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西文化兼通，又对近代科学技术有深刻了解的文化大师，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钱穆和吴宓等人自然不是封建迷信的信奉者和传播者，但饶有兴味的是他们却对占卜算命一事很感兴趣。对此，也许不仅要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要从这些大师的个性和心理方面寻找解释。
王国维和罗振玉曾经有过的一次算命经历。
王国维终其一生，经济问题一直是困扰他最大者。在日本治学四年间，除了学术上受到罗振玉帮助外，大部分经济来源也都是罗氏提供。
尽管对罗氏始终心怀感激，然而王国维自觉是一“作理想上之生活”的文人，而这“理想”一旦与现实生活碰撞，往往就造成他内心强烈的“自卑感”。
只要设身处地想一下，已过四十不惑之年早已是著名大学者的王国维，竟然不得不接受罗振玉的经济帮助，其内心的屈辱和悲凉感可想而知。
除了经济状况外，王国维身体很差也是他性情忧郁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自1916年8月至1917年末，王国维写有详细谈及自己及家人疾病的书信多达十九封，几乎每月必有一次疾病，且持续时间甚至长达数月才得以康复，看来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确有根据。
正是经济上一直窘迫加上身体欠佳，致使王国维有时对占卜之事寄予希望。
那是在1920年2月7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日来闻云汀、公雨诸人盛称天津星者宋瞽之灵验，因为莹中推算，欲借此觇时局，则日者言大佳。……其推算往事，无一不吻合，则诚奇矣。”
此信几乎全篇都在议论宋瞽推命之事，且罗振玉看来深信不疑，又说命中自己“当于危险中成功，又谓七十四将长辞斯世”（后来证明也是相当准确），以致他不免“思之令人悚然”几分。信末，罗氏想要替王国维也算上一卦，谓“公之生命乞开示，当为推之”。
尽管王国维并不完全相信宋瞽推命之事，但还是愿意将自己之生辰八字随信附给罗振玉，让他交给宋瞽，“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
而宋瞽算命之结果如何呢？
罗振玉回函中这样说道：“今晨访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无风波，惟命中刑克稍重，致中年以前，多有刑伤；目下之运平善，至后年以后三年，为平生最佳之运，然当投笔戎幕。……日者又谓，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带魁罡，故不免从事戎旃。此语公何不再质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称后年大佳……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
“命带魁罡”即性格偏向耿直刚强，似与王氏之性格较为符合，但是王国维之命运却非“坦坦无风波”之顺利，而且这“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显然不准，因为十年未到已是形骸消亡。
“惟命中刑克稍重”一句，恰恰吻合了王国维的命运。一般而言，“刑克”多属于比较严重的伤病灾和生死离别，而纵观王国维一生，先是他生母病逝，接着两个女儿和莫氏夫人也相继离去，最后长子也撒手人寰，如此生死离别之悲恸怎能不说是“刑克稍重”。
王国维曾有言道，“人之光色分五种：富贵者红光或黄光，文人白光，余人皆灰光，若黑色则去死近。”
有意思的是，他将富贵者与文人截然分立，想必也是认为文人总是不能大富大贵，只是他一直不愿认命，才有了他之后的反抗以及反抗失败后的自杀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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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自《民国学风》刘克敌，九州出版社
本书充分利用日记、书信、自传等史料，引领读者进入民国时期一群文化大师的书房和客厅。旨在通过对他们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生涯以及日常琐细趣事的描述、通过对他们如何建构“朋友圈”的叙述，逐步揭示大师们深邃而感人的内心世界，最终有助于在这个日渐嘈杂和浮躁的世界保持一份定力、坚持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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