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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於創作者投稿。作者曹諾匹在經歷了獨特的生活體驗後，對生命有了更加獨特的態度和體會。世人皆怕言死，然而生死相依，未知生焉知死，未知死焉知生。希望本文能對各位有所啟示。
離與2019年告別還有13天，打開手機卻發現充斥著死亡。有人希望快點熬過2019年，但死亡永遠都在。因經歷至親的死亡，我嘗試去當臨終關懷志願者，想要更好地瞭解死亡。
在去臨終關懷病房前，我曾想象過病房裡的各種情景。那些病人是否也會像我父親一樣，掙扎著，掙扎著，就猝然離世。
來到臨終病房的樓層，這裡屬於醫院中的高層部分。通往病房走廊的開頭牆壁上畫著一顆綠樹，名曰“心願樹，”上面填滿了便利貼。其中最觸動我的一張上寫著：爸爸，謝謝你生下了我，對不起。
圖：許願樹
我參與志願服務的第一位病人是黃爺爺，他今年69歲。進入病房時，看到黃爺爺正躺在床上，翹起一條腿。他身穿著藍白條病服，上衣紐扣並沒有全都繫上，上面的三個紐扣都鬆開了，露出他的胸部，一層肉耷拉著，可以看出，他並不消瘦。走進時，我發覺他氣色看上去不錯，有著一頭比較稀疏的頭髮，這在普通老年人中很常見。我心裡頓生疑惑，這就是所謂的臨終病人？和普通病人無異呀。
經瞭解，黃爺爺患有食道癌，他明白自己的病沒有治好的可能，所以選擇放棄治療，一來不願意增加家人的負擔，二來不希望在前往生命的盡頭的過程中徒增痛苦。目前，他還沒進入嚴重的後期症狀，所以精神狀態還行。
他是廣州人，一生未曾走出過家鄉，一輩子都是孤家寡人，無兒無女，連親戚也很少來醫院看望他。他的病床靠窗，天氣晴朗時，陽光會直射在他身上。現在，他的世界只剩下一張1.2米寬的床。
住院以來，黃爺爺幾乎和外面的世界斷了聯繫。病房裡沒有電視機，無法收看新聞，所以每次志願者一來，他就讓他們給他讀報紙，喜歡看世界各地的新聞時事。他對歷史瞭解頗多，從唐朝盛世到當代風雲，他給我們講了很多歷史趣聞。老人家特別鍾愛香港，說“香港遍地是黃金，” 他還向我們講述港珠澳大橋和虎門大橋，與志願者分享他對臺灣的看法，但當我問他為什麼喜歡談臺灣時，他卻沒有回答我，只是低聲地自顧自說著。黃爺爺談到，自己年輕的時候，喜歡在大學城附近走動。
在和他聊天時，我們會小心翼翼地避免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話題，沒想到他居然對戰爭和屍檢這些相關話題十分感興趣，毫不忌諱。他說，自己不怕死亡。
他也喜歡聽書聽戲，而且是粵劇一代宗師紅線女的“迷弟，”他只愛看紅線女表演的粵劇。黃爺爺是個話癆，要是有人和他說話，他就會說個不停。可是如果話說得多了，會消耗他的體力，對他身體不好。為了讓他安靜下來，我們就給他播放紅線女演唱的粵劇，《搜書院》、《昭君出塞》等。他躺在床上，手機屏幕比較小，為了讓他看得清楚些，我們把身體往前靠，將手機舉在空中。觀看期間，黃爺爺會不時地說著話，聲音洪亮，“調大聲點”，“這個人和他在打架”。
看完了紅線女的粵劇，我問他，“看看其他人演的粵劇好不好，要不聽聽《帝女花》？這個曲子也很好聽。”
他搖搖頭，喃喃地說道，“紅線女好。”
在黃爺爺告別時，他十分不捨。按照有經驗的志願者的建議，我藉口說要去開會，黃爺爺特意叮囑道，“開完會了要過來陪我。”
一個星期後，我又去了另一個醫院探訪病人，遇見了楊奶奶。聽說，臨終病人在進臨終病房前，往往是抗拒的。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在“等死”的現實，渴望回家，像其它科病房的病人一樣出院。
楊奶奶就是這種人。
她所在的病房很空蕩，只剩下兩張床有人，一張是楊奶奶的，隔壁床的是一位老爺爺。整個病房顯得很悽空，唯一回響的聲音是一群操著外地口音的護工們在大聲聊著家常。我們上來和楊奶奶打招呼，她很開心。楊奶奶神志依然不太清醒，見到曾經探望過她的志願者，她說，“我記得你來了三次了。”其實，那位志願者已經探望過她不止三次了，但看出楊奶奶想證明自己記性好，便隨了她的心意，讚美她道，“奶奶記性真好。”
楊奶奶總喜歡跟我們抱怨護工不好，她長期臥床而生起的孤獨感，讓她變得嘮叨起來。一見到志願者來看望她，她就投訴道，自己的頭髮都被護工剪光了，弄得很醜，說“這樣不男不女”。其實，護工並沒有剪光她的頭髮，而是剪得非常短。護工覺得委屈，便反駁說，這樣在夏天頭就不會發癢，不會長蝨子。
楊奶奶不喜歡住在臨終病房，家人很少來看望她，她一直很想回家。她的腿不能走動，每天，她的腿都得打針，但情況並不見好，而且還每況愈下。她一直希望腿能趕緊好起來，那樣她就可以回家了。
圖：志願者和臨終病人握手
時間久了，她漸漸沒了希望，開始產生嚴重的死亡焦慮。和志願者聊天時，楊奶奶提到自己老了，還說自己就要走了，進而解釋道：“走了就是要離開這個世界了。”她心裡很明白自己快到生命的終點了，還會不斷重複“不知道下一次還能不能見到你”，“能活到90歲就好了”，“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下一次生日”的這些話語。
楊奶奶雖然久臥病床，但她很在意自己的形象，聽到有人誇她氣色很好，很漂亮時，她會開心地微笑。同行志願者去握住楊奶奶的左手，小聲地說，“奶奶的手有些硬，” 然後，又上前想要握她的右手，楊奶奶有些緊張，後來她解釋說：“這隻手小時候被燙傷了，切斷了一根手指。”
我們正陪著楊奶奶聊著家常時，隔壁床的那位老爺爺突然對我說，“不用理她了，她是傻的。”從精神和體力狀態上看，他絕對要比楊奶奶要好，可是，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他會這樣評價楊奶奶。
陪伴時間很快就到了，護工剛好也要帶她去打針。我們離開時，她對我們說：謝謝。我握住了她的手，說“謝謝奶奶，下次再來看您。”說完我打算鬆開手時，楊奶奶卻還在握著我的手，再次說，“謝謝。”
在我們印象中，死亡似乎是一個特別高深莫測的哲學主題，也是一個充滿禁忌性的話語。為了避免這個“不吉祥”的字眼，人類發明了各種婉辭，百年、西遊、登仙、作古、永別等等。但這種逃避式的稱呼，讓一件原本與每次人密切相關，一段總要走的人生旅程，變得越來越遙遠。把一個原本要接受的生命階段，塗滿了恐怖色彩。
作為子女或後輩，在面臨親人的死亡時，我們似乎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不知道如何陪伴他們走好“生命的最後一公里，”不知道如何跟他們溝通，不知道如何讓他們有尊嚴、微笑地告別，更不知道如何接受他們的離世。
而作為一個生命個體，我們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幸成為臨終病人，自己如果面對，精神上如何與日漸虛弱的身體相處。
歸根到底，國人缺乏生命教育，而生命教育裡最缺的，是死亡教育。
人，應該為了更好地活而努力，也應該為更好地死而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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