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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 澳大利亞高校“比慘”
- 國際留學生“多重要”
- 支持留學生有太多的理由
- 獨木難支的後果
前 言
疫情肆虐，航空業從政府那裡拿到了7.15億紓困資金，旅遊業拿到了數百億，建築業也拿到了7000萬刺激資金……再不濟也有1300億的留職補貼。
然而，澳大利亞大學高校部門卻彷彿被遺忘了，不僅沒拿到補貼，連申請留職補貼的資格都沒有。
沒了金主“國際留學生”，澳大利亞高校開啟了一輪比慘的過程。
作為八校聯盟的一員，悉尼大學報告稱一學期損失了4.7億澳元。同樣，還有新南威爾士大學，從校長到高管通通減薪20%。
名校尚且如此，其它高校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盛世期間，國際留學生（尤其是中國留學生）為澳大利亞的經濟奇蹟創收、創就業……。
疫情期間，談到國際留學生，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於4月3日說道：“如果他們在這裡無法生存，那麼就還有返鄉的替代選擇。”
此翻言論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論。
1
澳大利亞高校“比慘”
根據悉尼大學的預計，今年新冠疫情給學校造成了4.7億澳元的損失。被稱之為“金主”的國際留學生大幅減少是一個主要原因。
悉尼大學表示，國際學生人數下降了17％，國內學生新生人數也少於預期。另外，在線教學的支出也出現增加。
在發給教職員工的一份郵件中，悉尼大學校長邁克爾·斯潘塞（Michael Spence）表示，大學於3月31日（註冊截止日）進行了普查後得出近5億損失的財務結果。
據其透露，2020年入學學生總數比計劃少了9.9％。其中，國內學生較計劃減少了4.8％，國際學生較計劃減少了16.8％。
他說：“這對收入產生了重大影響。”
同樣，新南威爾士大學（UNSW）的一位女發言人表示，普查結果顯示，本學期國際學生人數下降了30％，但國內入學人數符合預期。
據其透露，新南威爾士大學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和高級領導團隊（包括學院院長）通通減薪20％。
除了本學期受到影響以外，考慮到兩所高校第二學期的開學時間，（悉尼大學為8月份，新南威爾士大學為6月份），國際旅行限制不太可能取消，中國的英語考試中心也仍然處於關閉狀態。
換句話說，伴隨留學生的減少，澳大利亞高校將繼續面臨“囊腫羞澀”的尷尬。
根據澳大利亞高校聯盟的估計，由於抗疫限制性措施的影響，國際學生流失預計將導致大學在第二學期損失 30至45億澳元。
在未來六個月中，將有超過21,000個工作崗位面臨被裁風險。
2
國際留學生“多重要”
在澳大利亞，大學把國外留學生，尤其是多金的中國留學生作為“搖錢樹”已經早已不是秘密。
很多高校都嚴重依賴中國學生所帶來的大量收入，用於資助學校的基礎建設和科研項目。
自1985年以來，當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允許澳大利亞的大學和學院按照全價收費，而不是補貼過後的收費時，來自國際學生的收入實際上呈“指數”型增長。
在疫情肆虐的當下，“指數”是一個大家都不陌生的術語，可以理解為複合增長的另一種表達方式。
如下圖所示，藍線代表的是澳大利亞的教育出口。教育出口總值（按照澳大利亞國民賬戶的分類）包括國際學生支付的費用，以及他們在澳大利亞期間購買商品和服務的花銷。
據我們所知，上個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教育還不存在“出口”一說，外匯創收幾乎為零。
快進到上一個財年（2018-19財年），澳大利亞教育出口總值大約為370億澳元。
當年，澳大利亞教育出口佔澳大利亞服務出口的近40％，佔所有商品和服務出口的9％。
為了更多的理解這組數據，我們可以做個簡單的對比。
眾所周知，農產品出口也是澳大利亞的一大支柱出口產業。同年，澳大利亞對的農產品出口總額也不過440億澳元。
有人戲稱，賣課本好過賣車釐子。
按照國際留學生來源地劃分，中國留學生是絕對的主力。
數據顯示，中國留學生學生佔澳大利亞教育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然而，截至2020年3月1日，來自持有國際留學生簽證的中國留學生仍有56%在澳大利亞境外。
在澳大利亞，國際學生所貢獻的不僅僅是他們所支付的費用。從他們踏上澳大利亞的國土開始，他們就在不停的支出、花錢，在更廣泛的經濟中創造就業機會和收入。
實際上，國際教育部門在經濟上已經變得非常重要。一旦斷了“後路”，疫情過後的澳大利亞經濟復甦將異常艱難。
3
支持留學生有太多的理由
談到在澳大利亞的國際留學生，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於4月3日說道：“如果他們在這裡無法生存，那麼就只剩返鄉的替代選擇。”
這句話曾被一群人解讀為冷漠無情。
面對因留學生收入驟減而遭遇困境的澳大利亞大學，澳大利亞總理有充分的理由對這一行業伸出援手。
從2003年到2018年，來自國際學生收入平均佔所有大學收入的比例從14％上升到26％。對於某些大學而言，依賴性更大，遠遠超過30％。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校資金來源中，由於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撥款、以及大學科研經費遲遲未能跟上，學生收入所佔權重一直在上升。
數據顯示，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撥款、以及大學科研佔學校收入的比例從2003年的37％下降到2018年的30％。
根據澳大利亞高校聯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委託德勤進行的調研結果顯示，在2018年，高校為澳大利亞經濟貢獻了410億澳元，並提供了259,100個全職崗位。
因此，對於丟掉工作、並且不符合留職補貼支付的國際學生，澳大利亞政府也有充分的理由給與其支持。
從目前來看，澳大利亞教育部長丹德漢（Dan Tehan）所傳遞的信息“尚不夠積極”。
行業專家表示，向國際學生傳達的信息無法為澳大利亞贏得更多的朋友。
一方面，教育部長在多個場合稱國際學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同學、我們的同事和我們的社區成員”，並允許在澳大利亞停留12個月以上的人獲得退休金。
另一方面，就算是那些在這裡居住了一年以上的人也無法享受留職津貼（JobSeeker）。這無疑是對“我們的朋友”和“我們的社區成員”的最大否認。
考慮到這些學生為我們的經濟所帶來的收益，讓他們獲得JobSeeker補貼將使我們所有人受益。
政府應該考慮重新引入以需求為導向的撥款機制，該撥款機制曾在2012年至2017年之間運作。在這種制度下，大學可以招收不限數量的本科學生進入除醫學以外的任何學科，並從中按照人頭獲得相應補貼。
鑑於隨著大流行而不可避免增加的國內學生人數以及失業率的上升，恢復這一政策尤為重要。Dan Tehan 表示將為國內學生提供更多支持，但尚不清楚是否會恢復需求驅動的撥款機制。
讓大學獲得與慈善機構相同的JobKeeper申請資格是合理的，目前單月營收同比下降15%的慈善機構即可申請獲得留職補貼。
4
獨木難支的後果
沒有政府的充分支持，大學將被迫縮減辦學規模，崗位流失將和收入降幅成比例。另外，大學的支出與總收入也大體成比例。
簡單點講，收入少多少，就得裁掉多少人頭，砍掉多少預算。
目前，澳大利亞大學基本上採取的是合同聘用制，很多高校老師實際上並沒有無限期合同的保障。
因此，只有在大學收入來源充裕的情況下，這些崗位才能存在。於是，我們看到前文各大高校開始了一場“比慘”的競賽。
如果沒有全國一致的協調舉措，減少的收入也有可能帶來不成比例的影響。
例如，一些知名富裕的大學擁有足夠的現金儲備來吸收損失、減少損失、並度過難關。
然而，預算緊張的大學卻沒有這樣的地位。有些機構可能根本就沒有現金儲備，或者無法輕易縮減規模。
如果由於缺乏足夠的支持，它們將不得不考慮裁員，增加負債，甚至倒閉。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校長布萊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表示，由於來自國際學生的收入枯竭，與之相關的財務虧損將影響教學和研究。
他說：“大學將在這場危機中永久改變，政府和大學都必須為這一部門“共同設計未來”。
END
本週，在針對房東和租戶之間“交不交租”的問題，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出臺了一份“人人買單”的指導原則。
既然無數留學生曾經在澳大利亞買過無數次單，那麼在疫情面前，政策是否也能平等買單？。
墨爾本的實驗室在中國以外首次複製出新冠病毒的時刻無疑是激動人心的。疫情當下，大學高校顯然不應是一個被遺忘的行業。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nsw/sydney-university-expects-a-470-million-loss-due-to-coronavirus-crisis-20200408-p54i8n.html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ithout-international-students-australias-universities-will-downsize-and-some-might-collapse-altogether-13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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