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發展到嵇康與阮籍時期，已經成了人們反抗政治的武器。而政治對於玄學的鎮壓，讓這個時期最著名的兩位哲學家即使選擇了放誕於世俗之外，也仍然無法逃脫政治的迫害。
在嵇康時代，對於人的“才華”和“本性”的討論已經上升為政治問題，持不同立場的人，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別，讓即便想遠離官場的人，也不免捲入其中。
阮、嵇之後的哲學家已經開始分道揚鑣，但即便最貼近政權的人，亦不免在政治中顛沛流離。
玄學的思辨力量，在論證三個主題——“聲無哀樂論”“養生論”“言盡意論”時，發展到了高峰。
在三國時期，如果選擇最虛偽的人，那麼魏國的鐘會至少可以進入候選名單。
鍾會是曹魏太傅鍾繇的幼子，鍾繇則是當時最著名的書法家，他的書法深受後來“書聖”王羲之的推崇。鍾會也和他的父親一樣，以書法聞名當世，而且從他小時候，在魏國君臣之間就傳頌著他如何聰明。
比如，他和哥哥鍾毓跟隨父親第一次去見魏文帝曹丕時，哥哥嚇得大汗淋漓，而弟弟卻無事一般從容不迫，魏文帝問哥哥：你臉上怎麼這麼多汗？哥哥鍾毓回答：戰戰惶惶，汗出如漿。魏文帝又問弟弟鍾會：你怎麼不出汗？鍾會回答：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兩兄弟又喜歡趁父親睡覺時偷藥酒喝。一次父親裝睡，看兩人的反應。哥哥鍾毓偷了酒之後，喝之前要先學著大人行禮的樣子拜一拜，然後再喝，而弟弟鍾會則拿起來就喝。父親問鍾毓為什麼要拜，鍾毓回答：根據禮法，喝酒是一種禮儀，所以喝之前不敢不拜。父親又問鍾會為什麼不拜，鍾會回答：偷本來就不符合禮儀，所以不用拜了。
這兩件事反映了鍾會的聰明才智，又帶著很強的功利心態。
到了鍾會的青年時期，學問更是與發明了“貴無論”的王弼齊名。鍾會曾經學習過道家言說，並把刑名家的思想融合進道家。
當時，魏國文人討論最多的是“才性”問題，即一個人的才華和他的本性之間的關係。由此演生出了四種說法，分別是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
曹操之後的曹魏君主們大都認為“才”“性”是不同的，一個人有才，但不一定品格高尚，而君主重用某人，只要看到他的優點就可以忽略缺點。而司馬氏崛起後，為了鎮壓忠於曹魏的大臣，強調品格和才華是關聯的，把不忠於司馬氏的人都劃歸到品格不好的行列中予以貶斥。
鍾會本人是一個品格和才華分家的最好例子，他的品格低下，卻有很高的才華。為了投奔司馬氏，他提出的觀點卻是“才性合”，也就是才和性是同步的。為此，他寫了一本專門的著作，叫《四本論》，將四種觀點都進行了論述，並著重談了自己認為的“才性合”。
寫好這本書後，他決定將這本書送給當時最著名的學問家嵇康，請他來評判一番，於是帶著這本書去找嵇康。從年齡上說，嵇康只比鍾會大一歲，卻早已是文壇領袖，又性格桀驁不群，喜歡辯論，絕不謬讚。鍾會心懷忐忑地揣著書來到嵇康門外，卻不敢進去，只好把書往屋裡一扔，嚇得扭頭就走。
他之所以這麼怕嵇康，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心虛，為了迎合司馬氏，違心地提出“才性合”，嵇康如果看出來他的投機，一定會嘲笑他；另一方面，是嵇康的觀點更接近於“才性離”，如果兩人辯論一番，也不是對手。
不過，雖然鍾會在嵇康面前顯得渺小，在司馬氏眼中卻是很好的幫手。司馬氏掌權後（篡位之前），曹魏舊臣有許多心懷不滿的，其中位於淮南地區的毋丘儉開始反抗。大將軍司馬師決定率軍親征，他的弟弟衛將軍司馬昭則緊跟在後，鍾會就在司馬師軍中。這次反抗雖然鎮壓了下去，但司馬師也得病死去了。這時，洛陽朝廷裡出現了一股反對司馬氏的陰謀，皇帝派遣尚書傅嘏前往司馬昭軍中，以淮南剛剛平定為藉口，請求司馬昭留在許昌穩定局勢，而把大軍交給傅嘏帶回洛陽。這樣做，實際上是要剝奪司馬昭的兵權。
鍾會立刻看出了其中的門道，他和傅嘏談話把傅嘏爭取了過來，請求傅嘏上書皇帝，要求和司馬昭一起回洛陽。司馬昭率領大軍回到洛陽，由於他的兵權脅迫，皇帝只好任命他繼任大將軍，繼續把持朝政。
隨後，淮南再次發生了諸葛誕的反抗，又是鍾會的計策讓司馬昭擊破了吳國前來幫助諸葛誕的將領，從而贏得了戰爭。鍾會在得寵後，成了司馬氏集團不可缺少的人物，不時地參與政策制定和人事任免，擁有著打擊政敵的權力。
而真正讓他揚名天下的，是魏國的滅蜀戰爭。在戰爭發生前，大部分朝臣是不主張滅蜀的，認為風險太大，只有鍾會是極少數主戰派之一。司馬昭最終支持了鍾會，給了他十幾萬大軍，讓他作為主將大舉伐蜀。
然而，事情卻向著對鍾會不利的方向演進。他雖然藉著蜀國防守漢中（秦嶺以南的小盆地，四川和陝西的交通要道）的薄弱攻克了漢中，但在繼續向四川推進時，卻屢屢不利。從漢中進入四川的關鍵通道是金牛道，而金牛道上最重要的關口是劍閣，在這裡，蜀國大將姜維千里躍進，堵塞了鍾會的進路。鍾會的背後還有蜀軍的據點，魏軍很有可能會被包夾。
在作戰中，鍾會的虛偽狡詐也暴露無遺，給軍隊造成了困擾。除了鍾會之外，還有一支軍隊由諸葛緒率領，從甘肅趕過來。鍾會為了獲得指揮全權，秘奏諸葛緒畏懦不進，抓起來用囚車送回了國，接管了對方的軍隊。
內鬥加上姜維的阻擋，這次遠征看來要以失敗告終。
但就在這時，著名的將領鄧艾卻打開了一條傳頌千年的道路，捷足先登了。當兩國大軍僵持在劍閣時，鄧艾率領三萬人馬開山闢路，從甘肅的陰平起，在大山裡硬是開出一條路，進入了四川盆地，並逼迫蜀國皇帝劉禪投降。
蜀國投降後，鄧艾採取仁政爭取人心，同時等候魏國大部隊到來。而阻擋鍾會的蜀軍將領姜維聽說成都失陷，選擇了投降鍾會。鍾會兵不血刃地率領大軍進入成都。
但誰也沒有想到，在成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針對伐蜀的最大功臣鄧艾。他利用司馬昭害怕將領擅權的心理，密奏鄧艾謀反，獲得司馬昭命令後，將鄧艾抓起來關進了囚車。
更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其實真正謀反的卻是鍾會本人。除掉鄧艾後，鍾會不滿足於當臣屬，決定以恢復曹氏權力為幌子，向司馬氏開戰。
可惜這一次，鍾會碰到了更大的對手。司馬昭在向鍾會發布命令，逮捕鄧艾的同時，就親率大軍向長安移動了，一旦司馬昭佔領了長安，不讓鍾會出川，鍾會的計謀就告失敗了。最終，鍾會只好倉促起兵，但士兵不聽號令，起事將鍾會殺死。
在伐蜀途中的兩次密奏，加上最後的謀反，將一位偽君子的形象展示於人。作為伐蜀最大功臣的戰略家鄧艾卻含冤致死，直到歷史進入了西晉時代，鄧艾才得以昭雪。
然而，鄧艾並非是鍾會謀反的唯一受害者。在鍾會伐蜀之前，還害死了他認為的另一個仇人，原因同樣是妒忌。如果說，在武功上，鄧艾超乎鍾會之上，那麼在哲學和文學上，鍾會與嵇康的差距更是雲泥，鍾會又怎能忍受？
除了鍾會第一次向嵇康獻書之外，歷史還記載了兩人的另一次相會。[6]嵇康由於家境貧窮，常常和朋友向秀打鐵餬口。一次，年少得志的鐘會終於鼓起勇氣，穿著時尚的衣服，趕著肥馬拉的車，帶著如雲的賓客，一起去拜望嵇康。
當他們來到嵇康的住處，卻發現嵇康坐在地上打鐵。鍾會恭恭敬敬地等著嵇康，嵇康既不說話，也不抬頭，繼續幹他的鐵匠活。鍾會在眾多的隨從面前等待良久，大丟面子。離開時，嵇康終於開了口，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不懷好意地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如果說第一次拜訪是因為鍾會的膽怯，那麼第二次拜訪，則是嵇康對他直接的侮辱。嵇康一向對自己看得起的人熱情似火，即便千里迢迢也說去就去，但對於他看不起的人，連一個字也懶得說。
這次拜訪給鍾會的心靈造成了永久性的傷害。他記住了嵇康這位不給權貴面子的狂人。當司馬昭逐漸掌握權力，排斥忠於曹魏的人時，鍾會不失時機地說：嵇康是一條臥龍，你駕馭不了他，但他言論放蕩，詆譭聖賢，又有大批的追隨者，是個心腹大患。
司馬昭聽信了鍾會的話，開始製造冤獄，殺掉了嵇康。
司馬昭找的理由是一個花邊新聞。嵇康有個好友叫呂安，呂安的哥哥呂巽姦淫了呂安的妻子徐氏，為了防止呂安的打擊報復，呂巽先發制人汙衊呂安不孝。在司馬氏統治下，提倡儒教精神，不孝是大罪。呂安為了脫罪，引嵇康作證，嵇康作為朋友義不負心，將呂巽如何姦淫弟媳和汙衊的事情都說了出來。但既然司馬昭決定除掉嵇康，就不會聽他的證詞，呂安不承想自己沒有脫罪，反而將嵇康也牽連在內。兩人雙雙被判死刑。
在臨刑前，嵇康望著地上的日影，要過了一把琴，彈奏了一曲《廣陵散》，並嘆息這個曲子從此絕跡了。三千名太學生請求當嵇康的學生，希望保下他的性命，但鐵了心的司馬昭還是除掉了這位才華絕世的高士，只是在事後，才假惺惺表達了後悔。也許鍾會沒有想過，他害死的是魏晉時期最具反抗精神的哲學家，也代表著魏晉玄學最自由最獨立的精神。在這個時期，哲學家和文人們大都帶著反叛的影子，反抗漢代以來形成的名教對人的壓迫。但是，幾乎所有的人在反抗的同時，都給自己留了一條後路，既享受名教帶來的榮華富貴，又對名教採取嘲弄的態度。還有的人則寄希望於將名教和自然打通，享受政權好處的同時，也不放棄對自由的追求。這就像現代某些寄生在體制之中的學者一樣，一方面想追求學問，另一方面又很在乎自己的工資和職稱，不時地申請個諂媚的課題。
只有嵇康以一種決裂的態度來看待名教問題，告訴人們守著這玩意兒毫無用處，只會妨礙你對自由的追求。
但是，嵇康的死讓人明白，集權的籠子裡不會有自由的鳥兒，只要你在中央帝國的控制之下，就不會找到真正的自由，哪怕你想回歸山林，不問政事，但只要你有足夠的才華，這個政權就會自動把你當作敵人。
嵇康死後，哲學雖還保留著反叛之名，卻再無反叛之實。文人們那種故作超然的姿態，實際上是一種犬儒主義的表演，既要彰顯獨立性，又總是在諂媚著權力者。
那麼，嵇康的哲學包含了哪些內容？他給魏晉這個動盪卻反叛的時代做出了哪些貢獻，才讓現代人把他當作魏晉玄學最偉大的代表人物予以紀念呢？
非湯武而薄周孔
大約在公元260年（曹魏景元元年），一次當官的機會突然出現在了嵇康的面前。這次機會是由他的朋友山濤舉薦的。這一年，山濤從尚書吏部郎遷任大將軍從事中郎，留下來的職位需要填補，他立刻想到了好朋友嵇康。
嵇康，字叔夜，在他年幼時就失去了父親，跟著哥哥嵇喜長大。他身長七尺八寸，換算成現在的尺度，身高超過一點八米。他言談舉止優雅風儀，卻又土木形骸，不加修飾，人們稱之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他性格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在學問上他是當時的文壇領袖，卻不講究師門，博覽群書，而尤其喜好《老》《莊》。對嵇康，當時人形容他的風姿是“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山濤之所以想到嵇康，除了他的才華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嵇康娶了魏國曹氏的宗室女子，是曹魏的女婿。他還因此官拜中散大夫，只是隨著對政治的失望，才遠離了政壇，放棄了職務。
《中央帝國的哲學密碼》
郭建龍/著
鷺江出版社
2018年6月
但是，隨著司馬氏掌握了曹魏大權，司馬氏取代曹氏已成定局，作為曹氏姻親的嵇康就成了司馬氏忌憚的人物，甚至有生命危險。如果這時候能夠出山擔任司馬氏提供的一個官職，就相當於投靠了司馬氏，也就獲得了安全。山濤舉薦嵇康，是想保護這位最好的朋友。
嵇康的哥哥嵇喜就很懂得這樣的道理。他也是當時的名士，論做官，比嵇康更勝一籌，擔任過揚州刺史、太僕、宗正等職位，自然也獲得了安全。
但令山濤沒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片好心被嵇康直接拒絕了。不僅拒絕，嵇康還專門寫了一封信與他絕交。這封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成了魏晉時期少有的好作品，也是解讀魏晉風流人物的一個窗口。
在信中，嵇康首先表示他和山濤不再相知，之後，轉入對歷史人物的總結，評論了十一個歷史人物，認為人應該根據自己的性格，各安本命。而他本人則仰慕那些不為官的人士，這樣的志氣不可奪。他把自己描寫成一個懶散、孤傲、不喜約束的人，懶到常半個月甚至一個月不洗頭不洗臉，更不通人情禮儀。
隨後，他轉入了最著名的段落，提出了自己不適合當官的九個理由，這九個理由又分為“七不堪”和“二甚不可”。所謂“七不堪”還簡單，指的是生活上的七種習慣與做官格格不入，比如起得晚、不喜人跟隨、愛動且不喜歡向上級行禮、不喜歡寫字、不喜歡應酬、不喜俗人、不耐煩俗世。而“二甚不可”則顯得離經叛道了。所謂“二甚不可”，是指他喜歡“非湯武而薄周孔”，以及說話直言不諱，絕不替人掩飾。而“非湯武而薄周孔”一項，更是對自漢代形成的儒教文化的徹底否定。
從孔子開始，整個儒家的哲學體系就是建立在周代禮法體系之上的，特別是周公這個人，更被認為是周代禮法體系的鼻祖。這就好像現代共產主義者突然有一天對馬克思開炮，或者穆斯林否定先知穆罕默德一樣，一旦批判，整個體系就會轟然倒塌。
“非湯武而薄周孔”表明的是嵇康的生活態度，但在時人看來，卻是他的政治宣言。因為如果周公失去了合法性，在當時受打擊最大的就是司馬氏。因為司馬氏在篡權之前，總是以周公自居，這就像當年王莽以周公自居，到最後卻篡奪了漢朝是一樣的。如果周公沒有了合法性，那麼司馬氏搞攝政就成了亂臣賊子，而不是功臣了。“非湯武而薄周孔”還不是嵇康態度的終點，他除了否定這些人之外，還要替被周公鎮壓的人翻案。在周公時代，他有兩個同胞弟弟管叔鮮和蔡叔度，這兩個人在儒教寫成的歷史上一直是反派角色。西周滅商後，他們最早被周武王派到了崤山以東原來商朝的土地上幫助周朝維持秩序，武王死後，年幼的成王即位，武王的弟弟周公成了攝政，這時管、蔡兩人發動了叛亂反對周公。他們的叛亂被鎮壓了下去，他們也被打成了將近三千年的惡人，是冒犯中央帝國的罪犯。
但嵇康認為，管、蔡兩人不是罪犯。首先，他們是周武王任命的，幫助維持了中原地區的秩序，如果不是他們，地處陝西的周朝是無法控制廣大中原地區的。其次，按照儒教的看法，聖人不犯錯，而周武王就是個聖人，如果管、蔡是壞人，就證明周武王的任命是錯誤的，這和周武王是聖人相矛盾。再次，從情理上講，一個小孩子當了王，而另一個成年人虎視眈眈地攝政，自然會讓人疑心這個成年人要篡位。所以管、蔡的叛亂不是叛亂，而是在勤王。
最後這條理由更是直刺司馬氏。魏明帝曹叡死後，大將軍曹爽和太傅司馬懿攝政，隨後司馬懿發動政變，處死了曹爽，開始了攝政生涯。在司馬氏攝政之後，發生了著名的淮南三叛：淮南地區的三位將軍（揚州刺史文欽、鎮東將軍毋丘儉、徵東將軍諸葛誕）先後叛亂。他們之所以起兵，是不滿司馬氏的攝政，試圖恢復曹魏的政權，趕走司馬氏。嵇康對管、蔡的辯護，就彷彿是在歌頌三位將領的反叛。
嵇康這樣的觀點絕不會被司馬氏所容忍，卻讓他成了文壇領袖。實際上，司馬氏篡奪皇位之前的那段時間，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之一，大量的人敢怒不敢言，有的人被殺害，有的人被迫投降，而嵇康的態度則成了當時不屈服的標誌。
在司馬氏輔政的那段時期，文壇最著名、最具特色的是一個叫作“竹林七賢”的鬆散群體。這個群體中最年長、最具組織才能的是山濤，而最核心的人物有兩位，除了嵇康之外，還有一位叫作阮籍的人。除了這三人之外，還有向秀、劉伶、阮咸、王戎，這七人常在竹林中游晏，號稱竹林七賢。除了七賢之外，還有一個他們的朋友圈，而在朋友圈中最顯著的就是嵇康的朋友呂安，也就是導致他死亡的那位摯友。
竹林七賢代表了一種傾向，當文人們對政治不滿時，就會寄情于山水之間，流連於詩酒之中。雖然後來七人的結局不同，但在某個時間，他們都對政治有著強烈的不滿。而在七人中，又以阮籍和嵇康最為純粹，兩人興趣相似，互相欽慕，成為雙璧。嵇康更善於論理，而阮籍長於寫詩。有後人品詩將阮籍列在了上品，而將嵇康列在了中品，大概因為嵇康不注重文采，寫詩時，只是用極其冷峻的筆調記錄自己的感想而已。
兩人的作品中，都流露著對於現實的巨大不滿。
比如，阮籍最著名的非詩體作品叫《大人先生傳》，就是對現實的批評。阮籍和嵇康都認為，古代的制度是一種無為而治的制度，所以人們相安無事，和平幸福。但是到了當世，由於皇帝推崇名教治國，強調人的德行和君王的有為，大量的賞賜和嚴苛的刑法不僅無力治理國家，反而讓社會亂了套。而所謂的名教，實際上是“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慾，此非所以養百姓也”。
阮籍對於那些儒家君子最精闢的嘲諷，就是把他們比作一群褲襠裡的蝨子，追求功名利祿自以為安全，就像蝨子在褲襠裡，躲在棉絮裡以為是大宅子，行動在布縫裡以為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動不動就吸人血，以為找到了享用不盡的美味佳餚。但是，一把火襲來，這些蝨子就被燒死在褲襠裡了。
嵇康對現實鞭笞最深的文字則來自《太師箴》，認為以前治國是為了天下，今天則是為了一個人而已。結果導致臣下仇恨皇帝，皇帝猜忌臣下，四處喪亂，國家傾亡。
正因為司馬氏統治的殘忍，嵇康和阮籍對政權徹底失去了信心，他們才發生了中國哲學史上的一次大轉折：徹底放棄人們熱衷的名教，徹底地擁抱自然。
越名教而任自然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永遠是政治壓過科學，入世壓過出世，名教壓過自然。所謂名教，一般指功名利祿和儒家禮法，而自然則指政治之外的江湖之遠。走得最遠的人，也只能說要兼顧“名教”和“自然”，不敢將自己徹底置於傳統的敵對面。
發明了“貴無論”的王弼本人也採取了這樣的態度，他認為“名教”和“自然”是調和的，不管是“名教”還是“自然”，它們的最終特徵都是“無”，把握了“無”，既可以理解“名教”，也可以理解“自然”。而理解了“無”之後，可以把自然界的“無”“無為”等理論運用到政治實踐之中，實現“名教”和“自然”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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