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太宗時期宋遼戰爭入手，聊一聊皇權危機下皇帝與戰爭的關係

976年，開封的統治上層發生了激烈的變動，宋太祖駕崩，晉王趙光義繼位，即宋太宗。

人們多相信幕後發生所謂的篡弒陰謀，但是僅僅就宋遼之間關係而言，統治者的更替會對宋遼兩國的走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當時尚不明朗，因為趙光義雖然跟隨其兄多年，但他在即位前很少發表對遼政策的言論。但是，即使不是他親手弒兄，至少也通過激烈的權利鬥爭才能得到皇位，為了進一步鞏固其皇權，需要大量撤換趙匡胤時握兵的武將，同時他也可能需要建立顯赫的武功來強調個人權位的合法性。這些，都即將改變了宋遼兩國關係的走向。

雖然人們至今仍對“金匱之盟”是否存在有著較大的分歧，但“金匱之盟”論的出現卻表明趙光義所面對的是一個危及到皇權的政治局面：經過979年的滿城之戰和980年的雄州之戰，宋遼雙方的對峙在短時間內已經成為不可更改的事實，原本因戰爭而得以掩遮的部分皇權危機在戰爭受挫後重新浮現。

趙光義所面臨的皇權危機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他身邊的人對皇權的威脅，也就是身邊存在他認為有可能奪取皇位的人，比如其弟趙廷美。另一個是趙光義如何證明其權力的合法性，如何消除“燭影斧聲”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並儘快建立起皇帝應有的那種權威。

趙光義為解決皇權危機而採取的措施和其兄措施相比，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無論趙匡胤還是趙光義，都嚴密防範擁有較大兵權的高級將領，另外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都親自出徵對遼戰爭，企圖通過建功立業來鞏固江山。不同的地方是，趙光義擴大了猜忌對象，不僅清洗部分帶兵將領，還肅清了皇宮內任何可能存在的威脅，對於未遭削職的將領則奪去其戰爭指揮權，使在戰場上他們完全聽命於自己。他同時也將宋遼戰爭規模進一步擴大，戰事在河北邊線全面爆發。

分析宋太宗趙光義這種嚴重加深的猜忌心理和促進戰爭升級的來源，筆者認為和皇權危機有密切的關係，是後者引發了他的這些心理想法和行為。趙匡胤時期，雖然皇權危機較嚴重，但是他有著趙光義所不具備的優勢，那就是即位前的兵戎生涯和成為皇帝后用自已行動所建立的個人威信，這種無法純粹依靠皇位來獲得的威信是趙匡胤政權得以建立和賴以存在的基礎，同樣趙匡胤能夠依靠這種威信在不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情況下游刃有餘地處理潛在的皇權危機。

趙光義在即位前一直生活在趙匡胤的陰影之下，沒有任何的機會來建立起個人的威信，即位中的疑點，又加重了他在處理皇權危機時候的難度。

基於上述理由，趙光義於雍熙三年發動的北伐便順理成章，他為這次北伐準備時間長達三年，在訓練、情報、後勤等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979年至986年間，趙光義著手對內部清洗和整頓，太平興國八年，彌德超欲取代曹彬樞密使職位而在他面前陷害曹彬，而他也迫不及待地罷去了曹彬。雖然後來此事查明曹彬確實被冤，但是趙光義再也沒有讓他官復原職。

無論是皇宮內部、還是對高級將領的防範，趙光義都毫不猶豫地採取鐵腕措施以鞏固皇位，並不理會這種威脅的苗頭是否真實存在。

宋遼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是趙光義攻打北漢，979年正月，他就攻打北漢的事情詢問了當時的樞密使曹彬後，覺得“

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帝破此敵，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這實際上也反映出了北宋和北漢之間實力的懸殊，在宋軍多年的圍堵戰略打擊之下，北漢原本就有限的戶口不斷地被俘掠而去，導致了財政、兵源等危機。

鑑於這種情況，二月趙光義親率禁軍主力從開封抵達澶州，經過黃河到大名府，然後折向西到洛州，在三月初抵達鎮州。隨著主力北上，加上之前佈置在前線的北宋軍隊，開始收緊對北漢的包圍圈，對北漢隆州、孟縣、汾州等地展開進攻。並隨後擊退了前來救援北漢的遼軍，北漢的滅亡已經不可避免。

之後，趙光義率軍抵達太原，在太原城下不斷巡視攻城器具，並且身先士卒，親自為受傷的將領敷藥，以激勵士氣。在此情況下，佔據太原城的劉繼元獻出太原城，太原的投降，一方面標誌著斷斷續續近一個世紀的宣武對河東的戰爭正式落幕。另一方面，宋遼原本就不牢固的和平關係徹底走向了破裂。

消滅了北漢之後，在軍事會議上除殿前都虞候崔翰建議趁勝北伐之外，“人人有希賞意，而上將遂伐契丹，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最終宋軍在高粱河之戰中以慘敗結束了首次北伐遼國。雍熙三年，趙光義發動第二次北伐契丹，結果大敗於岐關溝，攻勢受挫的宋軍隨後在同年再遭受陳家谷、君子館兩次敗北。從此，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構想擱置下來，直到北宋末年才重新受到注視和付諸實踐。

太平興國四年趙光義北伐契丹的一系列戰役，以及之後的契丹為報復北宋而大舉南下引發的滿城之戰，對於本文而言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就是“陣圖”的出現。趙光義對陣圖的重視出現於高粱河之戰失敗之後，大抵由於在此役中曾腿部中箭而幾乎喪命，在之後的所有的戰爭中，他都未曾親自率兵出征，而是通過制頒“陣圖”來指導前方將領進行打仗。

由於古代作戰時要排列陣法，平時操練也講究演習陣法，而“陣法”就是作戰部隊的戰鬥隊形和防禦部署。因此，所謂的“陣圖”就是把軍隊戰鬥序列和部署狀況，用符號標識，製成作戰方案的圖形。趙光義自高粱河之戰後，對陣圖的運用非常重視，如雍熙四年，他御製《平戎萬全圖》，至道二年，他又自行製作陣圖交給徵西夏將領王超，他還說“佈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

不可否認，戰場上軍隊，不論是出征或者防禦，都必須排列陣法，要有一定的組織形式，否則千萬人一哄而上根本無法打仗。然而趙光義過度運用預製的“陣圖”，束縛了前線戰場上的作戰指揮官，以致宋營主帥處處受牽制。

太平興國四年滿城之戰的勝利，足以證明死守陣圖之不當。是年，面對契丹南下，趙光義預先“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當宋軍挺進至滿城的時候，遭遇遼騎兵大軍，“翰等方按圖佈陣，陣相去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鬥志”，因為面對敵陣，宋軍的戰鬥隊形間距太大，一旦敵軍騎隊衝入必然陣破無疑。趙延進、李繼隆二人力主改陣形，把分散的“八陣”整合為“二陣”，使之前後呼應，“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敵眾崩潰，悉走西山，投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

面對機動性極高的契丹騎兵，若固守僵滯的陣形對仗，極易導致全線崩潰，趙、李二人以外戚身份才膽敢改變太宗頒下的“陣圖”，而其他將領即使明知“陣圖”不合時宜，但依然奉行不渝。宋太宗趙光義這種做法在當時就有很多人指責其中弊病，如當時任京西轉運副使的朱臺符就認為：

“兵以奇勝而節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臣愚以為疑則勿用，用則勿疑”。

朱臺符言論的潛臺詞就是，趙光義對陣圖的運用，表面看起來似乎是為了全局統籌而實施的方法，實際上反映了他在歷次戰役中對外出帶兵打仗將領的極大的懷疑和不信任。

進行對外戰爭作為鞏固皇權的一個有力措施在古代社會中屢見不鮮，但是這種進行對外戰爭首先應基於一個前提：作為戰爭發起者的統治者本人應該對即將進行的戰爭有著非常大的取勝把握，因為戰爭作為政治的延伸是一把雙刃劍，戰爭的勝利可以鞏固皇權，戰爭的失敗會帶給皇帝本人不可預料的惡性後果。

對宋太宗趙光義而言，當時宋遼雙方和戰爭有關的形勢大體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就軍隊人數而言，宋人李攸估計遼方總兵力不超過三十萬，而真正投入戰爭中的也就十萬人左右。至於宋朝的兵員，雖然總體軍隊人數多於遼軍，但因步多馬少而不能佔有直接優勢，

之前多次戰役已經說明了這點。

第二，雙方的兵源都來自較大範圍的地區，如北宋不少軍士來自山西和河南。同時，自960年開始，宋遼雙方都開始著手強化現有邊界的防務，這些因素都會導致宋遼的戰爭開始轉入持久戰。而這種戰爭的狀態則對雙方財力、物力等因素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就北宋而言，當時的國內經濟情況並不樂觀，張齊賢在981年上的奏章中就描述了江南地區殘破狀態，市井蕭條，人民睏乏。國子博士李覺在986年上言提議鼓勵開荒，提及當時天下很多荒田無人耕種，可見當時農村經濟並不繁榮。

第三，趙光義在北伐前對敵情的判斷並不基於完全客觀的基礎上。自982年唐興口之捷後，他就高唱“弭兵論”，但在向遼朝試探求和中卻被拒，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需要說明的是，自983年後，趙光義對敵情的樂觀態度並不是完全基於事實，而是含有為北伐製造有利條件之嫌。趙光義自981年起開始在邊境屯兵聚糧、修整城防，同時疏通河道用以漕糧，加緊對契丹的軍事情報工作，並且每天“親觀戰馬”、“檢閱軍人”來加緊戰爭準備。戰爭最終於986年爆發，帶著國仇家恨心理的他依然未能一品勝利的滋味，岐溝關之役後宋軍潰不成兵。

雍熙北伐的失敗使北宋喪失了收復幽燕的信念，契丹也元氣大傷而無力南下。

但是到986年左右，經過多年的努力，無論是在朝廷、皇室還是外交上，基本上所有威脅皇權的因素都被消除，趙光義在之後的十一年間基本沒有受到較大的外在政治威脅。他此時也勿需憑藉戰爭的勝利來鞏固皇權，而這也使得宋遼之間在此時大體保持著一種和平狀態。

更為重要的是，宋太祖和宋太宗時期面臨的威脅到皇權的因素至此基本消失，在真宗即位後，新的皇權危機又開始出現。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趙光義即位後客觀存在的皇權危機是影響宋遼戰爭結果的關鍵因素之一：趙光義因為急於樹立威信將趙匡胤時期保持克制的河北地區變成戰場；為了皇位的安全而極大地削弱了前線將領的戰爭指揮權和頻繁應用陣圖，導致大規模戰爭中軍隊協調不積極、前線將領無法靈活應對變化的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