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速讀：
1、此次疫情的革命性在於，它促成了人類應對策略與行動的革命性。
2、新冠病毒以威脅人類生存的力度挑戰全球所有的政治、社會和知識權威，儘管這些權威的實際地位也許此刻並未動搖，甚至可能得到強化，但新的觀念之門已然打開。穿過這扇人心之門，影壁上赫然刻著一個字：變！
3、當下的疫情正預示著一個基於社會創新的“知識、觀念與行動迭代”的時間點。多樣性的、創新的社會聲音必將有力挑戰各類固有的思想權威，新生力量正在獲得機會，向死而生的突破已呼之欲出。
文-關凱，SSIR中文版編輯部學術主編、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人直覺地感到世界將發生不同尋常的改變。
當人類文明秩序被一個小小的病毒攪得天翻地覆；當疫區的社會以一種人為的主動癱瘓來防止疫情肆虐可能導致的被動癱瘓；當感染者喪生，倖存者恐懼；當珍視生命的人不畏生死地衝上一線；我們需要在混亂中冷靜地思考，如何改變，人類才能創造真正美好的未來？
一、新冠病毒的挑戰
新型冠狀病毒橫空出世，人類社會突然間面臨一種極限挑戰。
新冠病毒極具傳染性、致病性和人體多臟器的滲透攻擊能力，堪稱百年不遇的人類天敵。在此種歷史級別的疫情面前，人類迄今為止的所有科學技術、社會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建構，都瞬間暴露出既往不曾被注意的高明與膚淺。
面對疫情，人類社會各出其策，但所持之策，有多少來自科學，又有多少來自各種類型的恐慌？複數形態的恐慌並非全是負面的意義，它帶來了一次對於人類所有的醫學、技術、資源和經濟的大動員、大激活。
此次疫情的革命性在於，它促成了人類應對策略與行動的革命性。顯然，任何基於人類生死機會的社會行動，都具有無以倫比的道義資源與改變成規的能力。
二、“舊制度”的侷限
新冠病毒就像是外星人入侵，一下子洞穿了各種類別、各個層面的社會制度的屏障，使所有的人幾乎毫無遮擋地面對生死考驗。平素的強者不再有絕對優勢，那些平時看不見的弱者卻頻頻因在災難中綻放人性的光輝而奪目。
優劣強弱之間的劇情反轉，標示著現代社會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規範正受到新冠病毒的根本性衝擊。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將個人權利推高為至上準則的政治哲學原理、以經濟利益及其分配為中心的社會組織方式、以政客政治考慮為中心的決策機制、金融資本主義支配下的全球分工以及消費主義生活方式，這些似乎“天經地義”的現代性與全球化法則，都可能在某種情形下成為疫情傳播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助力。
新冠病毒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檢驗器，各國政府為治理疫情普遍採取的措施， 那些暫時的、權宜性的、不合常規的做法，彰顯出平素那些穩固的、制度化的、符合常規的秩序所內在包含的某種荒誕性。
這同樣蘊含著風險。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疫情防控，儘管成效顯著，卻不僅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民族主義意識的濫觴，將一個相互依存、整體化的全球社會瞬間撕裂成政治和經濟碎片，而且普遍喚醒人們委過於人、尋找替罪羊的本能慾望。當陰謀論縱橫天下的時候，人類社會有可能倒退回叢林時代，零和遊戲的思維不僅符合人性中陰暗的“常識”，更迎合某些強大力量的利益。
如果我們將視線從只標示政治單位的地球儀拉伸至每一個可以看見具體的人的社會，疫情衝擊下不同的社會和人的圖景總會令我們感同身受。然後我們發現，這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和我們一樣的人早已習慣向死而生。
如果沒有新冠病毒，這個世界上不會有那麼多不相干的人、以那麼離奇的高頻次反覆重複唸叨著一些地名：武漢、倫巴第、馬德里、紐約……這些景觀各異的地方，因為一個看不見的病毒而連接在一起，許多講著不同語言的人，在同時討論同一個問題。人們痛心於那些不該死而死去的人，他們本可以活的更久；人們認定生命的崇高，也不願生命被浪費，所以盡一切可能去保護生命。
在世界各地，疫情防控調動了很多組織和單位，各個國家、地區、社會都依據各自的制度資源及其路徑依賴去應對問題，也都經歷著不同的成功與失敗、經驗與教訓。新冠病毒不僅以一種簡單的方式挑戰整個人類社會，同時，以一種同樣簡單的方式揭示了全球化的多樣性一面。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問題解決方案，只有對於這種完美的永不止息的追求。
韓國之後，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等多個國家也相繼啟用了得來速檢測點。圖：Wikimedia Commons
三、重新面對自然
從以整體自然秩序為中心的視角出發，與人類相比，病毒才是自然本身，而人類作為一種自然產物，渾身上下卻洋溢著滿滿的反自然的氣息。特別是自啟蒙之後，以人為本的現代文明發展，始終將自然視為改造利用的對象。這種價值觀插上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翅膀，經過人類社會高度組織化的不懈努力，終於達到今日登峰造極的地步：經過人類無比智慧的努力，地球正在被改造成一個越來越令人類感到舒適的人工環境。
新冠病毒的出現，無疑是對今日人與自然關係實施的一種整體性的、無差別的衝擊，被病毒漠視的國家、民族、階級、文化和社會身份，恰是構成當代人類社會的基礎性要素。只有當全球社會將應對新冠病毒挑戰列為最優先級的時候，這一切才能促使人類社會做出與以往不同的更多的反思。在小到不可見的病毒面前，人類引以為傲的既有文明體系竟是如此羸弱。由此可見，在人類既有的認知觀念、行為實踐與制度安排中，埋藏著多少淺薄、傲慢、冷漠與無知。
疫情終將過去，倖存下來的人類社會成員終將會對新冠病毒具有免疫力。
但如果在未來回頭觀望，2020 年只是歷史上“無所謂的一年”（黃仁宇語，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如果經年之後，下一代環境主義者仍然在倡導今日已顯狹窄的那些成套路的知識與社會議題；如果那些被病毒撕去偽善面紗的制度及其路徑依賴仍然得享病毒般生命力，那麼，作為 2020 親歷者的我們，應感慚愧。
四、向死而生的突破
人是主觀能動的生物。面對任何一種嚴峻的自然與社會挑戰，人本身都會展現出多樣化的生命力與活力。事實上，人之所以偶爾陷入困境，不單單來自挑戰本身的壓力，更多來自人的思維陷入到單一軌道的迷途。這種迷途的盡頭是組織、技術、行動和想象力的枯萎，終極表現就是歷史上那些已經消失的人類文明。
新冠病毒以威脅人類生存的力度正在挑戰全球所有的政治、社會和知識權威，儘管這些權威的實際地位也許此刻並未動搖，甚至可能得到強化，但新的觀念之門已然打開。穿過這扇人心之門，影壁上赫然刻著一個字：變！
疫情之後，必須改變的不僅是公共衛生和健康服務體系，更包括知識、觀念、組織、社會行動與日常生活方式。病毒像一柄懸在人類社會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它是一種現實的威脅，對當下的人類也許是一種“邪惡”，但對自然、對人類與自然共生的未來卻未必邪惡。我們顯然需要找到與如此“邪惡” 的病毒長期共生的合適方式。這種方式除了醫院和疫苗，也有更高級的形式， 如新的規範、觀念與行動。顯然，探索這些更高級的形式，需要社會創新。
如何在既有的制度和文化環境下務實地解決現實的問題和挑戰，是社會創新的靈魂和宗旨。
為應對疫情，知識、觀念、組織、社會行動與日常生活方式已經在發生改變，或許可以這樣說，當下的疫情正預示著一個基於社會創新的“知識、觀念與行動迭代”的時間點。如同疫情治理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民族國家政體平等化一樣，新冠病毒必將促進知識的平等化。多樣性的、創新的社會聲音必將有力挑戰各類固有的思想權威，新生力量正在獲得機會，向死而生的突破已呼之欲出。
五、社會創新：從未來出發
如果我們以個人的生死為尺度，我們就會被死亡的恐懼支配；但如果我們以人類的未來為尺度，我們可以從容面對開始行動。
社會創新是一種從未來出發的思維能力，直接表現為新的社會觀念的生產與安裝，以及新的社會行動的生成。人類社會往往在災難中穿行此刻，我們不僅要在日常生活實踐裡與新冠病毒作鬥爭，更要在未來視野中捕捉到新冠病毒災難的歷史價值並努力發揮。
面對疫情，很多隱蔽在曾經秩序井然之下的社會問題紛紛浮現，從宏觀社會的組織方式到微觀人生的生計模型，從權威專家的失誤失語到看不見的人群浮出水面，社會圖景在刷新，創造性行動在發生，新的可能性正在廣泛吸引注意力和思考，各種秩序正在面臨重新調整。
面對疫情，制度的競爭依然存在，世界仍然不是平的。這或許預示著民族主義又一次群情激盪的拂曉，同時也可能指向民族主義真正的黃昏。各國戰疫，盡顯路徑依賴，充塞其中的，是秩序與混亂、理性與愚昧、嚴謹與浮誇、超越與狹隘的繽紛對照。但對於生命的呵護，對於生命平等意義的關懷以及對於人類與自然和諧關係的追求卻無疑是所有社會不動搖的價值共識。
面對疫情，一邊是“去全球化”的效應在發酵，一邊卻是疫情防控以全球化的戰爭樣態出現，此刻正從中國階段、歐美階段，進入全球階段。這也許會是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前方充滿不確定性。正如比爾·蓋茨最為擔心更具經濟社會脆弱性國家那樣，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戰疫，如果脫離全球合作，將是另一場災難。最終戰勝疫情必然需要全球合作，無論是醫療物資的生產與分配、藥物的開發和使用，還是經濟的恢復、對更具脆弱性國家的援助。可能改變的，是全球化進程的方式和節奏，而不是全球社會更加休慼與共的未來。
面對疫情，每一個社會以及生存於其中的每一個個體都無法獨善其身，而每一個具體的微觀的社會制度的改進，也都來自每一個具體的社會成員個體的行動參與。災難促使人們以創新的方式相互幫助，相互啟發思考，相互合作。點滴積累之中，社會環境會因此而向善的方向發生改變。未來不會像新冠病毒那樣突然出現，未來是人類當下行為塑造的結果。
當病毒直接挑戰我們的生命意義，當互相的關愛與慈善成為一種社會運動，當汙名化成為疫情治理的副產品，當街頭謀生的人們脆弱的生計被打碎，我們能否一起努力，哪怕從一個微不足道的細節改變一切負面影響的走向？我們能否聚集跨界的人一起來發聲，集聚思想的能量，打破一切墨守成規的公式，探求通往美好未來之路？變化，來自危機與挑戰；變化，來自社會創新。今天，我們正在這樣的關口，我們不能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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