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的心理的研究自古就有，而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在19世紀末的西方才出現的，直到20世紀中期，心理學才有了相對統一的學科定義。1879年，德國學者馮特受自然科學的影響，建立心理實驗室，從那時起，心理學才脫離思辨性的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心理學的不斷髮展使各個分支學科不斷出現，而在現代，應用心理學中的管理心理學和領導心理學倍受關注，成了探索人的管理心理的重要學科。
在管理活動中，人是主要因素，從事管理的是人，管理的最主要對象也是人，而人區別於物的最本質的特徵就是人的心智，是人的“靈性”，是“人心”。雖然中國在心理學學科的研究方面是從西方引進的，但是，中國古人很早就對人的心理活動有深入的探索。中國古人強調“得人心者得天下”，提出“上兵伐謀”的軍事理念，強調戰爭中要“以智取勝”，主張“上智者御心，下智者御力”，一直非常重視智謀、謀略、心術、心計、心智等。
可以說，中國古人很早就對人的心理現象有深入的探索，而中國古代皇權至上的中央集權制對整個社會和文化有決定性的影響，這就使古人對於人的心理的研究大大突出了對管理心理現象的研究，所以，中國古人留下了豐富的關於“管理心理”的理論資源。從帝王到宰相，從將帥到士子，從帝王身邊的謀士到州縣的基層官員，都在琢磨著“資治”的心智。
中國古人認為，無論是治國、平天下，還是齊家、修身，對心智、心術的研究是最重要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外王”與“內聖”是有密切關係的，“致良知”方能破“心中賊”。中國古代講“致知格物”，論“修齊治平”，說到底也是在探索如何“修心”“治心”“度心”“御心”，以及如何“得民心”。在唐代，有一個文學家、高官專門寫了一本書，稱為《度心術》，就是在探索如何“度心”“御心”和“得人心”的，該書中所表現的理論主張，可以看成是古人對管理心理探索的理論精華，是中國古人“御心”智謀的體現，是中國古典謀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度心術》
《度心術》的作者李義府原籍為贏州饒陽（今河北饒陽縣），後舉家遷至劍南永泰（今四川射洪縣），他出身於一個小官僚之家，後成為文學家和朝中高官。他著有《宦遊記》二十卷(已不存)，《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其文集四十卷，可惜巳散佚。《全唐詩》錄存其詩八首，主要是功頌德的詩作，他的文學成就並不顯著。《全唐文》錄其《承華箴》等文（參看《舊唐書》卷八十二、《新唐書》卷二二三）。
李義府（劇照）
值得注意的是，文學成就一般的李義府，在政壇上很善於經營，他熟知世事，諳熟官場，他早年以薦舉入仕，官升得比較快，歷任門下省典儀，遷監察御史，後來拜中書舍人。唐朝李治為東宮太子時，李義府為太子舍人。唐高宗時，李義府盡力迎合上意，積極按皇帝的政治策略去推行政策，拜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並逐漸成為武則天的心腹大臣，進爵廣平縣侯。
李義府任相期間，上迎聖意，朝中廣結朋黨，利用權力賣官獲利。他遷中書令時，封河間郡公，更是權勢熏天。他官為右相，但並不為士族認可，而他為了能入士族，奏請重修《氏族志》，改變入士標準，提出“不論門第，凡得五品官以上者皆入士流”，為的使讓自己能有資格進入士族。
李義府（畫像）
李義府在官場很善於鑽營，有兩件事表現他在官場上為了升遷，可謂是不擇手段。一件事是永徽六年（655年），李義府因急於攬權，得罪了當時的權相長孫無忌，被貶為壁州司馬，可是，在敕書尚未下達至門下省時，他通過秘密渠道預先獲知自己被貶的消息，他急忙與中書舍人王德儉商討應對之策。王德儉透露了一個消息，說皇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但又擔心宰相不贊同，因而還沒有下旨，他提醒李義府若能乘此機會提出此事，或許可以避免被貶。李義府的政治嗅覺很靈敏，他知道這確實是好計策，於是，他代替王德儉輪值，快速上表，請求廢黜王皇后，改立武昭儀（即武則天）為後，這正合唐高宗之聖意，高宗很高興，立即召見李義府，收回對他貶官的敕書，讓李義府保留原職。同年十月，武則天果真被立為皇后，而李義府因及時巴結武后，不久被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與許敬宗、王德儉、崔義玄、袁公瑜、侯善業等人互相勾結，成了武后在朝中的寵臣。（參看《新唐書·李義府傳》
另一件事是在顯慶元年（656年），李義府兼任太子右庶子，進爵廣平縣侯。當時，洛州有一位女子淳于氏因犯罪被關入大理寺監獄，李義府聞知淳于氏長相貌美，便暗中指使大理丞畢正義將其釋放，而李義府便悄悄納她為妾。而大理寺卿段寶玄知道此事後，上奏告李義府，唐高宗命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查審該案，李義府擔心事情敗露，急忙逼令畢正義在獄中自縊，殺人滅口。唐高宗似知其實情，但他想平息事端，見證人已死，便沒有追究李義府的罪責。後來，侍御史王義方彈劾李義府，認為他“擅殺六品寺丞，理應治罪”，李義府出班辯斥，但被王義方叱責，而唐高宗竟護著李義府，訓斥王義方詆譭大臣，將其貶為萊州司戶，而李義府卻任太子左庶子。（參看《資治通鑑·唐紀十六》《舊唐書·李義府傳》）
李義府（劇照）
這兩件事表明李義府確實在官場很善於玩轉權術，他深諳官場韜略，為人陰險惡毒，被朝中同僚認為是“心狠貌恭”之人，是慣於“笑裡藏刀”的權臣。
不過，李義府最終也免不了被貶的命運，龍朔三年（663年），他陰請術士望氣，犯了上意，被貶官流放巂州，乾封元年（666年），在巂州憂憤而死。唐睿宗即位後將李義府在武后時的封號全都取消了。（參看《舊唐書》卷八十二、《新唐書》卷二二三）
需要指出的是，李義府雖然是個為官不正、心計毒辣的權臣，但他所編寫的《度心術》卻是一部很受歷朝官員重視的智謀書籍，《度心術》探索官場統治心術，闡述了古代成大事者的“御心”謀略，其理論觀點是值得重視的。
第一，《度心術》分析了待人、用人、馭人的各種心智謀略，涉及到管理心理各方面內容，是比較全面的探索“心術”的論著。
李義府在《度心術》一書中，從“度心、御心、擒心、欺心、縱心、構心、逆心、奪心、警心、誅心”等十個方面探索了人的心智謀略，把本是深奧玄妙的“度心之術”，講得比較明瞭易懂，與經驗知識結合得很緊密，具有管理行為方面的實際應用價值。\u001f
所謂的“度心”，主要是指管理官吏時，應先揣度其心，從心理上去管。治吏先治心，吏有不同，管理方式也不同，有能吏、仁吏、狡吏、悍吏、廉吏等，他們各有各的心智，應知其心智特點，“因吏而異”地採用相應的管理方法。
所謂的“御心”，主要是指駕馭民眾心理的方法，也是指管理士子的“治心之術”，作者認為，若對民眾之心，對士子之心不瞭解，要駕馭他們是很困難的，只有知其心智，才能管理好他們。
所謂的“擒心”，主要是指掌握人心的方法，對各種各樣的臣子，要用不同的方法來管制，對有才有德的，知心而重用；對有才無德的，限制地使用他們；對無才有德的，可用但不可重用；對無才無德的，放棄對他們的使用。
所謂的“欺心”，主要是對不同心理特點的臣子，要相應的以針對性的方法去管理，對愚人、智者、無信、詭惑等各種心理的人，各有各的應對之法，以正心應對奸者，以誠心應對不悅者，以壓服之勢對待愚笨者，以誠意對待智者，以巧智對付詭惑者，以不怒不憂對待欺詐者。
所謂的“縱心”，主要指對功臣、名臣、君子、小人、勝者、敗者，應有不同應對之法，或讚許，或頌揚，或敬重，或譴責，或寬容，或警示等等。
所謂的“構心”，主要指對不同的人性特點，要以相應的方式來對待，應“構人以短”“傷人以窘”，要注意“人害者眾”“無妒者稀”等特點，警惕被“構害”，不懼為“構妒”，寬以待人，嚴以責過。
所謂的“逆心”，主要指應對逆反的方法，要警惕“利厚生逆”，注意“勢大起異”，當心“謀逆逐權”，懂得以“制心”來“制逆”。
所謂的“奪心”，主要是指讓人從心裡屈服的方法，遇眾心異，需以王者居，統御眾心，以威服眾，奪其心，方能使之服。
所謂的“警心”，主要指警示的方法，“天警人者，示以災”“神警人者，示以禍”“人警人者，示以怨”，應知道，“勢強自威，人弱自卑”，警示要抓住要害，多語沒用，指出厲害之處才是關鍵。
所謂的“誅心”，主要指如何征服人心，“誅人者死，誅心者生，徵國者易，徵心者難，不知其情，無以降之”，征服、壓服、殺人、破國都不如征服人心重要。李義府的這種觀點，其實就是明代王陽明所強調的“破心中賊”的觀點。
顯然，李義府《度心術》這十個方面的分析主要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去講“度人之心”的，其主要目的是達到“御心”的效果，不過，李義府在分析各種統治心術時，卻講出了不少關於管理心智的深刻觀點，像“利厚生逆，勢大起異”“勢強自威，人弱自卑”“誅人者死，誅心者生，徵國者易，徵心者難”等說法，是很有道理的，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
第二，《度心術》重點分析官場的心智謀略，探索了官場的競爭策略。
李義府在他的政治生涯眾，很用心地在官場鑽營，對官場的權謀非常熟悉，因而，他著書立說的主要興趣，也主要是對為官經驗的總結和對官場謀略的探索，他的《度心術》用現代的話來說，實際上就是所謂的官場“厚黑學”。
李義府知道，在官場，無論是治理朝政，還是應對同僚，或是駕馭下屬，都離不開謀略心智。他知道，統治之術，主要是針對人的統治，“治心”是最重要的，所以，要善於“度心”，“度心”才能“知人”，“知人”能“御心”，即才能駕御人的心智，達到“馭人”的目的。“度心術”實際上就是一門研究如何使人在心底裡屈服的學問，主要是探索在官場如何瞭解人心，諳熟人心，利用人心，駕御人心，使人心甘情願服從於統治者。
在《度心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說：“吏者，能也，治之非易焉。仁者，鮮也，御之弗厚焉。志大不朝，欲寡眷野。才高不羈，德薄善詐。民之所畏，吏無懼矣。”也就是說，朝廷官員皆是一幫能人要管好他們並非易事。官場中，品德高尚的人很少，治理官吏不能太寬厚，志向大的人不會入朝為官，慾望少的會留在民間；才華橫溢的不受拘束，品德低下的精於欺詐；民眾所害怕的事，官吏是不會害怕的。
顯然，這是對進入官場的人的特點的分析，作者指明瞭治理官吏的基本態度，說明要管理好官員太仁慈、寬厚是不行的，要管理好官員，需要有狠心，並有妙招。
接著，李義府指出了對待不同官吏的不同方法：“狡吏恃智，其勇必缺，迫之可也。
悍吏少謀，其行多疏，挾之可也。廉吏固傲，其心繫名，譽之可也。治吏治心，明主不棄背己之人也。知人知欲，智者善使敗德之人焉。”這裡的分析很有針對性和策略性。官員各有特點，狡詐的官吏主要靠智謀，必定缺乏勇氣，以強迫的方法便能將其制服；兇狠的官吏多是缺少智力，其行為多有疏忽，以挾制的方式便可令其屈服；廉潔的官吏會往往比較孤傲，其身心受名聲所束縛，以讚譽方法便可將其驅使。管理官吏最重要的是要懂得管理他們的心，明智的君主是不會放棄曾背叛自己的人的；要熟知人的心思，最重要的是瞭解他的欲求，有智慧的人也會善於駕馭德行不佳的人。
這裡講的是官場的實話，官員的性格、才識各有不同，各有優缺點，要管好官員就是要針對其弱點，瞭解他們的不同慾望，有利應對他們的智策，即便是曾經背叛，即便是德行不佳，也會有辦法駕馭他們。
在《度心術·御心篇》，李義府指出君王統治、管理的本質特點，他說：“民所求者，生也；君所畏者，亂也。無生則亂，仁厚則安。民心所向，善用者王也。”就是說，民眾所追求的，是能夠生存，而君王所畏懼的是叛亂。民眾無法生存下去便會發動叛亂，而君王有仁愛寬厚便能使天下安定。能善用民心者，便能成就君王霸業。
李義府這裡指明瞭管理的要則是使民能生存，是善用民心，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接著，李義府分析了治理官吏的方法和管理國家的經驗，他說：“人忌吏貪，示廉者智也。眾怨不積，懲惡勿縱。不禮於士，國之害也，治國固厚士焉。士子嬌縱，非民之福，有國者患之。士不怨上，民心堪定矣。嚴刑峻法，秦之亡也，三代盛典，德之化也。權重勿恃，名高勿寄，樹威以信也。”
這包含著幾層的意思：，其一，主要指人們憎恨官吏的貪婪，必須表現廉潔才是聰明的；民眾的怨恨不能使其積累起來，懲治惡人不能姑息放縱。其二，主要是說，若對讀書人不尊敬，對國家是有危害的，治理國家要厚待讀書人；但讀書人若驕傲、放蕩，就不是民眾之福，管理者對此要警惕；讀書人若不怨恨朝廷，民眾心意就會很穩定。其三，主要強調，施行嚴酷刑法乃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而夏、商、週三代之所以能興盛，是施行仁政的結果。權力很大時不可自恃強傲，名望提高時不可自以為是，樹立權威靠的是信義。
顯然，這種重民心、重學子、重德治、重信義的治理原則，確實是對古代君王統治經驗的深刻總結，這種管理理念很像儒家的仁政主張，而這與李義府的官場行為是很不協調，李義府在官場並不行仁義，當然，有時候，言與行並非完全統一，品行不端者，但學問有時也是有可取之處的。
第三，《度心術》指出了官場競爭現象的本質，認為官場不是和善的場所，而是處處有危害的權利場，對待官場競爭，不能以溫和心態，不能用寬容的態度，而需要以冷靜的態度和機智的策略來應對，權利場中，競爭者都不是善茬。
《度心術》認為：“世之道，人不自害而人害也。”就是說，在古代官場，若你不去陷害別人，別人就會害你，這是官場常態，所以，不能把官場看得太溫和、善意、安寧，而要看到其兇險、惡劣、危害，即便沒有害人之心，也不能沒有防人之心，競爭對手常常會有陷阱，不警惕是不行的。
《度心術》還認為：“富貴乃爭，人相構也。”這說明，在權利場上，人們競相追逐富貴，你爭我奪，而為了在競爭中佔優勢，往往會互相構陷。面對利益，官場中人都是水火不容的，十九世紀英國著名首相帕麥斯頓曾說：“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沒有永遠的朋友，僅有永遠的利益）”。而李義府所講的“富貴乃爭，人相構也”正是表達了類似的意思，競爭場景中，為了權利和利益互相陷害，官場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所以，在官場上，溫和、軟弱、與世無爭是沒有用的，軟弱者必然會在競爭中慘敗，終究會被淘汰。
《度心術》強調：“生死乃命，心相忌也。”認為生死是天命定的，因而人們會在心裡互相記恨，因為嫉妒是人的本性，感嘆命中別人比自己強，忌恨別人比自己過得更好，因此而產生忌恨之心，有了忌恨治心就會想害人，想打壓別人。顯然，在官場中，忌恨永遠存在，人與人之間沒有友情，只有忌恨，因而，永遠會有互相構害的現象。
與此相關，《度心術》主張：“無妒者稀，容人者釋忿哉。”這即是說，在官場場景中，沒有妒忌心的人極少，而只有能寬恕之心，才能消融憤恨，而不憤恨才能冷靜，冷靜才能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度心術》對於社會和官場的認識是深刻的，所提出的一些觀點很深刻的，比如，《度心術·構心篇》認為：“人害者眾，棄利者免患也。”在官場中，被人構害的人很多，而能捨棄利益的人才可以免除禍患。問題是，進入官場，很少人能自覺地捨棄利益，為了利益，常常都表現出“小人”嘴臉。“小人縱慾，其心惟欲也”，他們是不可能節制慾望的，他們的心思全在滿足慾望上。聰明人的應對辦法是：“利己縱之，利人束之，莫以情易耳。”這就是說，對於那些有“小人”之心的人，若我方有利便放縱他，而若對別人有利就要約束他們，不要因為情感的好惡而改變態度。
在這裡，李義府主張採取冷酷的態度來看待官場，要認清追逐利益的人，堅持以利益的態度來對待逐利的人，利我者縱之，利他者束之，不因情而變。這明顯地是站在冰冷冷的逐利立場上來看待競爭中人與人的關係的。
第四，為了應對權利場上的競爭局勢，《度心術》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競爭策略，主張通過巧用心智來對付敵手，戰勝對手。
《度心術》主張，在應對敵人的攻擊時，應“構人以短，莫毀其長”，要“傷人於窘，勿擊其強”，也就是說，應對敵方的攻擊，要針對敵人的短處來構陷他，而不要詆譭他的長處，因為詆譭他地長處是不會有效果的；此外，應對敵人進攻，要乘敵人處於窘迫時來中傷他，而當敵人處於強勢時，千萬不要去攻擊他。
李義府的這一說法，相當於現代人所講的“叢林法則”，競爭中要用狠招，要恃強凌弱，避開強勢，攻其弱點；要找敵人的薄弱處痛擊，不要與敵人去拼強項，與敵人硬拼是不合算的，爭取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正確的，用力要省，殺敵要狠。
《度心術》還認為：“敵強不可言強，避其強也。敵弱不可言弱，攻其弱也。”這就是說，面對著強大的敵人，不要與之比拼強硬，不要說強硬的話，而要避開對方的強勢；而面對弱小的敵人，不用對其示弱，不用說軟弱的話，而要直接攻擊其弱點。這所堅持的依然是“叢林法則”，主張“痛打落水狗”，乘勇追窮寇。
《度心術》強調在官場上對待不同的對手要用不同的策略，極力主張：“功高者抑其權，不抑其位。名顯者重其德，不重其名。敗寇者縱之遠，不縱之近。”就是說，針對功勞大的人要限制他們的實權，而不是降低他們的地位；對待名聲顯赫的人要重視他們的品德，而不是看重他們的名望；對待失敗的敵人，應該放他們逃向遠處，而不是把他們留在近處，把失敗的對手留在身邊有會危險的隱患。
在李義府看來，善於“度心”的人常常有各種應對敵人的巧妙心智，能使自己主動，使敵人被動。只有善於“度心”，才能對人達到“御心”的效果，他說：“制逆先制心也，心服則逆止。”要征服對手，關鍵是從心理上去對其進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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