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發源地：四方湖畔的春秋向國

說起中國文化，就不能不說儒家思想；說起儒家思想，就不能不提孔子、孟子；說起孔子孟子，就不能不談《詩經》。《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中華文化的萬經之首，是華夏文化、華夏文明的源泉。

《左傳》是中國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不論是《左傳》作者還是《左傳》中的人物，常常以《詩經》做為論事、論理、論道的依據；孔子更是說“不學《詩》，無以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荀子曰：“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董仲舒說：“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佔，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由此可見《詩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對後世中華文化的深刻影響力。



《詩經》代表了華夏文化、華夏文明的精髓內涵，是華夏民族文化代表之精髓，是華夏民族文化的代表。夏朝是我國的第一個世襲王朝，是在堯舜禹時期建立的政治文明在華夏曆史發展中的高度體現，華夏文化、華夏文明、華夏民族正是因此而來。那麼，夏朝、夏文化與《詩經》的產生和文化內涵，有沒有必然的、唯一的對應關係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經過筆者考證，《詩經》正是在夏朝國都地區高度文化的基礎上，開出的最光彩奪目的鮮花，成為華夏文明高速多元發展的源頭。



在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夏朝與《詩經》的重要地位，為中華民族所共知。但夏朝與《詩經》是在中華大地上什麼地方誕生髮展，卻至今是華夏民族的一個無解之謎。中國歷史學界傾全國之力也無法給出一個準確結果，還給中華民族自身形成的源頭，中華文化形成的本源。給了西方學界及居心不良者否定中華文明歷史獨立形成發展，成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否定華夏文明源遠流長以口實。





春秋向國——一個被夏文化研究者、被歷史學家所忽視、甚至是一無所知的西周東周更迭期的諸侯國。它存在的地理位置更是被中國歷史學界完全錯誤的定位，關於這一點有些歷史知識的人士，可以通過西周諸侯國分封圖就可以發現向國的錯誤位置。

春秋向國，是一個具有豐富華夏文化歷史的小小諸侯國，關於他的歷史與文化，中國多種重要文獻中都有記載：《左傳》隱公二年(前721)，"夏五月，莒人入向。"西晉杜預注:"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水經注·陰溝水》記載:"北肥水又東南徑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並屬譙國龍亢也。杜預曰：龍亢縣東有向城，漢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為侯國，即此城也。俗謂之圓城，非”；《竹書記年》：“詩皇甫作都於向”；《詩經》之《十月之交》：“皇父孔聖，作都於向”“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尹吉甫被認為是《詩經》的採集者，部分《詩經》作品的創作者，那麼尹吉甫的後半生都是在哪裡工作生活的呢？在出土文物兮甲盤的銘文中明確記載：“王令甲政（徵）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兮甲就是尹吉甫的稱謂，尹吉甫受周宣王之命來到了南淮夷，負責成周“四方”地區的稅賦徵收。而這個南淮夷的“四方”地區，正是淮河流域夏水北淝河的四方湖地區，也就是西周時期的向國所在地。向國向城遺址正是位於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



“詩皇甫作都於向”“皇父孔聖，作都於向”，正是記載了尹吉甫的《詩經》作品都產生於向國，尹吉甫的後半生都在向國度過，並在此創作了他的全部《詩經》作品。

由此可見，四方湖畔的向國在《詩經》形成、誕生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尹吉甫在向國對《詩經》問世所作出的傑出貢獻。根據筆者對《詩經》的研究結論，四方湖畔的向國正是《詩經》的發源地，是《詩經》走向全國，走向華夏大地的原點，是《詩經》成為萬經之首創造璀璨華夏文化的原動力。向國也成為研究華夏文化、華夏文明、華夏曆史、夏文化一個根本基點；避開四方湖畔的向國，對夏文化的研究成果都是浮雲，必然在歷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成為毫無價值的水中花、鏡中月。



為什麼在四方湖畔的向國，誕生了深遠影響華夏文化、華夏文明的《詩經》，而不是中國其他地方？而《詩經》在向國誕生後又能在華夏大地古代的文人學者中，產生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讓他們接受、認可、推崇？這些與“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的孟子推崇的堯舜禹後建立起來的夏朝，有沒有必然的聯繫？

答案是肯定的，四方湖畔的向國，正是夏朝時期的夏朝國都所在地，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夏朝國都遺址。因為夏朝國都地區在中華文明發展中積累的文化基礎，經過4000年前到2800年前近1200年的文化積累與發展，產生了以《詩經》為代表的、流傳後世的中華經典文化。



北淝河古稱夏水，北淝河夏水的名稱已為歷史所掩蓋，在史料中已很難找到它的出處。夏朝歷史與《詩經》的來歷，也被歷史所遮掩。這些問題的出現，成為困擾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之痛，絕不是一個自然事件，而是殘酷的地域政權更迭，經過歷朝歷代的層層掩蓋，被異地的當權集團所有意抹殺的結果。司馬遷為寫《史記》而被處以宮刑，也不是一個偶然事件、司馬遷的幾句公道評論所導致。



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所蘊含的豐富歷史文化，所依託的遠古漁獵文化、農耕文化賴以生存的獨特地理環境、氣候環境，是夏朝形成建立的基礎，也是中國農耕文明發展的基礎，更是在此基礎上形成華夏文化、華夏文明的物質保障。而拋開這些綜合因素，孤立地去探究夏文化、夏朝國都，只能是水中撈月。在這一點上，二里頭遺址做為現在夏文化探源的唯一考古遺址，不能不說是考古界與歷史界的原則錯誤，勞民傷財，最終徒勞無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