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三國時代的“商業帝國”——蜀漢

三國時期，蜀漢作為最弱小的國家，偏居西南益州，卻能與魏吳對峙幾十年而不會落於下風，甚至屢屢發兵北伐，令經濟異常強盛的曹魏都頭疼不已。我們不禁要問：

對於這個問題，大多數人主觀上會認為：蜀漢坐居“天府之國”，憑藉“蜀道難”的地利優勢，再結合其物產豐富的特點東聯孫權，如此便可輕易抵禦曹魏的威脅。

三國對峙形勢圖

可熟不知，曹魏佔據的可是當時最富庶的北方中原地區，此地之前便是東漢經濟重心地帶，而南方大多還是未被開發的“蠻夷之地”。從東漢的州郡劃分，曹魏佔據十三州而蜀漢偏居一州，我們便可初步知悉魏蜀之間巨大的經濟差異。因此蜀漢若是隻憑藉地利優勢，無論如何也不能做到與曹魏對峙四十多年而不倒，更別說後來頻繁發動的北伐戰爭了。

其實我們大多忽略了一點，蜀漢當時的手工業和鑄造業是十分發達的，尤其是織錦業和冶銅業更為突出。繼而藉此在與魏吳的貿易中取得優勢地位，彌補其糧食短缺的問題，為連年征戰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因此蜀漢的經濟體系，應當是以鑄幣業為基礎、手工業為主導，共同構築起了其龐大的“商業帝國”，這也與魏吳“屯田制”為主導的農業經濟體系有所不同。

下面我就為大傢俱體介紹，蜀漢如何一步步構築起，三國時代獨特的國家商業經濟模式。

東漢末年“五銖錢”貨幣交易體系崩潰

自漢武帝開始，五銖錢的鑄造權便被收歸國有。也因此，漢代的貨幣在規格和質量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這也為漢代經濟的穩定與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漢代五銖錢

這一貨幣體系一直維持到了東漢末年，隨著董卓入京施行“毀五銖鑄小幣”而遭到嚴重打擊，中原地區物價隨即飛漲百倍，通貨膨脹異常嚴重。之後由於戰爭不斷，原先的貨幣貿易體系隨即崩塌，社會倒退回原始“以物換物”的貿易模式。

董卓小幣無形制且質量僅為五銖錢的五分之一

俗話說破壞容易建設難，此後曹魏雖歷經多代試圖“復五銖”，但都未能取得好的效果。而造成曹魏“復五銖”困難重重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當時社會時局依舊方興未艾，戰爭仍在進行並且沒有停止的跡象，人們因此更願意相信糧食等實物的實際價值；其二銅礦的主要產區集中在在兩淮和四川等地，而曹魏身處北方，並沒有優質銅礦的大量產出，況且其僅有的金屬資源還要優先用在兵器和農具的生產上。

《晉書》：是時不鑄錢既久, 貨本不多, 又更無增益, 故谷賤無己

兩方原因造就了曹魏發行的五銖錢，流通遠低於實際需求。隨之而來的便是幣值被高估，令幣貴而谷賤，從而傷害了農民的利益，間接的打擊了農業的生產，這也促成曹魏“復五銖”計劃的最終失敗，曹魏的商業一時陷入了停滯的狀態。

古代民間貿易

再說一下東吳的情況，其雖坐擁兩淮銅礦產區，但歷經秦漢兩朝的開採，早已資源枯竭嚴重。因此東吳的貨幣貿易也處在十分低下的狀態，從如今吳國墓地大量出土蜀幣，也可以在客觀上印證這個觀點。

因此我們可以初步得出一個結論：魏吳貨幣體系的崩潰，沉重的打擊了民間貿易的積極性，人民只得依靠以物換物的原始方式來換取生活必需品。而三國時期，頻繁的戰爭又使得國家需要穩定的糧食供應，這也就促成了魏吳積極推行“屯田制”，從而保障自己農業生產的穩定運行，從而更加忽視了商業的發展。由此我們便可以將魏吳定義為以農業為主導的國家經濟體系。

蜀漢擁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和發達的冶銅業

反觀蜀漢，其身處西南巴蜀之地，受到黃巾起義和諸侯混戰的影響較小，因而其經濟貿易體系並沒有遭到嚴重的破壞。而董卓“毀五銖鑄小幣”，毀壞的主要是長安和洛陽周邊的五銖錢，貨幣貿易體系的崩潰也主要集中在中原和關中等地。

巴蜀封閉的地形，有效的阻止了董卓小幣的入侵

同時，董卓入京之前，益州牧劉焉便有割據益州的野心，其派遣張魯駐守漢中，封閉蜀道斬殺漢使，同時上書謊稱賊人斷道。這也使得董卓的小錢未能大規模進入益州，巴蜀之地的貨幣貿易基礎因此躲過一劫。可以說當時的益州，算得上是一個經濟穩定且富足的“世外桃源”。

《三國志》：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 銀千斤, 錢五千萬, 錦千匹, 其餘頒賜各有差。

正因如此，劉備在219年接手益州後，能夠有資本大肆封賞功臣，這也充分說明了益州府庫的富足。不過劉備肆意的封賞，也導致了益州原有的財富被瓜分殆盡，隨即陷入到軍用不足的局面。

蜀漢“直百五銖”

對此劉巴建議“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也就是說鑄造一種貨幣，規定其有一百個五銖錢的價值，並且為了防止通貨膨脹，設置專門的官吏介入管理市場。這樣的政策一方面使得劉備能夠迅速收攏財富，使府庫得以再次充盈。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管理市場，又能有效防止了經濟崩潰局面的發生，保障了市場正常的運行。

此後蜀漢相繼發行大平百錢、大平百金、定平一百等多種貨幣。並且不論是史料記載，還是現今的考古發掘，都能看出蜀漢是三國當中，貨幣發行數量最多的。如此龐大的鑄幣量則說明，蜀漢擁有充足的銅礦資源和發達的冶銅業作保障。

《史記》：巴蜀亦沃野, 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

四川三星堆出土文物

事實也確實是這樣，蜀漢的銅礦資源可謂相當豐富。不論是如今考古發現的三星堆遺址，還是歷史古籍的記載，都可以看出蜀地自古便盛產銅。即使巴蜀核心地區歷經戰國、先秦和兩漢的開採，此地銅礦資源幾近枯竭。但蜀漢的南中等地，卻仍有未開發且儲量豐富的銅礦資源。因此蜀漢對南中重視的原因，多半也是為了此地的銅礦資源。

蜀漢“商業帝國”的形成原因

蜀漢擁有良好的經濟環境和豐富的銅礦資源，這也為其商業經濟的運行提供了基礎保障。但我們都知道，古代國家最重視的永遠是農業，尤其是戰爭年間，農業更是處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可為何要稱呼蜀漢是“商業帝國”呢？這還要從魏蜀吳的經濟對比中來找尋答案。

農業是古代社會的命脈所在

三國時期，各個國家都以增強軍事實力為首要目標，換句話說農業就是一個國家的命脈。曹操能夠統一中原，主要得益於其很早便開始施行“屯田制”，並一直延續至曹魏滅亡。而東吳起初不重視屯田，但從226年陸遜上書“請令諸將各廣其田”開始，孫權也開始加大了對農業的重視，甚至還親自下田耕作以作示範。

都江堰

對於蜀漢來講，農業生產也是受到高度重視的。劉備曾專設司金中郎將負責農具的生產，還發布禁酒令；諸葛亮曾派一千二百人修繕都江堰等水利設施，並且還在漢中、南中等地施行屯田；姜維出征北伐，“拔狄道、河關、臨洮三縣民， 居於綿竹、繁縣。”

不過，從蜀漢對農業的重視中，我們也不難看出蜀漢糧食生產的嚴重不足。例如巴蜀富饒之地，仍接二連三的安置移民，足以見得蜀漢農業勞動力的不足。而這種局面的形成也不難解釋：蜀地雖無大亂，但歷經黃巾起義、“東洲人”內亂、劉備奪蜀之戰、夷陵之戰、諸葛亮平南中和連年北伐，蜀漢人口早已損耗嚴重。

蜀錦

這樣便導致了蜀漢農業生產的匱乏，無法提供給軍事足夠的支撐，因此諸葛亮才會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即蜀漢軍事活動的保障，主要仰仗蜀錦等手工業製品，並非取決於農業的生產。

蜀漢“商業帝國”的具體形式

《太平御覽》：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而吳亦資於西道。

蜀錦能夠成為蜀漢的軍事戰略物資，並且在諸葛亮口中達到“惟”的地步，那麼足以見得其龐大的產量。《蜀都賦》中曾描述蜀漢這樣一幅畫面“棟宇相望，桑梓接連”“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顯然當時益州蜀錦生產規模是相當巨大的，而如此多的蜀錦，除一小部分蜀漢自用，很大一部分都出口至東吳或者曹魏。憑藉蜀錦的出口貿易，蜀漢因此從中獲得了很大一部分的財政收入。

雲貴高原自古便是產馬地

除了蜀錦，蜀漢的雲貴高原還盛產馬匹。後期三國對峙蜀吳聯盟，但東吳不產馬。因此我們可以從陳壽的《三國志》看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的描述，後來還有東吳官員薛珝來蜀求馬的記載。除了蜀錦和馬匹，蜀漢還依靠“鹽鐵之利”和巴蜀漆器等手工業來保障自身的經濟需求。

縱觀蜀漢的商業貿易形勢，其應是作為商品輸出地而存在的。但在如今的考古來看，吳國故地大量出土蜀漢錢幣。這也就讓我們產生了一個疑問：蜀漢為何大量出口商品的同時，又要大量輸出貨幣。其實這也正印證了之前的觀點：蜀漢出口商品創匯，然後用於進口糧食，從而彌補自身糧食產量嚴重不足的弱點，而東吳也確實有能力向蜀輸出糧食。

不僅如此，左思的《蜀都賦》中曾這樣形容成都：“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其描繪雖略顯誇張，但我們也能從中解讀出當時成都商業繁盛的景象，甚至於成都大概率就是那時西南地區最大的商品集散地，由此可見蜀漢當時繁榮商業的盛況。

結語

三國亂世，蜀漢擁有穩定的貨幣貿易體系，同時擁有發達的冶銅業和手工業。多重的有利因素，結合魏吳商業的停滯，共同促成了蜀漢“商業帝國”的形成。這也與魏吳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體系有所不同。但蜀漢發達的商業也有其時代的侷限性，不論是之前的東漢還是之後的兩晉，蜀漢的商業規模都不能與之相比。並且蜀漢發達的商業，也僅是為了彌補自身糧食產量的不足，說到底還是自身實力太弱的緣故。但也正是蜀漢獨特的商業模式，才使得自身有了與魏吳相抗衡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