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代，人們也習慣於將天下劃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個州，而其中的西州在漢武帝之前主要指西南以及巴蜀地區，在漢武帝之後，隨著漢朝在西北的拓殖，西州的含義也延伸到了涼州乃至朔方地區。作為漢王朝的西部邊陲，西州卻對漢朝的興衰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甚至在最後時刻，給了漢朝致命一擊，直接導致了漢朝的衰亡。
然而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州的隱患其實在漢武帝“移民實邊”之時就已埋下，其後西洲叛亂不斷虛耗漢朝國力，直至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率西涼軍進入洛陽把控朝政使大漢王朝從此名存實亡，從西州到洛陽，刺向漢王朝的致命一箭，飛了三百年。
西州局勢的變更：從羌土到漢疆
通常我們說起漢朝的邊患，首先會想起匈奴。在漢朝存在的數百年裡，與匈奴之間的戰爭幾乎持續不斷。但除了匈奴之外，西北地區還有一股遊牧民族的勢力威脅著漢朝的邊陲安全，那就是羌人。
《四夷傳》曾記載：“西羌本自三苗，舜徙之三危，今河關西南羌地是也。”這說明，羌人與漢族之間的聯繫有著比較久遠的歷史，而且這段歷史並不寧和，反而充斥著戰爭的血腥。“以為奴隸
隸”、“西逐諸羌”，這些字眼都表明在早期的漢羌民族之間存在著激烈的衝突。
而到了秦漢之際，隨著中央政權的建立，漢民族與遊牧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而羌人同時又和匈奴人相勾結，襲擾漢朝的邊疆。漢武帝在打擊匈奴勢力的同時，也對羌人發動報復。為了防止羌人和匈奴人互相勾結，漢武帝發動戰爭，佔領了羌中地區。
這場戰爭改變了西州地區的局勢，一方面是部分羌人被漢武帝趕出了該地區，漢武帝在此修築城塞，進行屯墾，設置官吏進行管理，使得該地區成為漢土；另一方面是匈奴與羌人之間的聯繫因此被斬斷，羌人被阻隔在河湟以南，使得雙方無法再協同入侵。
在武力征服之後，漢武帝又對該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移民實邊”，通過政府組織屯戍、流徙等手段，將數十萬百姓遷入該地區。伴隨著該地區的社會穩定以及生產發展，人口大量增殖，到平帝元始二年，朔方刺史部人口就已經到達了一百八十八萬餘，而涼州人口達到了一百零七萬餘，整個西州的在冊人口達到了近三百萬。
人口的增長促進了西州地區的繁榮，使得該地區一度成為漢朝的又一經濟中心，其中的涼州更是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三大城市。《漢書·匈奴傳》記載：“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菞庶亡干戈之役”，足見當時的繁榮。
但是，社會經濟的發展並沒有消弭當地的社會矛盾，該地區的社會矛盾以民族矛盾最為尖銳。因為該地區本來是羌人的家園，漢族依靠武力優勢，武裝驅逐羌人，侵佔其生存空間；大量遷徙人口，弱化本地居民的影響力，達到實際控制西州的目的。漢朝在西州創造的繁榮，不能掩蓋當地的原住民受壓迫的事實。
羌人部落眾多，各自為政，叛服無常，難以管控，而一旦出現叛亂，漢朝政府往往以暴力手段強行鎮壓，卻不解決實際問題。由於西漢王朝武力卓絕，邊軍強悍，因此這一方法雖然粗暴，但的確能保證西州地區的穩定。
但西漢之後，在光武帝時期，一方面由於都城遷移，洛陽遠離西州，羌人問題顯得不那麼迫切。因此，東漢政府援用舊例，一有叛亂，即行鎮壓，羌人的威脅在此時並不顯著；另一方面，光武帝為了確保政權安全，實行“強幹弱枝”的政策，削弱地方武力。《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武備的廢弛為後來羌亂的爆發埋下了隱患。
新勢力的出現：羌民與豪族的密切聯繫
歷經西漢百餘年的經營，西州地區的政治局勢已有巨大的變化。因為自漢武帝以來，大量遷徙內地百姓進入西州地區，經營河西。而這些移民在西州歷經百餘年的發展，早已落地生根，並分化形成了地方勢力。
在東漢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豪族勢力，在西州社會同樣存在。西州的豪族大多數都是由內地遷徙而來，因為文化、經濟以及血緣宗族的影響，他們能夠迅速在新地方站穩腳跟，併成為新豪族。而這些豪族，身處西州，以其巨大的影響力，與當地各路勢力都有牽連。尤其是本土化之後，與當地羌人的聯繫也十分緊密。
這樣一股勢力的產生對西州地區的政治局勢產生重要影響，尤其在兩漢之際，當地豪族逐漸與割據勢力相勾連，影響最為巨大的就是隗囂、盧芳、竇融三股勢力。這三股勢力的出現，證明西州地區的社會發展已經到了能支撐地方割據的地步，但距離與中原地區的豪族抗衡，還有一定差距。
但西州豪族的優勢在於與“羌胡”的聯繫密切，因此能迅速召集起一支“精於騎射，驍勇善戰”的勁旅。《後漢書》載：“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漢人豪族與羌胡的結合使得西州地區的社會風俗也呈現羌胡化的特徵，隨著漢光武帝逐漸收服西州地區，這樣一支地方勢力被納入東漢王朝的統治之下。但地方勢力與民族勢力的交織註定了這一地區具有不穩定的天然條件。
在西州的三股勢力中，最為成功的竇氏家族歸附漢朝，竇融的從兄子竇林被任命為“護羌校尉”。護羌校尉是漢朝設立在該地區的軍政長官，秩同兩千石，職位顯赫。之所以任命竇氏子弟就是看中了竇氏在西州多年經營，根基深厚，威望頗高。
因此，竇林一上任就吸引了大量的羌人歸附，西州由此安寧。但朝廷同時又忌憚於竇氏在西州的威望以及西州本身的難以控制，擔憂竇林權重難制，因此明帝將竇林又下獄處死。竇林死後，羌地叛亂重起。但漢明帝的態度極為漠視，在安排郭襄繼任護羌校尉之後甚至廢除了護羌校尉一職。
可見，相比於地方叛亂，漢明帝更在乎自己的地位是否鞏固。
西州勢力的崛起：從“涼州三明”到“四頭政治”
此後的時期裡，東漢政權與羌人的鬥爭一再激烈，邊患不斷升級。而因為中央政府在對待西州地區豪族與羌人的聯繫這一問題上的過度提防，使得西州豪族在朝廷的打壓之下漸趨衰落，在面對羌人叛亂的危機面前，西州本土力量一不能斡旋調停，二不能組織防禦，加劇了西州亂象。
而主管地方的西州長官，早已是中央由內地直接派遣，但這些內地官員在對待西州戰事問題上既無此力，也無此心。
面對戰事的升級，東漢朝廷一方面放棄了舊的以步兵為主的戰略，開始組建精銳騎兵來對付擅長騎射的羌兵；另一方面啟用西州本地的軍事人才與武裝力量。而對西州本地人才的啟用，使得西州將領主導了平羌戰場，促成了西州武力的崛起，使其作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走上歷史舞臺。
“涼州三明”是最早在平羌戰場嶄露頭角的。所謂“涼州三明”是指皇甫規、張奐、段熲三人，因此三人的“字”中都含有一個“明”，因此得名。涼州三明均起於仕途，早年被徵辟入仕，因為卓越的軍事才能而逐漸擔任平定羌亂的重任。又因為他們都是西州本地人，對當地的山川地理以及風土人情都十分了解，再加上體恤士卒，因此深受當地士兵信任，其軍事成就因此遠邁之前外調而來的將領，平羌戰爭一路推進，“西羌於此弭定”。
但因為這場戰爭，西州本土士人重新被啟用，其又在西州士兵中樹立了極高的威望，而西州人又十分重視地域認同，使得西州兵團再次成為威脅中央安全的重要隱患。漢桓帝也意識到了西周勢力膨脹的威脅，因此將涼州三明一一調離西州。涼州三明的時代就此結束，西州武裝力量的第一個發展階段也隨之告終。
但隨後，黃巾大起義爆發。朝廷為了平定起義，調用西州力量平叛，董卓和皇甫嵩拔擢而出。同年冬天，羌胡與西州豪強力量勾結反叛，朝廷不得不重用西州武力。董卓因此被調回西州，並因為這場戰爭積攢起自己的威望，成為西州軍中的實權人物。
隨後，漢廷內亂，董卓的有一個人生際遇來臨。董卓兵入洛陽，廢立皇帝，操控朝廷，使得西州兵團的勢力達到鼎盛。但董卓隨後被漢族士大夫設計誅殺，西州軍團的第二個發展階段隨之結束。
隨後的局面是並涼分裂，李傕、郭汜、樊稠、張濟反攻長安，控制朝政，形成“四頭政治”，並和韓遂、馬騰勢力和解。但好景不長，這個脆弱的軍政聯盟迅速破裂，四頭政治在互相殘殺中瓦解，韓遂馬騰被曹操離間而分裂，整個西州勢力都被曹操消滅。
西州集團起源於秦漢之際的民族問題，並在西漢後期的羌漢合流中形成一股強大的地方勢力。中央在處置這一地方問題時的舉措不僅無益於問題的解決，反而導致了“羌亂”問題持續數十年，虛耗東漢國力，加速了黃巾起義的爆發。而東漢朝廷在中央與地方問題上的控制失衡是西州問題始終困擾中央的重要原因。范曄曾說：“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漢朝正是在這樣的長期虛耗中，損傷了自己的國力，反而使得西州勢力坐大，最終給了奄奄一息的東漢朝廷致命一擊。
參考史料：
《西州與東漢朝廷的建立》《西州與東漢政權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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