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位於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大漠戈壁深處，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互通之地，“絲綢之路”經過這裡，將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國——中國、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倫連接起來，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在這條古道之上傳播，而敦煌莫高窟正是絲綢之路文明交流與融合的歷史見證。為了讓莫高窟這顆絲綢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重放光彩，75年來，以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為代表的幾代莫高窟人匯聚敦煌、紮根大漠、薪火相傳，從1944年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結束了近500年無人管理的狀況，到1950年改組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擴建為敦煌研究院至今，幾代莫高窟人憑藉著以智慧和汗水積澱形成的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擇一事終一生，代代傳承，開創基業，在人類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和弘揚事業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敦煌研究院先後被評為“全國文化先進集體”“全國文物安全保衛先進集體”“中國世界遺產保護管理先進單位”“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全省文物工作先進集體”“全省先進基層黨組織”“全省引進國外智力工作先進集體”“甘肅省人民政府質量獎”“亞洲質量創新獎”“第三屆中國質量獎”“2019‘工行杯’感動甘肅·隴人驕子”等，文物保護利用等科研項目多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和甘肅省科技進步獎，敦煌莫高窟也多次被中宣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同時，也湧現出了一大批諸如“敦煌守護神”常書鴻、“敦煌藝術導師”段文傑、“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四個一批”人才王旭東、“大國工匠”李雲鶴、“第四屆甘肅省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吳健、甘肅省“三八紅旗手”李萍等一大批默默耕耘的“莫高兒女”。樊錦詩更是被授予“改革先鋒”“最美奮鬥者”榮譽稱號和“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2019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敦煌莫高窟考察瞭解莫高窟歷史沿革和文物保護研究情況，走進洞窟察看歷史悠久的彩塑、壁畫。接著來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學術成果展示，聽取文物保護和研究、弘揚優秀歷史文化情況介紹，並同有關專家、學者和文化單位代表座談，發表了重要講話，對敦煌文化保護研究工作表示了肯定，同時也對敦煌文化保護、研究、弘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2019年10月26日，中共甘肅省委作出了《關於深入開展向敦煌研究院先進群體學習活動的決定》。
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公里處，鳴沙山東麓、大泉河西岸的斷崖上，莫高窟像一顆璀璨明珠佇立了1650多年。經過公元4至14世紀一千多年的營建，在這裡留下了數不勝數的文化瑰寶。之後因明朝嘉靖年間封閉嘉峪關，敦煌百姓東遷關內，莫高窟近500年間處於無人管理、任人破壞偷盜的境況，神聖的佛教藝術殿堂變成了破敗不堪、滿目瘡痍、病害頻生的廢墟。直到1900年，藏經洞被王圓籙發現，讓沉寂了近500年的莫高窟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但同時也致使藏經洞文物慘遭外國列強劫掠，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1935年秋的一天，留學法國的常書鴻在巴黎塞納河畔一箇舊書攤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編輯的一部名為《敦煌圖錄》的畫冊，方知在祖國內陸大漠深處有個地方叫敦煌，第一次知道在敦煌莫高窟還保存著如此精美絕倫的古代壁畫和雕塑，他為祖國的落後閉塞和國人的愚昧而羞愧，內心受到了極大震撼。1936年，他放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毅然回到祖國。1944年，在於右任、向達、徐悲鴻、張大千、高一涵、梁思成等一批有識之士的大力倡導和社會各界的聲援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常書鴻擔任首任所長，這標誌著莫高窟收歸國有，由此結束了敦煌莫高窟近500年無人管理、任憑損毀、破壞和偷盜的歷史。隨後，段文傑、郭世清、孫儒僩、黃文馥、歐陽琳、李承仙、史葦湘……一批又一批後來成為傑出敦煌學者的年輕畫家們追隨而來。
常書鴻，被譽為“敦煌守護神”。他和他帶領的有志青年，從大城市來到風沙呼嘯、荒涼寂寞、交通不便、生活艱苦的西北邊陲敦煌，面對破敗不堪的石窟，面對風沙彌漫的茫茫戈壁，面對沒有辦公用房、沒有宿舍、沒有電、沒有自來水、經費拮据、職工缺少、辦公設備匱乏等極其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他們把莫高窟九層樓前的破廟當作辦公室，將馬廄改造成宿舍，睡土炕、用土凳子、土桌子、土沙發，在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下，大家用著油燈，喝著大泉河的苦澀鹹水，麵粉自己磨，伙食自己管，購買生活用品或是看病求醫還要步行橫穿五十里沙漠戈壁去敦煌縣城。當時，莫高窟一層洞窟基本是被流沙掩埋的，他們幾乎用雙手清除了數百年堆積在300多個洞窟內的積沙，修建了長1000餘米的圍牆；當時，夏秋季節裡渠水多是渾濁的，從水渠裡打到的幾乎是泥漿水，只能提回家裡讓泥漿慢慢沉澱後再用，而且在漫長的冬季冰凍期間，只能在河灘上鑿冰塊，揹回家放在火爐邊讓其慢慢融化；當時，在洞窟內臨摹壁畫非常困難，因為洞窟坐西朝東，上午窟內光線還有一點，下午基本就沒了光線，只能一隻手提煤油燈，一隻手臨摹壁畫；當時，臨摹壁畫所用顏料幾乎很難買到，只能自己尋找有顏色的礦物質研磨製作……但他們沒有退縮，也沒有放棄，齊心協力，艱苦奮鬥，克服和戰勝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一起種樹、一起鑿冰、一起勞動、一起修牆、一起清沙、一起臨摹，竭盡全力開展窟內及窟前積沙的清理、洞窟測繪照相、洞窟編號、內容調查、壁畫彩塑的臨摹複製及補修等一系列力所能及的保護工作，開創了敦煌文物的保護、研究事業，為以後敦煌文物事業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莫高窟處於茫茫沙漠中，幾乎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艱苦的日常生活和簡陋的工作條件依然長期存在。但是他們不計名利得失，依然堅守在莫高窟臨摹壁畫、保護修復、考古發掘、研究文獻的崗位，都心無旁騖、樂在其中，即使“文革”時期，雖業務停頓，但全體職工對保護敦煌藝術寶藏的認識和態度完全一致，使敦煌石窟文物未受到絲毫破壞。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再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老一輩莫高窟人的心智再次受到了更加嚴酷的考驗，段文傑當了“豬倌”；史葦湘做了“羊倌”；歐陽琳、李貞伯、萬庚育在研究所裡放羊、餵豬；畢可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遣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接受勞動改造；賀世哲成了“反革命”，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送回老家；孫儒僴、李其瓊被再一次戴上了“帽子”遣送回四川老家修建水電站。然而，他們憑著寬闊的胸懷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始終沒有倒下去，“文革”以後，國家平反給他們落實政策，竟然沒有一個人要求離開敦煌，最後都回到了莫高窟，繼續堅守大漠，他們就像是一群“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被莫高窟像磁鐵一樣吸引著。
肩負保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使命，一代代莫高窟守護者在敦煌一留就是一輩子。從第一任院長常書鴻、第二任院長段文傑、第三任院長樊錦詩、第四任院長王旭東，到現在第五任院長趙聲良，75年發展歷程5任院長，在國內任何機構實屬罕見。在他們的帶領下，幾代莫高窟人始終圍繞“保護、研究、弘揚”的工作方針，在邊遠荒寂、風沙彌漫的大漠戈壁中，以執著的信念和滿腔的赤誠，傳承和弘揚“莫高精神”，使敦煌研究院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新中國成立前的18人，到20世紀60年代的40多人，再到如今的上千人；從當初的初、高中學歷為主發展到現在高級專業技術職稱達到93人、中級專業技術職稱129人、博士學位研究人員33人、碩士學位研究人員102人，本科以上學歷人數佔全院在編職工總數的83.2%，專業技術人員佔比達79%，他們代代傳承、接續奮鬥，有力推動了人類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弘揚”事業持續不斷向前發展。更讓人驚訝的是，在這些職工中竟有100多對夫妻，還有200多名工作超過30年以上的專家學者和管理服務人員，在他們身上，體現了對初心使命的矢志不渝，體現了“擇一事、終一生”的堅定信念。
在與莫高窟九層樓相望的山上，有一片敦煌研究院的公墓區，這裡安葬著常書鴻、段文傑及其他20多位敦煌文物事業的先輩。他們生前守護莫高窟，逝後長眠地下，也永遠地堅守在大漠，守護著莫高窟。如今，年逾80歲的樊錦詩、李雲鶴等第三代莫高窟人仍然都堅守著工作崗位，還在為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報告和壁畫修復而盡心竭力。（蘆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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