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亡國”是一個真實的史實。
說的是南唐末代皇帝李煜登基時，正逢趙匡胤黃袍加身、不斷對外用兵之際，後蜀、南漢相繼滅亡，南唐岌岌可危。
李煜非但沒有圖強自保，反而依舊彙集群臣於朝堂，沉湎於賦詩作畫，對武備之事毫無興趣。直到宋軍殺來，南唐才倉促迎敵。士兵素不習戰，一觸即潰。
可笑的是，宋軍攻打都城金陵時，李煜還在作“櫻桃落盡”一詞，詞未成而城已破。
古建築
做了階下囚的李煜只得發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哀嘆。
作為一名歷覽前賢才情可佳的國君李煜，安而忘危，亡國終恨，甚是可悲！悲就悲在他，鶯歌燕舞，文恬武嬉，不想疆場想詞場，不想沙場想歌場，最終任遭欺凌，亡國滅種。
《周易.繫辭下》中曾反覆告誡世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古人云，“寧可千日不戰，不可一日忘戰”、“寧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說的不無道理。
安而忘危，悲哀的不只李煜，還有自詡為“天朝上國”的大清王朝。
前期，八旗兵枕戈待旦，縱橫馳騁，成就康乾盛世；但後來沉醉於安逸享樂，養尊處優，憂患意識消磨，腐不堪用，武備不修，訓練不實，防務廢弛，導致生靈塗炭，喪權失地，蒙受屈辱。
僅甲午慘敗，中國就被迫向日本割讓山東半島、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向日本賠償白銀2.3億兩，鉅款相當於全國3年的財政收入。
清政府先後3次大舉借債總計3億兩，期限有的長達45年，本利合計6億多兩。真是驚世駭俗，遺臭萬年。
歲月荏苒，扶古思今，安而忘危的悲哀在現實中並不鮮見。受長期和平環境和多樣化社會思潮的影響，很多人當“和平兵”、“和平官”的思想潛生暗長，有的思想麻痺遲鈍、作風鬆懈疲沓，想個人事情多有的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有的搞工作不是下真勁、練實功，而是為了爭彩頭，四面出擊，精力分散；有的為保安全危不施訓、險不練兵，使得工作多年來都在原地踏步；有的出行追求氣派，坐車追求高檔，吃住追求星級，大搞“門面工程”，處處講排場、比闊氣；有的沉浸在GDP的唯論當中，大談經濟強國；有的只重市場不重戰場。說到底，這些都是極其悲哀的，都是安而忘危的表現，都是最危險的禍患，都是亟須直面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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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並不太平，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中國周邊形勢也不容樂觀：向東看，有勢力胡搗亂；向南看，有勢力在挑釁；向西看，有勢力找事端；向北看，有勢力很不安。
種種現象表明，誘發戰爭的動因時刻存在，產生戰爭的根源從未消除，“化劍為犁”的時代遠未到來。
作為一名中國人，決不能安而忘危，決不能做悲哀的李煜。
要時時處處不忘打仗。要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平時想著戰時、隨時準備戰鬥。
同時，要練好精兵。恩格斯在《德國戰爭短評》中有過精闢闡述：“儘管民族熱忱對戰鬥有巨大意義，但如果缺乏訓練和組織而僅憑熱忱，任何人都不能打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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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要勇於向和平積習開刀，要敢於對工作生活中“假把式”“花架子”“練為看、練為比、練為考”說不；要想方設法把潛在的危險搞清楚，把模糊的敵情弄清晰，要練強體能，練精技能，練活戰術，練靈指揮，練好作風。
要審時度勢敢打仗。“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要精準判斷形勢，緊緊抓住戰機，先人一著、快人一步，充滿血性，“膽大包天”，狠下心來，敢於出手，義無反顧地衝上去，哪怕是刀山火海，哪怕付出再大代價。
唯此，方能狹路相逢勇者勝，置之死地而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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