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參考消息網特稿。原標題《試論戰後日本公共外交運作模式的演變》，原文刊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2020年第2期（全文約2.1萬字）。
【作者】程蘊（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講師）
參考消息網4月10日報道戰後日本公共外交的運作模式經歷了由基本運作模式向改良型運作模式的轉變。在基本運作模式中，一國訊息由政府主導下的相關機構及人員發出，經對方國家的信息傳播節點後抵達普通公眾視野。這種方式在冷戰結束後，越來越無法適應新的國際環境。動員更多的非政府行為體參與其中，構建跨國共同體網絡，藉助商業模式來傳播本國的價值理念，以及將象徵本國國家形象的組織嵌入對方基層社會之中，已成為冷戰之後特別是21世紀以來日本公共外交運作模式進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過在這些方向上的摸索，當代日本的公共外交形成了“議程設置式公共外交”“商業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種改良型運作模式。
議程設置式公共外交
所謂“議程設置式公共外交”，就是以構建跨國共同體的方式來加強彼此之間的共鳴，並通過這些跨國共同體在相應的領域向對方社會傳輸自己所偏好的價值觀和認知方式。
議程設置式公共外交的第一個主要方面是推動日本非政府組織（NGO）的發展，並融入全球NGO的跨國網絡中。這為日本帶來了不小的挑戰，因為“平等雙向交流”意味著一國在打開了影響別國輿論通道的同時，也向別國敞開了影響本國輿論的通道。而在跨國NGO網絡中，日本的NGO無論在規模還是影響力方面都處於明顯的劣勢。
然而日本並未因此而放棄對本國NGO國際化的支持。針對本國NGO相對弱小的情況，日本政府積極為其發展創造有利環境。1989年日本政府開始發放NGO事業補助金，1999年又開展了名為“NGO活動環境整備支援事業”的項目，積極幫助NGO進行人才培養和組織建設。與此同時，從1996年開始，日本政府與本國NGO建立了定期協商機制，向NGO說明政府的各項政策，並接受來自NGO的各種建議和批評。這種政府與本國NGO的正向互動，使日本政府能夠在國際場合利用本國NGO的資源與別國NGO進行溝通並影響它們的態度。
議程設置式公共外交的第二個主要方面是構建跨國知識共同體。例如，1991年在國際交流基金下創設的“日美中心”、2001年日本與歐盟制定的《日歐合作行動計劃》，都是以此為主要目標設立和制定的。冷戰後，日本在跨國知識共同體的構建中最為出彩的一筆還是日本與中東國家之間的異文化交流網絡。2001年，在時任日本外務大臣河野洋平的主導下，日本政府開始搭建本國與中東知識精英間的共同體圈子。其後，在反恐戰爭導致的文明衝突論甚囂塵上、美國對中東公共外交空前失敗的背景下，小泉純一郎政府積極開展對中東的公共外交。2003年9月，日本政府向中東派遣了完全由知識界成員組成的第一次文化交流和對話代表團。對話的主題避開了當時中東各國反感的民主化，轉而以“傳統和現代化”為主題，旨在實現文明間的所謂“創造性和諧”。
“傳統”與“現代化”能否共存，二者又如何定義？對此，在中東地區相對保守的國家內部仍然有疑問。於是在2004年對中東派遣第二次文化代表團時，日本就將重心從講述日本現代化的經驗，轉變到了正確認識日本和中東的差別，以“共同思考、共同推進、共同解決”的精神來推進對話的展開。與此同時，日本對自身價值觀的講述也以一種非常形象具體的方式進行展現。如通過對日本近代史的講述來強調不應對他者的成功感到妒忌和反感，而應建立虛心向他國學習的態度；通過對柔道的講述來傳達一種對對手錶示敬意，並在相互刺激中提高彼此的品格和能力的態度等。這類講述在中東知識圈內引起了廣泛興趣，為後來日本與中東知識界的持續對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基於這些對話所形成的知識共同體，也為日本影響中東諸國的改革政策開闢了道路。
商業模式公共外交
日本對公共外交基本運作模式的第二種改良路徑是商業模式的公共外交。所謂“商業模式公共外交”，就是將本國偏好的文化價值元素注入產品之中，藉助成功的商業運營模式將涉及文化價值層面的內容潛移默化地傳遞給對方國家受眾。這種模式所傳播的價值觀雖然隱晦模糊，但其滲透性卻遠遠高於其他方式。曾任日本文化廳長官的近藤誠一就指出，日本的價值觀傳播採用的是一種“展示”（presentation）的方式，即通過藝術的表達以及物品的創造將自身的價值觀融入其中，間接而平靜地展示出來，而不像美國那樣採取“投射”（projection）的方式，直接將自身的價值觀強加於人。
日本商業模式公共外交的典型代表是流行文化和製造文化。這一點在其2005年制定的《知識產權推進計劃》中清晰地反映出來。該文件將日本的文化資產概括為相互聯繫的兩大部分：一部分是世界範圍內廣泛流行的日本電影、漫畫以及遊戲軟件等流行文化產業；另一部分則是融合了傳統與創造、代表了日本生活方式的日本品牌，如食品、服飾、地方特產等。這些文化資產被命名為一個深受年輕人喜愛的詞彙——酷。小泉內閣設立的直屬智囊機構“推進文化外交懇談會”也將所謂“21世紀的酷”界定為：糅合了本國傳統文化、現代先進科技，以及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物質與精神同步提高等社會發展理念的日本的社會生活模式。
藉助多元行為體的優勢，商業模式的公共外交使日本在世界範圍內受到了廣泛歡迎，尤其是那些處於都市中產階級地位的青年人。然而，日本對別國輿論的影響力似乎並未因此得以顯著提升。2006年日本政府對東盟六國民眾的調查顯示，認為中國在當時並且以後會成為本國最重要夥伴國的比例都超越了日本。而在中韓兩國，年輕人確實喜歡日本的流行文化，但他們卻清晰地將對日本社會的印象和日本的國家形象進行區分，從而弱化了日本政府的公共外交效果。這表明商業模式公共外交在傳播日式價值觀方面仍任重道遠。
嵌入式公共外交
日本對公共外交基本運作模式的第三種改良路徑是嵌入式公共外交。主要包括兩種方式：第一種是以本國的跨國企業為載體，通過這些企業逐步融入當地社群或與當地的相關組織和機構合作來獲得對象國民眾的信任，在提升國外公眾對本國好感度的同時，也構築起了與所在國政府進行聯繫的非政府渠道。第二種是通過本國的NGO參與國際開發合作或緊急救災，使整個援助更緊密地與日本的國家形象聯繫在一起，即所謂的“看得見的援助”。嵌入式公共外交的背後雖然有政府的政策指導性因素，但其實施主體為非政府行為體，因此在整個過程中更能體現公益性，也更易為對方國家民眾所接受。
企業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可歸納為三個方面：（1）通過企業的社會責任、交流活動等，在當地居民中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2）通過交流事業等構建能夠影響他國政策的非政府渠道；（3）為政府提供人才、資源、情報等。企業的活動雖然並非都是由政府授意，但其所構建的渠道確能為政府公共外交所用。例如，日立製作所在華盛頓的事務所，在20世紀90年代末就開始積極與當地的智庫和學術團體共同開展各種項目。通過這些項目，日立構築了與美國政界的良好關係，強化了信息收集和向美國政府提出政策建議的能力。這些都成為日本對美施加政策影響的間接渠道。
相比企業，日本的NGO與日本政府在嵌入式公共外交上的合作更加顯而易見。2000年，日本政府聯合經濟界與NGO共同成立了“日本平臺”（Japan Platform，JPF），旨在災害發生之後，NGO可以在此平臺上使用政府或民間的資金實施緊急人道主義援助。2002年，日本政府開始了針對NGO的無償資金合作，即日本政府為NGO的海外活動提供資金支持。這些活動包括：學校建設、醫療援助、母嬰保健、受災地區的援助、農業開發以及未爆彈的拆除等。2003年日本政府又設立了“草根技術合作”項目，旨在與NGO合作推動直接有利於發展中國家民眾生活水平提高的技術轉移。在這些活動中，NGO代表日本參與了援助開發項目的全部過程，加深了日本這一符號在受援者心目中的印象。而日本的NGO組織也迅速擴大，並在當地建立相關運營機構，有效地融入了當地社區。
通過上述三種改良型的運作模式，日本的公共外交在冷戰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雖然這些模式並未見得已經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別國政策還有待進一步檢驗，但其至少在國家形象的塑造上獲得了成功，提升了別國民眾對日本的好感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預防性措施，使日本能夠在處理對自身不利的突發公共外交事件時有更大的迴旋餘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本網特稿，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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