠恩蔭和軍功入仕。如這一派的裴光庭，是禮部尚書裴行儉之子，蕭嵩則是宋國公蕭瑀的侄孫。此外，當李林甫掌權後，他一直在破壞科舉制度，目的就是打擊普通地主勢力。
可以這樣說：張九齡、李林甫的出身不同，所代表的勢力也不一樣 , 這就使得他們在政治舞臺上, 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衝突。
新興地主與傳統大族的衝突
以上呢，我們從兩個派別的角度，分析了黨爭出現的背景和原因：張九齡代表“文學派”與新興地主的力量；而李林甫則代表“吏治派”與“傳統舊族”的勢力。
這些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似乎還有些不夠。接下來，闡史君還要用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這場黨爭。這個全新的角度就是：帝國的痛點——財政。
五、闡史觀說：帝國的痛點——財政 撕開了黨爭的口子
經過了開元初期的勵精圖治之後，到了開元中晚期，財政問題已逐漸成為帝國的痛點。
首先是軍費開支日益增大。據《資治通鑑》記載，開元前期每年邊防費用不過二百萬貫，可是到了開元晚期，由於玄宗好大喜功，士兵逐漸增多，軍費開支達到一千萬貫。而到了天寶初年，軍費開支就更多了：
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其次是官僚機構的行政費用增多。唐太宗時期，內外官只有730人，可據《通典》記載：到了開元二十五年（737年），所有的官和吏加在一起，共有三十四萬九千八百餘人。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除此之外，開元中期，玄宗生活日益奢靡，用《資治通鑑》的話說，那就是“上（玄宗）心益侈”。此外，玄宗時期，光帶品級的宦官就三千多人，再加上李唐宗室子弟，這些開銷，搞得長安都承受不起了，皇帝也不得不搬家去洛陽“逐食”。
帝國的痛點——財政問題
那面對財政問題，兩個派別都是怎麼解決的呢？
張說、張九齡集團代表的是傳統儒家的思維，他們只會幫皇帝節省開支，比如減少軍事行動，這不，張九齡就曾反對和契丹交兵，主張用外交手段進行斡旋嘛；再比如，他們還會要求皇帝杜絕奢侈，減少對百姓的盤剝，為此，張說一直就反對宇文融的“括戶政策”。
那宇文融與李林甫集團是怎麼處理的呢？他們會為皇帝“搞來錢”。比如宇文融的括戶政策，就是幫助國家增加戶口，以便讓國家的財政收入能夠增多。再比如李林甫，為了減少中央的財政負擔，還將行政、軍事、財權全都下放給了節度使。
當財政問題不突出的時候，玄宗皇帝可以在兩派之間，玩玩平衡：張九齡們負責治理國家，李林甫們則負責專門給國家掙錢，豈不美哉？但是，到了開元中後期，財政壓力越來也大，成為了帝國的痛點。於是，平衡就被打破了，玄宗皇帝也必須做出取捨，那麼這時候，黨爭自然也就隨之而來了。
至此，我們也終於弄清楚了黨爭的實質！張九齡與李林甫黨爭的背後，其實隱藏著——帝國的財政問題！可以說，正是帝國的財政壓力增大，撕開了黨爭的口子。
而瞭解了黨爭實質與帝國的財政壓力，相信您一定明白了，為什麼唐玄宗會倒向李林甫了吧。
既然結局已定，張九齡只能選擇離開，他一路高歌著“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的詩句，離開了朝廷。開元二十五年，他被貶為荊州長史，而兩年後，他回到了嶺南故鄉。開元二十八年（740年），五月七日，“一代辭宗”張九齡病逝於曲江。
開元年間的那一段往事，也就此塵封了；而開元盛世，似乎也已經到了塵封的時候……
《資治通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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