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股災觀察：美聯儲和財政部好樣的！我們的呢？
因新冠疫情處置適當，加重了市場對美國經濟、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的擔憂。油價率先反應，引發美股、歐洲股市熔斷連連，黃金、美國債等避險資產也遭遇暴跌，市場動盪遠超2008年金融危機。
美聯儲行動迅速，採取措施果斷，重啟萬億美元QE等遠超出人們預料的貨幣政策。卻因沒有立竿見影地阻止跌勢，於是對美聯儲怨聲四起，把前任捧上天的，認為美聯儲看到了潛在風險的等等，不一而足，更有甚者與1929年大蕭條相提並論的。
看熱鬧不嫌事大也就罷了。有價值的的思考，應該問問，我們有這樣的美聯儲和財政部嗎？
一、高明和行動果斷的美聯儲
（一）美聯儲為何能高明
美聯儲的高明河果斷，當然要感謝時任主席的政治學碩士、法學博士的鮑威爾；更應該感謝成法於1913年的《聯邦儲備法》第13條第3款，美聯儲在"不尋常和緊急情況下""可向個人、合夥企業及公司"提供資金；還得感謝上兩任，2008年金融危機之時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
據說，2008年次貸危機之時，因華爾街內鬥，最終放棄拯救金融機構雷曼兄弟觸發了多米勒骨牌效應，美聯儲及財政部後悔莫及；4個月之後，貝爾斯登再遇流動性危機，美聯儲決定出手拯救卻遇法律授權障礙，因貝爾斯登不屬於金融機構，美聯儲無法向其提供資金或保證；伯南克發現了《聯邦儲備法》第13條第3款，於是貝爾斯登被救了，避免了雷曼兄弟倒閉的厄運。
商業票據融資便利機制（CPFF）和一級交易商信貸機制（PDCF）便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時，分別用來直接向個人、公司、私募基金等非金融機構提供資金，向持有個人、公司、私募基金等提供抵押貸款的銀行提供隔夜拆借資金的操作工具。
這一工具在此次股災中有特殊的意義，相當於美聯儲為金融機構構築了一道防火牆，美聯儲可以向公司、私募基金等非金融機構提供資金，同時向抵押品寬泛的銀行提供再融資，避免該類恐慌地拋售股票等金融資產，承擔了相關資產的跌價風險，避免風險傳導至相關銀行等金融機構。
美聯儲不問股災緣由，先全力救火實，表現得有擔當，有魄力，盡責得無可挑剔。
（二）美聯儲子彈趨於無窮
既然美聯儲在"不尋常和緊急情況下"，"可向個人、合夥企業及公司"提供資金，還是基於商業票據的融資，此類子彈可謂無窮無盡，暫不考慮美聯儲創設新的融資工具。
要知道，美聯儲相當務實，不僅從來不背條款，常常以實際行動更新教科書。即使美聯儲印鈔職能受限，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中，吸收的商業銀行的準備金金額約3萬億美元，聯邦儲備金約2萬億美元，特別是後者，指的是國債抵押發現美元的準備，只要國會同意，這可以是一個無限的印刷美元的美元之"錨"。
（三）貨幣政策不可能回頭，甚至會出現全新經濟學
大家指責美聯儲救市的貨幣政策的有兩類，一是懷疑美聯儲看到了大家沒有看到的，二是指責飲鴆止渴。前者不值一駁，殊不知救市在美國有最廣泛的基礎，防止進一步釀成金融危機，既不會像A股一樣猶猶豫豫，更不會像A股一樣主動刺破泡沫；後者是無用文人的嘮叨，人要渴死了，懷疑是毒藥也得喝，何況美國的財政資源從來沒有缺位。
經濟學是對現實的觀察和總結，是一實證科學，一定會落後於現實的。離現實最近的凱恩斯，逝世於1946年，其著作如《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等均成書於1930年代。
信用貨幣已經運行了四五十年。凱恩斯大師也是極力推崇財政赤字的，但是特別看中貿易順差，殊不知，全球化的今天，美國不再過多生產實物商品，靠技術、美元投資、消費市場、資本市場，創造了一個全新美國，外國人獲得美元順差又全部流回了美國。貿易順差還有意義嗎？作為摩擦工具還是很有效的。
限制美聯儲使用貨幣政策的，首推財政赤字、貿易逆差佔GDP的比例？不能超過100%、300%等等僅是經驗數據，多少是可以接受的，誰也說不清楚。以二者與GDP之比得出的數據，從邏輯上並無任何意義。
要知道，美聯儲相當務實，不僅從來不背條款，常常以實際行動更新教科書。因此，在此次股災的倒逼之下，80年前的凱恩斯經濟學可能會被新貨幣主義替代，徹底解放聯邦政府。
二、美國的財政政策從未缺位
人們一直在擔心，美赤字過高，超過了3%，還有資源刺激經濟嗎？這些經驗數據束縛不了美國人，只是縛鸚鵡學舌者的天條。
最新的消息是，聯邦政府與國會就財政政策救市計劃達成一致，2萬億美元拯救家庭、大企業、小企業和醫療機構。這個方案比財政部的方案全面很多。
救市計劃算是救急，美財政政策還有潤物細無聲的一面。
（一）支撐美國先進科技創新體系
讓人奇怪的是，無所不能的經濟學人、自媒體，很少研究美國財政政策在保持美國科技領先全球的關鍵作用。
中科院研究員樊春良先生，2018年發表在中科院院刊的一篇文章——《建立全球領先的科學技術創新體系——美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之路》。該文不長，全面介紹了美歷屆聯邦政府，超出法律要求地，自覺自願地，在自由經濟的旗幟下，出錢、出力、出體系，建立了美國特色的創新體系的發展歷程和成果。
1、政府出錢出力主導創新體系
從1812年到一戰、二戰，到現在，200餘年美國的歷史是一部科技體系的建設史。美國政府在創新機制建設、資金支持和訂單傾斜等方面，傾國家之力給予全面的支持。該結論與大眾想當然的認知大不相同。
說"支持"是見外的說法。美國政府重視科技體系建設和大量資金投入，不是源於法律授權，而是源於一種自覺的責任，來自每一屆總統，每一屆政府的自覺行為，可能與自由經濟的旗幟不大協調，少見媒體宣傳和報道。
二戰以前，美國已經形成了以大學和工業研究實驗室為主體的科技創新體系，政府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國家和社會需求的應用領域。1930— 1940年，研究與發展(R&D)經費投入的部門比例為：政府12%—19%，工業界63%—70%，大學9%—13%。
連任四屆的羅斯福堪稱一個時代，其影響力僅在華盛頓之下。羅斯福從重用科學家萬尼瓦爾·布什開始，逐步建立了美國現代科技創新體系，建立起獨特的多元化投資機制，形成了公共(政府)資助和私人資助(企業、私人基金會、大學和風險資本等)，由政府多個部門和機構全鏈條地協同支持科技創新的混合機制。
羅斯福上臺伊始，聽從萬尼瓦爾·布什建議成立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NDRC)，有資金，科學家管理，直接向總統報告。該委員會獨立於軍事部門和其他政府機構，但有協調之責，後擴充為國家科學研究與發展局。從此開世界之先，在政府主導下，讓科學令人注目地進入國家發展的舞臺中央。
二戰中，美國政府成為科學研究的主要資助者。政府R&D經費從1940年的4.8億美元增長到1945年的50億美元，佔全國全部R&D經費的比例由18%上升至83%。湧現出原子彈等大批重量級科研成果。
二戰後，美國體系化地優化了其支持科學研究的組織體系。比如成立原子能委員會，海軍研究辦公室，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升級為計劃署(ARPA，1972年改名為DARPA)，形成了使命導向的研究(mission-oriented research)體系。政府部門還資助相關研究計劃，比如美國能源部長期資助放射性對生物體影響的研究，啟動了人類基因組計劃。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被稱美國現代科學技術史上"黃金時期"。期間，美國R&D經費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大幅度增長，增長率經常超過了國民生產總值(GNP)的增長率。1957—1967年，政府用於研究支出約增長4倍，達到150億美元；支持機構的基礎研究經費大幅度上升，到1967年，已達到政府開支的14%。
"黃金時期"的科技成果不僅有洲際導彈，還有噴氣式飛機、計算機、半導體、核能、激光、衛星通信、微波通訊以及無數種消費品、醫學突破等。美國已是現代高技術的策源地和領先者。
2、舉國之力與日本拼科技研發
20世紀80年代，日本與美國之間有過一場技術經濟戰。日本靠政府戰略規劃、企業聯合等手段，科技創新能力大幅提高，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
1980年日本企業只擁有世界集成電路市場份額的24%，到1988年已提高到了50%，而同期美國則由67%下降到38%。
應對該衝擊，美國政府改變以往對私人企業不加干預、不提供資金的做法；美國國會制定了一系列鼓勵聯邦機構、大學和私人企業之間合作以及促進技術轉移的法案，啟動了一些工業研發以及與之相關的大學、聯邦實驗室的資助和激勵計劃，如小企業研究創新計劃、工程中心研究計劃、先進技術計劃(ATP)，並採取稅收優惠政策吸引工業部門為大學的基礎研究、設備和人才培養直接投資。
同時，美國企業界在政府的支持下，開始組建研究與發展聯盟。1987年，由14家半導體公司組成半導體制造技術公司(SEMATECH)，其研究對象是新一代芯片製造系統，其核心目標是在光刻技術上趕超日本。1988年，國防部決定每年通過高級研究計劃署向SEMATECH匹配資金1億美元，為美國重新奪回世界半導體市場的領先位置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3、近年研發預算
2020年聯邦政府預算4.7萬億美元，赤字首次超過1萬億美元，軍費開支7500億美元，研發資金支出1341億美元資金，佔比2.85%。研發支出較上年削減約5%，主要削減民用部門的研究計劃，國防研發預算將增長約7%，主要用於推進微電子、高超聲速常規武器、導彈探測與防禦工具以及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研究。
另外，州政府也有不小的研發支出。從2011財年到2016財年，美國州政府機構的研發支出增長17.3％，達23億美元。
（二）金融危機注資企業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財政部冒著被責問的風險，推出了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TARP)，2008年10月份，通過該計劃向美國的銀行和企業注資4218億美元，其中，向花旗銀行等九家大銀行、十九家小於銀行購買優先股提供資金1600億美元，向美國國際集團提供1823億美元，向通用汽車注資500億美元等等。
三四年後，這些資金不僅被收回，還有盈利110億美元。
（三）此次股災會有更強大的財政支持計劃
此次危機爆發不足兩週，聯邦政府即提出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向美國個人、企業提供資金，國會的疑慮是有道理的，不僅要照顧了大企業，不能忽視對中小企業和醫療機構的救助。
圖一的豎條寬度指美國出現經濟危機的時間及持續時長，藍線是聯邦政府赤字與GDP的比例。從圖一可知，任何一次危機到來，作為逆週期調節及救急措施美財政都沒有缺位。圖二是美總統任期內的財政赤字增幅，也說明美財政的逆週期調節的功能。
財政擴張與經濟下滑
總統與財政擴張
三、為什麼發生股災？
此次股災緣起何因？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一）十年長牛與美國經濟間的相對差異
美聯邦政府主導的混合創新體制和持續的財政高強度投入，把美國帶入現代高技術高地和策源地。
20世紀80年代，政府主導與日本競爭半導體產業，產生了y英特爾、賽靈思、高通、美光、超威、英偉達等半導體巨頭，通吃全世界市場；20世紀末，美股爆發互聯網泡沫，GOOGLE、FACEBOOK、亞馬遜、奈飛、推特、PayPal等泡沫之下的倖存者，任何一家都能替代美國鋼鐵公司、福特汽車。與此同時，有基礎科技產業和資本市場的加持，以波音為代表的航空業及其發動機、新材料產業，以洛馬、雷神為代表的軍事工業，以蘋果、特斯拉為代表的創新消費品業，以動視暴雪、麥當勞、耐克等美國文化符號的快消品行業，莫不是縱橫天下，被全球市場和消費者摩拜。
因此，美國經濟已經很好了，所有宏觀指標都令人羨慕，如GDP增長、充分就業、幣值穩定、通脹溫和等，僅有財政赤字、貿易逆差、槓桿率等經驗指標讓人擔憂。
問題是，美股票市場表現遠勝於美國經濟。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2009年3月10日道瓊斯、納斯達克指數同步到低點6479點、1266點，特朗普上臺之前，道瓊斯指數19925點，納斯達克指數5654點，已漲至超3倍和4.4倍；股災之前，道瓊斯指數29568點，納斯達克指數9838點，分別2017年1月的1.48倍、1.74倍。
期間GDP，2017年是2008年的1.38倍；2018財年美國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約為6.28萬億美元，是2008年3.9萬億美元的1.61倍。
可見，美股充分地反映了美國經濟走勢，其中難說沒有泡沫的成分，即使獲利盤聞空出逃的力量也足以讓指數下跌幾十個百分點。
（二）黨爭與疫情
最有意義的說法是，特朗普是此次股災的主要風險點，的確對疫情有太多輕描淡寫的講話，嚴重誤判了疫情對方方面面的影響。根本原因賭疫情影響為黨爭工具，嚴重耽誤疫情防控，導致市場對未來的擔憂變成經濟衰退已是事實的判斷，於是持有任何有流動性資產的個人和機構，當然是選擇先跑為敬，引發了踩踏事故。
與此有關的是中國的抗疫成就，反襯政府在疫情面前是可以大有所為的。
（二）油價暴跌與蝴蝶扇翅
油價的確先於美股下跌，對股災而言恐怕是蝴蝶扇翅。從需求角度，太陽能發電成本已能與化石能源比肩，電動車越來越受歡迎，未來還有氫能源，再遠一點的二三十年，還有取之不盡的可控核聚變能源。因此，油價下行將是一種必然，只是，原本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且還會有反覆，疫情使得需求急劇萎縮，因而最先暴跌。
特朗普這一點說的沒錯，油價下跌利好經濟和消費者，畢竟石油輸出國是少數國家，且資源行業在全球經濟中的佔比越來越小。
（三）發債回購與美股泡沫
不少學者、媒體認為，美上市公司發債回購股票是吹起美股泡沫的罪魁。這種指責，類似於說肉販子掀起了豬價上漲，有些本末倒置！
1、回購不一定推升股指
回購推升股指，混淆了股價、市值和股指的關係，是錯誤的。
回購股票可以增厚每股收益，提高淨資產收益率，的確會推升股價；但是，回購減少了股票數量，公司市值不一定增加，而股指由加權成分股交易日市值計算而來。因此，可以肯定的說，回購股票一定導致股指上漲一定是錯誤的。
1）回購到底有多嚴重？
媒體統計，2013年7月，標準普爾500指數成分股市值15萬億美元，對應指數約1600點，至2020年2月19日指數3393點，推測市值約32萬億美元；2017年至2019年，標準普爾500指數成分股合計回購約2萬億美元，三年回購市值僅佔總市值的6.25%，年均回購佔比2.08%。回購並不嚴重。
2）債券也是資本市場的一部分，這種互動A股也應該有
我們看到的是，蘋果、臉書、高通等重量級股票的估值還很低，特斯拉、亞馬遜等代表未來的公司理應享受高估值。君不見，德國奔馳、寶馬以及英國保險股的估值便宜到了何種程度？
債券市場，特別是長期債券市場是資本市場的一部分。既然債券市場利率便宜，上市公司發債回購股票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
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美國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效率非常高，發債、發股票不僅方便，還費用低廉。這些難道不是A股的改革方向嗎？如果像A一樣發個股票審上一年，承銷費用上億，蘋果們自然不會這麼幹。
如果債券市場利率高了，或者流動性不足債券發不出去，自然會回到股票市場募集資金。據媒體統計，至2020年2月，美股上市公司推出的回購計劃約1220億美元，較上年同期下降46%。我們認為，上市公司感知到了不利於發債回購股票的種種信息，減少了回購而儲備現金。
至於以發債回購股票，說明上市公司產業投資意願不高，而看淡美國未來經濟前景，這倒是一個較好的觀察點。但是，經驗數據需要長期觀察和反覆佐證。
2、美企債券風險到底有多高
1）總體風險不大
我們下載CHOICE金融終端全部美股、A股的財務數據，計算各自全部股票的簡單平均資產負債率，全部美股58.12%，較全部A股的44.54%高出約14個百分點。
衡量負債率還有一個宏觀指標即部門槓桿率。有券商研報指出，美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從1960年-2017年逐年抬升，2008年達到峰值約100%，2017年降至74.4%。有專家把槓桿率等同於企業資產負債率這是不對的，負債率是一個微觀指標，槓桿率等於部門負債/GDP。
2016年人行研究局紀敏在一篇論文中披露了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槓桿率和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的變動趨勢，2008年-2015年槓桿率從108%上升至166%，資產負債率從59.2%降至56.2%。
槓桿率不是資產負債率
另外，考慮A股募集資金受限制頗多，往往審批時間超過一年，A股公司傾向於一次多募集資金而儲備現金，資產負債率總體低一些。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美股發債回購股票並未導致資產負債狀況顯著惡化，不論自身數據，還是比較我國的數據，美國債券市場總體風險並不顯著。
2）美頁岩油企業及其債券平抑油價功莫大焉！
據莫尼塔研報，市場關注美企債券風險，主要集中於美頁岩油企業發行的高收益債，該類債券佔高收益債券市場的14%，且莫尼塔研報提供的第一個高收益債券風險觀察日已過去，市場平安無事。
如果頁岩油企業債出現一定的風險，也有美聯儲和財政部兜著；另一個角度，頁岩油企業最大功勞不是貢獻石油，而是在需要時可以平抑歐佩克油價。
歷史上，油價飆漲引發兩次經濟危機，引發四次中東戰爭。美國頁岩油企業成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因素之一，這點債券風險太值了！
美聯邦政府槓桿率已在下降
因此，沒有隻漲不跌的市場，只是需要引爆點。全球投資者對美股可能陷入一種技術和貨幣迷思，每次小的調整都會迎來全世界投資者蜂擁而入。
但是，美國"美股+美債+美軍+美元+美科技"的閉環還在，強大的美帝依然還在。
四、我們的呢？形同小學生！
（一）缺乏面對危機的法律體制
1、美相關立法及行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知道了1913年成法的《聯邦儲備法》，不僅授權美聯儲拯救銀行等金融機構，也授權出資拯救個人、企業和私募基金等幾乎所有的法律主體，也就是說，在銀行體系對市場流動性補充無力時，美聯儲行使了全社會的最終貸款人職責。
2006年高盛主席鮑爾森接任美財政部長做了兩件事。一是，總結了1998年金融危機及拯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經驗，在財政部建立了專門應對美國金融市場短中長期金融風險的特別研究小組，關注各類風險事件和制定各項預案；是，強化了已被邊緣化的美國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的作用，明確該小組定期會晤研究、通報金融市場面臨潛在危機及處理機制的責任。該小組於1987年股災後成立，成員包括總統以及財政部、美聯儲、證監會等金融監管部門負責人。
2008年金融危機之時，因鮑爾森早有預案，2008年10月3日《經濟穩定緊急法案》成法，除開美聯儲QE及向金融機構、企業、私募基金提供資金以外，財政部可以動用7000千億美元出資救助企業。
此次股災，美聯儲、財政部同樣行動迅速，前者規模幾乎無限制，財政刺激計劃則高達2萬億美元。再一次創造歷史，更新教科書。
2、我們的救市
2015年6月股災，由證監會主動刺破券商提供工具而催生的槓桿交易泡沫，16個交易日上證指數跌去30%；時隔一個月，2015年7月，證金公司匆匆披掛上陣入市買入股票，央行宣佈向證金公司提供流動性支持，種種措施統統於事無補，8月18日的7個交易日又跌去30%。
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出資救市，匆忙之極。
首先，證金公司2011年由券商注資成立用於轉融通業務的法律主體，臨時抓來救市；其次，據說耗資萬億級別，操盤的中信證券高中層員工普遍建救市老鼠倉，事後盡數被抓；第三，證監會因券商向配資機構提供交易系統的分倉接口，幾乎處罰了幾乎所有大券商及配資機構，合計罰金約十億元。
自201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去槓桿，央行積極整治影子銀行，市場銀根抽緊，股價下跌與上市公司大股東質押融資暴雷形成惡性循環，A股再次成災。2018年1月上證指數10個交易日跌去15%，時隔十個月直到2018年10月，才由地方政府牽頭引入市場資金疏困，所謂以市場化手段拯救高比例質押的大股東，期間陰跌一年，較年初跌去32%。至2019年1月3日，上證指數低點2440.91點，較2015年6月股災前最高點5178.19點跌去53%。何等的慘烈！
慘烈的遠不止於此。從1008年起，似乎官方輿論經過兩三年的宣傳終於達成一致，從財政部到證監會，從國務院到人大，似乎國有股減持是國民經濟和A股改革的唯一突破口，給國有股減持羅列了幾十條堂而皇之的理由，卻從來沒有聽取市場的聲音。
市場當然不買賬，最終受騙的只有散戶。2001年6月18日，滬指2245點開始一年之久的再次下跌熊途，期間激烈時12個交易日，股指跌去15%，至2002年1月28日的低點1357點，股指半年跌去40%。
歷時一年後的2002年6月，國務院才宣佈暫停國有股減持。
（二）觀念意識形同老農
別看這些人高高在上，對資本市場的認識，與特朗普相較，差距大過老農。
1、救市是責任，是一種公共產品
美股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至2017年道瓊斯指數漲了萬點，特朗普上臺後又漲了一萬點。即使股市表現遠超經濟形勢，聯邦政府輕視疫情引發股災，美聯儲、美財政部毫不猶豫地真金白銀救市，美聯儲向金融機構以及個人、企業、私募基金提供流動性支持，財政部向疫情影響的企業、家庭、醫療機構提供資金。
總之，美聯邦政府及其美聯儲、財政部、證監會，與國會等機構，能夠迅速達成廣泛的一致，毫不猶豫地救市。
美國行政、立法部門當然有救市引發相關機構的道德風險擔憂的討論。但是，這些討論是就是以後的事。在他們看來，救市是美國行政、立法部門責無旁貸地提供的公共產品。
2、我國證監會迷醉於要權，迷醉於審批
證監會審批一切，券商、基金、期貨公司的一切管理、業務變化都要審批，上市公司的一切活動都要審批，當然企業上市是其最大的權力。如此幾乎無邊的、無責任的權力，在已有有限立法權的基礎上，A股還是被各方批判，證監會的邏輯是繼續要權；2001年賭場論甚囂塵上，2003年證監會又得到了司法權，於是公安部的證券犯罪調查局與證監會稽查大隊合署辦公。
證監會如此大權在握，60%的精力用於審批，40%的精力用於管人，當然顧不上無權無利的，股災救市預案和輿論引導了。如此，央行、財政部更有理由作壁上觀。
3、股票下跌消弭風險與救市道德風險
A股多次遭遇股災，國有股減持當然是政策所致，場外配資股災、股票質押股災完全在證監會的監管職責之內。
與此相反，似乎財政部、證監會、央行存在廣泛一種可笑的共識，股市下跌可以釋放風險，股市急劇下跌體現了股市效率的言論還在耳邊。這種觀點還有廣泛的市場，也離我們不遠，2015年證監會主動刺破自身監管不力積累場外配資風險，一定創造了全球股市歷史上的國際大笑話。
還有一種落後於時代的觀點，救市會引發道德風險。應該說，救市越匆忙道德風險越大。政府、監管部門的救市責任，已是全球大國普遍提供的公共產品。理由再簡單不過，政府開市場賣菜，至少要有不會倒塌的建築物，也不能不配置保安保證秩序吧？何況證券市場呢？
這些都是檯面的託詞。根本的是，這些行長，這些種種的管理委員會的主席，沒有認識到強大的證券市場是美國強大的重要一環。好在最高層已認識到這一層，資本市場的重要性已被高層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靠一兩個遠遠不夠啊，種種監督管理委員會的主席要跟得上，負的起責，才行啊！
A股市場已有國際化的趨勢，海外資金持倉已超4%，估計5年內會到15%。別忘了，進來的不僅是資金，還有病毒引發的疫情。在大海中游泳，僅有大A股裸泳，那麼，更大的笑話是遲早的事。
2015年6月股災之後，2018年1月股災之前，2017年11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由主管金融的副總理任主任，央行行長任副主任。這個委員會的職責僅僅在股災時協調處置，那麼，證監會則繼續失職、失責，應該利用這個平臺，像鮑爾森一樣未雨綢繆，補上我國在立法、觀念和預案的短板。
美國政商各界有條不紊地、堅決地救市，恐慌一定會消失，隨後會隨著疫情起伏。強大的美帝依然還在！
羨慕之餘，更多地是希望大A股不再裸泳，更不能主動刺破泡沫，要向美國同行學習，就像官場難免人浮於事一樣，學會與泡沫共舞。股災難免，救市能力和體系是政府及其監管部門的責任和義務，是一國公共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國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
希望A股起來，成為強大中國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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