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前幾天憨憨曾疑惑說：“古代大臣來自全國各地，他們在一起開會是各自講各自的方言嗎？那多熱鬧……”
emmmm，這道題沒超綱，墨醬會。在古代，也有類似“普通話”的一種語言，方便來自不同地區的人交流。
這種對語言的統一，通常與統治階級的現實需求有關。
（注：為方便行文，直觀呈現，下文民國以及之前帶引號的“普通話”=統一的語言。）
對語言、文字的統一早在西周時期就開始了。我們該記得，周朝是諸侯分封統治的，為了周王室和各諸侯國之間的進貢問題以及政治交流的便利，於是對文字進行了統一。
此外，周朝貴族圈內通行“雅音”，雅音就是周王朝都城所在地的關中話。雅音只侷限於世家貴族內部使用，這種階級性的語言，主要是為了保持貴族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很好地阻礙普通子弟學習文化知識。
《論語·述而》記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說的是孔子講學或參加其他社會活動，用雅言而不是魯國方言。可以看作孔子在身體力行地推廣“普通話”。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車同軌、書同文”，不僅統一了中華民族，而且對中華文化的統一也起到了促進作用。當然也對語言文字的進行了統一，秦朝的“普通話”承襲周地的關中話。
到了西漢，都城同樣在關中地區，因此，那時的“普通話”基本上繼承了周、秦時期的雅音。
而隨著中央政權對西域的開闢，我國西部和中亞地區的很多文化隨之湧入，語言系統也增加了新元素，外來詞彙和發音風格也融入了當時的“普通話”中。
再到東漢時期遷都洛陽，地域的變化也很大地影響了“普通話”的發展，形成洛陽雅音。
此後的晉朝，同樣是以關中話作為“普通話”。
到了南北朝時期，北朝長期被少數民族政權把持，漢族政權被迫從北方轉移到江南地區。上層階級從晉朝都城洛陽先後遷徙到今天的江蘇、安徽、浙江一帶生活，都城也遷到了金陵（今南京地區）。洛陽地方的“普通話”也被帶入江南，後來逐漸形成了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混溶的建康雅音。
隨後，楊堅統一了中國，建立了隋朝。隋以南方王朝為根基，所以那時的“普通話”在南方吳音的基礎上，融合了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隋末，揚州由於經濟上繁榮，揚州吳音也一度成為南方雅言的代表。
李淵建立了唐王朝，唐朝使用的“普通話”就是唐朝都城長安城（今西安地區）的口音。隨著朝代的更替，北方方言再次佔領“普通話”的高地。
隨著唐王朝傾覆，趙宋王朝定都東京（今開封），就近原則，宋王朝以洛陽話為語言標準。 從宋代開始，這些統一的語言也叫“通語”。
我們知道，蘇軾曾被貶到海南。他在那裡興辦學校，講課使用“通語”，其他有識之士與後來他的學生在其影響下，也紛紛用“通語”進行教學。對“普通話”的推廣做了很大的貢獻。可以說，蘇軾也是一位相當有想法、有遠見的人。
到南宋末年，漢族政權徹底瓦解，少數民族政權勢力強大，以大都（北京）話為“普通話”。而也正是從金、蒙古政權起，原始的漢族北方方言逐漸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也就是說今天的北方方言，多半是南方方言和少數民族發音的混合。
蒙古政權只有短暫的輝煌，接下來是粉墨登場的是朱元璋與明王朝。
明初有一場大移民活動，河南、山西居民大量遷往山東，江南地區居民遷往蘇北，湖南居民向四川遷徙。在此過程中，北方地區口音逐漸開始恢復，但是仍然夾雜大量的少數民族語言的表達方法和口音。
而南方地區只有長江下游部分區域口音能稱之為“普通話”。為了解決口音問題，更好地實現中央集權，朱元璋命大臣們整理出《洪武正韻》。其實就是人為地創造出一種“普通話”，編撰的原則是“以中原雅音為定”，這裡的“中原雅音”可不是現在我們理解的中原地區的語音，在當時江淮地區的“中原之音”相對純正。其實是以南京話為基礎，統一全國讀音，創造出“下江官話”，也就是後來的江淮官話。不過朱元璋對該書成書並不是很滿意。
明代以南京話為正統，即便在永樂年間遷都到北京。一來，隨著遷都，大量南京人遷居到北京，甚至佔北京人口一半；二來以南京口音為“普通話”是上層統治者不好更改的“祖制”。
可以說，自始至終明朝的“普通話”都與北京話無關。
也正是在明朝，這種統一的語言有了一個響亮的名字——
官話。官話，首見於明人張位所著《問奇集》，顧名思義，就是官員之間溝通時說的話。“官話”叫法通行於明清兩個朝代。墨醬以為，在這裡不能簡單地把官話理解為一種帶有階級屬性的語言，因為，明清兩朝，做官有迴避制度，官員往往不能在自己的家鄉做官。無論在京城還是到外省，出於工作需要，官員們就要學說官話。
官話在明朝只是一種自發的行為，沒有所謂“統一標準”，大致是以都城所在地的語音為參考。
隨著清朝入關，清統治者對聚居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漢人進行鎮壓，那些漢人是明文化或者說漢文化的傳承者，隨著他們的消亡，漢文化影響範圍大大縮小了，北京口音順利成為“普通話”。
與此同時，大量滿、蒙居民也將少數民族語言的發音特點帶入到北京地方話口音中。比如今天的普通話中的兒化音，就是滿蒙少數民族語言發音的特點。也正是在此期間，北京話基本定型。
在此之前，官話大抵只是大部分官員們自願的、約定俗成的，而在雍正時期，雍正皇帝強勢規定官員異地工作必須學會官話，要與當地百姓能夠直接對話，而不是需要“翻譯”。執行公務的場合，上殿陳奏、宣讀訓諭、審斷詞訟之類，更必須使用官話。
除此之外，還要在全國各地設立“正音書院”，8 年之內在福建、廣東等省率先推行官話，並規定 8 年以後，凡是舉人、秀才、貢生、童生等不懂官話的，一律不準參加考試。
那時，夾雜著地方口音的、不純粹的“官話”被稱為“藍青官話”。相傳，廣東人梁啟超就因為講不好官話吃了不少虧，他受光緒帝接見時，語言無法讓才識準確傳達給光緒帝，導致應受的四品官銜降至六品；晚年在清華大學講學，也因官話講得不好，導致廣大學子們乘興而來，掃興而歸。
總結一下，成為“普通話”次數比較頻繁的是關中話、洛陽話、金陵話、北京話。
1902 年，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去日本考察，當時日本正在推行國語（東京話），他深受啟發，回國後向管理大學堂事務的大臣張百熙建議，在中國推行以北京話為標準的“國語”。
1909 年，清政府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更名為“國語”，從此“官話”這一名稱成為過去式。
民國時期，“五四”運動前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過一次聲勢較大的“國語”運動。經過反覆爭論和探索，最終統一認識，確定以北京語音為的標準音，稱為“國音”。又有“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作為國音的原則。
關於選定“國語”的過程，還流傳著這樣的說法：粵語以一票之差敗給了北京話。不過後來證明這最多隻能當做段子聽，實際上，北京話早已融合了南北元素，有更好的為人們接受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1955 年，“國語”更名為“普通話”。 明確了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
語言，作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我們今天的普通話，不僅是歷史的選擇，更是現實的選擇。還需明確普通話的推行，不是為了消除方言，而是為了提高交流效率、方便各地經濟文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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