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敦煌的大型漢代建築遺址河倉城，專家考證為漢軍屯糧的重要軍需倉庫。
蓮悅/文
今天，西出敦煌，在荒莽的大漠戈壁中，除了滿眼的昏黃外，似乎別無他物。但在碧藍的天空下，你也許會很突兀地看到一道炫目的金色。
這是一段殘破的城垣，距玉門關遺址約4公里，殘高3米，用黃色的夯土夾雜著紅柳、蘆葦混築而成，是目前我國保留最完好的漢長城。
因為紅柳、蘆葦被築入牆體，成為牆體的骨架，牢牢地將牆體中的夯土固定，這些漢長城於是有了一個美麗的名字——紅柳長城。
漢長城遺址
漢長城遺蹟細節圖，被築入牆體的紅柳、蘆葦等仍清晰可辨。
甘肅省西北部，有一條夾在祁連山與合黎山、龍首山等山脈間的狹長通道，因為地處黃河之西，被稱為“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在西漢名將霍去病西征之前，世世代代生活的都是遊牧民族——西戎、月氏、匈奴等。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於春夏兩次深入河西地區，給予了河西匈奴軍沉重的打擊。當年秋天，匈奴河西渾邪王合併休屠王部4萬餘人降漢。自此，河西地區第一次被納入漢王朝的版圖。
儘管這並非一片特別適合農耕的地域，雖然有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大片綠洲，但河西走廊的大部分地區都是廣袤的戈壁和沙漠，但它卻是古代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沒有河西走廊的控制權，漢王朝便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
2013年，為了寫作《胡馬北風嘯漢關：漢匈百年戰爭》一書，我專程沿蘭州—武威—張掖—酒泉—內蒙古額濟納旗—酒泉—敦煌一線，對漢代古蹟一路尋訪。
在河西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工程建設，起始於漢武帝時代，也基本完成於漢武帝時代。
據學者陳夢家先生考證：“漢武帝由於防禦匈奴與羌，開發西域，在河套以西，用了短短十二年時間，興建了規模巨大的三四千裡障塞亭燧，設置了組織嚴密的屯戍機構。”
這些障塞亭燧，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漢長城，亦即“紅柳長城”。它北臨疏勒河，西至今敦煌市西端的灣窯墩，東連玉門關，然後出敦煌至金塔分道，一條沿弱水北通居延，再向東與五原塞外列城連接，另一條順黑河入永登再渡黃河入寧夏。
雖然走過了2000年的歷史風塵，但因為乾燥的氣候，也因為人煙稀少，加之遠離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帶，更少經歷各種災禍兵燹，河西一線以及內蒙古額濟納旗留存至今的大型漢代遺蹟還有很多。
儘管，長城一直被視作中國人封閉、保守的象徵，但這些2000多年前，漢民族在開拓了新的領土後修築起來的漢長城，卻無論如何無法用封閉、保守來形容。
直到今天，當我們的手觸摸到這些用沙土壘就的古堡要塞時，仍能感受到一種力量，它來自一個古老民族曾經擁有過的開拓、進取的雄心壯志。
然而，這種雄心壯志的內核應該是什麼？是對外征服，是耀武揚威嗎？是今天我們很多人習慣性地掛在嘴邊的那句“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嗎？
在2000年前的漢代，這也許無可厚非。畢竟，帝制時代的中國處在弱肉強食的法則之中。漢王朝開拓河西、經營西域，更多的只是對北部和西北部邊境上匈奴威脅的一種反應。
學者余英時先生甚至認為，漢王朝此後在西域以及中亞地區勢力的擴張，都只是漢匈關係的一種附帶趨勢。
2000年之後，那些曾經對中原王朝的生存產生過巨大威脅的北方遊牧民族大都逐漸淡化出了歷史的舞臺，而我們這個民族、漢民族卻依舊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當生存危機解除之後，我們要面對的可能是文明的危機，是文明發展模式所需要的自我反思與革新。
2000年之後的我們，是否能換一種心態，換一個視角看世界？
與世界和解，與文明潮流融為一體，就像沙土裡的紅柳，以那樣柔軟的姿態，卻強韌地挺立過了2000年歲月的風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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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以漢匈百年戰爭為切入點，著重反思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和重農抑商的國家發展模式對西漢王朝盛衰的深刻影響，並與同時代發展的古羅馬進行相應的橫向對比，力圖還原一個更接近歷史真實的漢武帝時代和漢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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