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4期，原文標題《重新發現汪曾祺》，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今天，汪曾祺前所未有地受到追捧。他的作品和個性契合了當下的“時代情緒”，這是生前意在“偷偷寫作”的作者本人萬萬預料不到的。
記者/宋詩婷
高郵整個城市向東發展，汪曾祺從小生活的東大街附近屬老城區邊緣，近些年街貌變化不大
高郵這座蘇北小縣城只在汪曾祺的生命裡駐留過19年，卻成為他一生小說和散文創作的主要敘述對象。風俗、人情、地貌，手藝人、讀書人、作惡的人，讀他的作品，我以為自己看盡了整個高郵城。
事實上，汪曾祺的世界比我想象中小得多。
剛到高郵，當地研究汪曾祺的名人姚維儒就給了我兩張地圖，一張是手繪的，一張是電腦繪製，後者的商鋪信息更全。“從汪家大宅往東北走是他文章裡寫到的文遊臺，往西就是去五小上學的路。《異秉》裡做燻燒的王二、保全堂，《歲寒三友》裡的陶家的鞭炮店，《故人往事》裡的戴車匠……兩公里不到，汪曾祺文章裡寫到的大部分人和事都在這個範圍裡。”
我拿著地圖一一對照，的確，這個“不會虛構”的作家幾乎把每個街坊鄰居都寫在作品裡了，這個不大的世界被他掰開了，揉碎了，窮盡了。
然而，地圖裡的繁華幾乎都不在了，1981年的汪曾祺已經很難在這條路上重溫他書中的景象，今天的我和眾多來尋訪汪曾祺足跡的人更不能。
但還是得走走。
這條路的三個重要座標是文遊臺、汪家大宅和如今已搬遷的縣立第五小學。這三個座標恰巧構成了汪曾祺的知識譜系。
1995年秋汪曾祺與作家林斤瀾（左）在溫州
邊緣作家
1980年，好友林斤瀾將汪曾祺的短篇小說《異秉》推薦給南京的文學雜誌《雨花》。稿件一去兩三個月，毫無迴音。後來才知道，在編輯會上，稿件沒有通過。因為有的編輯認為，“如果發表這個稿子，好像我們沒有小說好發了”。
晚三個月寫成的《受戒》時運稍好。在完稿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它都是一份“地下讀物”，只在汪曾祺供職的北京京劇團內部和少數朋友間傳閱。“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儘管汪曾祺內心這樣認為，但他與所有剛剛重獲自由的知識分子一樣噤若寒蟬，不認為“一個小和尚談戀愛的故事”能被主流所接受。
一次北京市文化局系統召開的各單位黨員幹部座談會上，同事楊毓珉偶然談起了《受戒》，在場的《北京文學》編輯李清泉相當感興趣，非要把小說要來看看。汪曾祺一直與《北京文學》有來往，不好拒絕，就把《受戒》交了出去，並附短柬：“發表這樣的作品是需要勇氣的。”
李清泉當然能嗅到風險，但還是主張刊發這篇小說。安全起見，《受戒》被安排在四條位置，前面排版的是符合主流審美的其他作品。可能還是心虛，那期《北京文學》還在雜誌末尾發了一篇《編余漫話》，文章東拉西扯了幾件事，但核心要義是為《受戒》背書。“我們爭取儘可能高的思想性，當然我們也就積極主張文學的教育作用。這一點我們希望取得作者的有力配合。但除此之外，我們也還贊同文學的美感作用和認識作用。緣於此，我們在較寬的範圍內選發了某些作品。很可能會受到指斥，有的作者自己也說，發表它是需要膽量的。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文學和膽量問題結合得這樣緊，常常是用膽大和膽小來進行評價，這是不利於正確闡明問題的。”
《受戒》在忐忑中發表了，一見刊就在文化圈引起了不小的討論。這讓早早收到《異秉》的《雨花》雜誌主編葉至誠很懊惱，他趕緊將這篇小說排發，副主編高曉聲也附上了一段《編者附語》：“‘異秉’這個詞，一般讀者會有些陌生，所以作者在文中解釋說，就是‘與眾不同’。這很有意思，我們寫小說，也應該力求‘與眾不同’，否則也不能叫‘創作’。”
小說《受戒》中所寫的菩提寺（又名慧園庵）已經不在，後智隆和尚在原址重建寺廟（張雷 攝）
《受戒》與《異秉》之後，汪曾祺幾篇講述高郵故事的小說接連發表，文化界評論他作品的人有，但聲量不大。
“當時，汪曾祺的作品是很邊緣的。”1982年，現任瀋陽師範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的季紅真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北京作協召開四位北京作家的研討會，她參與會議，並針對汪曾祺的小說作了發言。
發言中，季紅真提到汪曾祺似乎對知識分子有偏愛，寫得沒有像市民人物那樣鮮活豐滿。這個觀點被在場一個已經成名的批評家援引，對汪曾祺展開了嚴厲的批評。“汪先生氣得滿臉漲紅，憋足了力氣只說出一句話——我只是寫了我的一些朋友！”
“當時，無論是批評還是表揚，受的都是蘇俄文學的影響，事實上沒有合適的評價體系來批評汪曾祺的作品。”季紅真回憶。
評論界不知如何對待汪曾祺的作品，在那個傷痕文學、“意識流”小說受追捧的年代，普通讀者也不知如何閱讀他。甚至在高郵，也不止一個人向我提及，雖然汪曾祺筆下寫的都是故鄉高郵，但80年代初，本地知道他的人也不多。
在向我回憶汪曾祺第一次回高郵的經過時，前高郵文聯駐會主席陳其昌覺得，“確實做得有些不周到”。1981年，汪曾祺受高郵市政府邀請，回到闊別42年的故鄉。當時在高郵縣委宣傳部任職的陸建華牽了頭，因為與汪曾祺同父異母的弟弟汪海珊是中學同班同學，他比多數人更早讀到汪曾祺，並有書信往來。在《汪曾祺的回鄉之路》裡，陸建華提到，要促成汪曾祺回鄉，“作家”的身份還不夠，他想了個充足的理由：“家喻戶曉的《沙家浜》的作者，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的第一次回鄉相當低調，甚至在南京中轉時的住宿費都是自掏腰包的。官方活動不多，最重要的一場就是在百花書場的講座。
原《小說選刊》副主編王幹當時還在興化教書，他跑去聽過講座。活動當天，王幹早上5點半出發，先乘船，再步行12里路，換汽車，終於在下午2點講座開始前趕到了現場。但像王幹這樣熱烈的文學青年實在是少數，百花書場200多平米的場地站了100多人，其中有高郵政府的人，一些本地文化圈的，部分文學青年，還有很多壓根沒看過汪曾祺作品的老老少少。“他們是來看《沙家浜》的作者的。”王幹說，那次講座後，他很快寫了一篇汪曾祺作品評論，投稿到《文學評論》雜誌，受到編輯肯定。但文章發表已經是三年之後的事了，“畢竟在當時，汪曾祺還不是什麼有流量的作家，拖一拖無所謂”。
《受戒》中的庵趙莊，少年汪曾祺曾隨家人到此躲避戰亂（張雷 攝）
高郵
汪曾祺第一次回鄉遠不如後兩次隆重，但對他個人而言，那是他後半生最重要的一次出行。
1981年8月26日，汪曾祺在給弟妹的信裡預告了即將回鄉的消息：“我的孩子汪朗隨大姐到了高郵，聽說你們盛情款待了他一番，他回來後還一直稱道活鱖魚和嗆蝦。我如果回來，請不要對我如此，給我準備一點臭莧菜杆子吧。——當然這是說了玩的，沒有臭莧菜杆子也行。”
一個多月後，60歲的汪曾祺搭上了在南京中轉的火車，闊別42年後，第一次回到他筆下的故鄉高郵。
80年代的高郵已經與他1939年離開時大不相同。曾經的東大街已經更名為人民路，科甲巷上的汪家大宅在新四軍入駐時讓出，成為軍隊辦公地，隨時代流轉又先後改為糧倉、造紙廠，大宅前的汪家藥店保全堂也在新中國成立後併入醫藥公司。屬於汪家的只剩下老宅西北角的兩間偏房，弟妹等一大家人擠在這兩間舊屋裡，日子並不寬裕。
汪曾祺同父異母的妹妹汪麗紋告訴我，那次回家，家中侷促，大哥住在位於城裡中市口的縣第一招待所。白天，除了參加政府安排的活動，為給《人民日報》撰寫的水利稿件蒐集資料，他常常獨自一人在東大街上散步，有時往臭河走，有時往當年的五小走，出了五小再往西就能爬上堤壩，望一望已經改道的京杭大運河。
晚上，汪曾祺總是回到擁擠的舊屋，和一家人圍坐聊天。“他喜歡聊過去的事，打聽過去的人，哪怕是一兩件小事，他也感興趣。聊到12點還不捨得走，一家人就陪他走回旅館，大半個鐘頭的路，還是聊不完。”後來，妹夫金家渝才知道，有些閒聊被大哥寫進了文章裡，“母親聊起的男產科醫生陳小手，後來就被他寫進了小說《故里三陳》”。
80年代初是汪曾祺重拾寫作後的黃金時間，評論界對他有“黃金四年”的說法，指的就是1980到1983這四年。很難說，回鄉不是一次刺激。
那之後的很多年，汪曾祺在與金家渝的通信裡常常提到些過去零散的記憶，比如，新風巷口打燒餅的那個‘七拳半’，在家鄉風俗裡從正月到臘月怎樣過年，關於露筋曉月的傳說……他拜託妹夫幫忙打聽，好把這些記憶補全，寫進文章裡。
東大街上偶遇吃早點的汪曾慶（左），他是汪曾祺同父異母的弟弟（張雷 攝）
首次回鄉時，汪曾祺在給弟妹的家書裡提到，想“蒐集、整理秦少游的材料”。這位北宋著名文人生於高郵，是蘇軾的弟子。太平興國年間，蘇軾過高郵，與秦少游、孫覺、王鞏把酒論文，當時的集會地點就在泰山廟，也就是今天的文遊臺。
汪家大宅離這裡不過三五百米，少年汪曾祺常常到此遊玩，站在樓閣最高處遙望高郵湖，流連於徽式建築的庭院裡，品玩花鳥草木。更為珍貴的是，盍簪堂四壁嵌有六十幾塊碑刻，其中包括25塊《秦郵帖》。《秦郵帖》由清代嘉慶年間高郵知州師兆龍收集，含蘇東坡、黃庭堅、董其昌等書法名家作品，由當時著名的金石家刻制。如今，《秦郵帖》被密封在玻璃裡，看得著，摸不得。當年可沒這樣的文保意識，一塊塊名家碑刻就赤裸裸地掛在那兒，少年汪曾祺甚至能把紙鋪展在上面當字帖用。
在東大街上，見到的老人都說，汪家曾是這條街上有名的大戶，有地，有兩家藥店，還有大片房產。我去時，汪家大宅原來的那塊地正在施工，汪曾祺紀念館即將在故居原址落成，佔地面積超過1500平米。
姚維儒70歲，說起汪曾祺的作品就像報自家親戚。少年時，他住在離汪家大宅不到200米的巷子裡，故事裡的很多人，他都聽說過，甚至見過。過去兩三年，他走訪東大街的老人，對照著作品和記憶，繪出了詳細的“汪曾祺地理”。
“原來的大宅也有這三分之二大小。”姚維儒讓我打量著，遙想鼎盛時汪家的風範。
汪曾祺曾在散文《自報家門》裡自報家門，他出生在一箇舊式地主家庭，祖父汪嘉勳中過拔貢，八股文寫得特別好，雖然家業不小，但生活節儉，“一個鹹鴨蛋能喝兩頓酒”。祖父屋裡常放兩部書，一部顧炎武的《日知錄》，一部《紅樓夢》，還訂了份雜誌——鄒韜奮編的《生活週刊》。《論語》、練字，這些都是祖父親自教。
和祖父相比，父親汪菊生是個不新不舊的人。他在南京讀過舊制中學，吹拉彈唱樣樣都會，年輕時竟然還是個運動員，在江蘇全省運動會上拿過撐杆跳第一名。和那些舊式家庭的大家長相比，汪菊生相當開明，甚至開明過今天的很多家長。汪曾祺十幾歲學會抽菸，父親抽菸時，爺倆一人一根，喝酒，一人一杯。兒子17歲初戀，寫情書，他瞎幫著出主意。
雖然開通，但汪家很拿子女的教育當回事，除了祖父和父親言傳身教，祖父、三姑父還曾在小學畢業的假期請當地有名的先生教幾個孩子國學，姚鼐的《登泰山記》，《史記》，汪曾祺都是那時讀到的。
家學歸家學，汪曾祺從小受的正式教育卻是完完全全的現代教育。縣立五小幼稚園落成，汪曾祺是第一屆學生。老師王文英是科班出身，幼稚師範畢業，帶孩子們唱唱跳跳的是《小羊兒乖乖》和小歌劇《麻雀和小孩》。五小語文教師高北溟曾被他寫在小說《徙》中，這位有國學底子的小學老師既教學生《項羽本紀》，也教《字形音義辨》。小學最後一年，學校還開設了英文課。這是受教育於民國時代的福利，古今、中西，即便在蘇北的小縣城裡，也能順然相遇。
高郵本地的汪曾祺研究者姚維儒，他和汪曾祺一樣，出生在東大街（張雷 攝）
故鄉水
串聯文遊臺、汪家大宅、五小這三個座標的大路小巷就是汪曾祺筆下的高郵世界了。如果說，三個座標和後來的西南聯大給了汪曾祺寫作的能力，那這段路上的店鋪和人家就給了他展現這種能力的載體。“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爆仗店、賣石灰麻刀的鋪子、染坊……這些店鋪、這些手藝人使我深受感動，使我聞嗅到一種辛勞、篤實、清甜、微苦的生活氣息。”不知道80年代的汪曾祺重走東大街時是如何在這條路上找尋過去的，我一個純粹的外來人，很難想象一個在這裡生活19年的人，40多年後為何還能將舊日子的細節講得如此真切。
從汪家大宅到五小原址的那條路我走了很多次，直到了解了一個細節，我才略微能感受到一些當年的氛圍。“原來東大街很窄的，後來街道拓寬，沿街店鋪都縮進去一大塊。”姚維儒告訴我。
這個信息很重要，少年汪曾祺從這條街道穿行時，他離人那麼近，離別人的生活那麼近，不光能看見，能摸到，連氣息都能感受得到。我和攝影師偶然穿進相鄰的復興街，那是條更好保留了當年面貌的街道，說是街道，更像是老上海的弄堂。有些人家的灶臺洗手池還搭在屋外，正是午飯時間，一個大哥架一口鐵鍋，豆腐燉魚看得真真切切，迎面撲來的不僅有色香味，甚至還有熱騰騰的鍋氣。一次次經過，一次次拼湊生活碎片，更不用說尚有那些真正的交道，想到汪曾祺曾無數次走在這樣的街道上，他筆下的王二、戴車匠、各有買賣的“歲寒三友”就更生動了。
女兒汪明在回憶文章《高郵汪曾祺》裡提到過，激起父親回高郵的念頭，哥哥汪朗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當時，藉著去報社實習的機會，汪朗曾到湛江看望姑姑，並和姑姑一起，先於父親到了高郵，這讓汪曾祺心裡癢癢。
“我去看過你寫的那個大淖，一泡子水，髒了吧唧！也不知道你怎麼能把它寫得那麼美？”回到北京後，汪朗抱怨父親《大淖記事》裡真實的那片水不好看，或者說，父親寫得不夠真實。
30多年後，我眼前的大淖和80年代的又不相同。它變得太過規整，岸邊是小路，用圍欄圍住，對岸立起了住宅樓，小碼頭還是那個碼頭，但船是再也沒有了。
高郵多水，這是再遲鈍的人都能得到的第一感受。整個高郵城的西面被水圍著，順著80年代汪曾祺的足跡，從五小原址向西，上了坡就是京杭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再向西就是高郵湖。運河是條懸河，早年河道窄，水患多，高郵城總有洪水。汪曾祺小說《故鄉人》裡寫“釣魚的醫生”遊過激流救人，背景大概就是1931年那次水患。東大街上的老人說，那是記憶中最大的一場洪水，水漫過房子，人們都躲到高處的寺廟和城牆上去。那年，汪曾祺11歲。
除了這屬於整個城市的水，還有一處水屬於東城門外的老百姓。這水就是汪曾祺筆下的大淖。直到現在，汪曾祺最被認可的兩篇小說《大淖記事》和《受戒》都和這片水有關。
96歲的嚴世俊老人在新中國成立後與汪曾祺的父親有一段“忘年交”友誼，他記憶中的大淖與汪曾祺筆下的一樣
《受戒》的故事發生在距高郵城區三四十公里的庵趙莊，莊裡有個寺廟叫菩提庵。17歲時，汪曾祺曾隨家人躲避戰亂，在庵趙莊住了半年。走的是從大淖出發的水路，到了後就住在菩提庵的偏房裡。那半年，汪曾祺見識了鄉村和寺院的生活，對當地的一個姑娘生了情愫。這段朦朧的感情化作一個小和尚和少女小英子的愛情故事，於是有了《受戒》。
還原了大淖的樣子，才能還原汪曾祺和他當年的生活。姚維儒帶我去找96歲的嚴世俊老人，老人年輕時做過炕房學徒，曾和汪曾祺的父親是忘年交。“以前大淖有現在兩個大，東北側有30畝蘆葦地，從鄉下進城的船都停在大淖邊，人多得很，好熱鬧。”嚴世俊不太識字，沒讀過汪曾祺的小說，但他記憶中的大淖和汪曾祺筆下的像極了。
“養女兒不把土城頭，日做地攤子夜如牛，三天不洗臉，七天不梳頭，手如丁筢手，頭像牛海頭。”嚴世俊背出一段草巷口打蘆蓆做窩積的民謠，從這段民謠就能看出，汪曾祺雖家境好，但汪家大宅所處位置並非市中心，而是城鄉交匯的集散地，這讓他一直和小商販、手藝人、鄉下人為伴，對他們有著極深的體察，寫過知識分子，寫過新時代的工農兵，但這些人才是汪曾祺小說裡永遠的主角。
東大街上的老房子，依稀還能看出當年的模樣和曾經的煙火氣（張雷 攝）
汪曾祺文學館坐落在文遊臺（古泰山廟）院內，這裡是高郵最重要的文化座標（張雷 攝）
在大淖水上撐船的人。如今，此景已經難見。在汪曾祺的《大淖記事》裡，這裡曾是城鄉商業活動的密集地
西南聯大
瞭解汪曾祺在高郵的19年是如何度過的，再參照他解放後的經歷，很容易理解《受戒》《異秉》裡為何會出現那些人。但很難想象，一個寫過《沙家浜》的人，如何在80年代初用清澈的筆法寫小和尚談戀愛，挑扁擔的小媳婦偷漢子。
在那場爭得面紅耳赤的研討會期間，季紅真曾向汪曾祺問起他4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汪曾祺說，那是孤本，可以借給她看一看，但不要弄丟。沒過幾天，季紅真果然收到了書，隨書而來的還有一封信。“他在信裡提醒我，書不要弄丟了，也不要引用內容，因為他不願意讓人知道他曾經是這樣的。”
“曾經”指的或許是西南聯大時期的經歷。80年代初，雖然“文革”已經過去，但思想還沒完全解放，那時的西南聯大不僅是不受關注，甚至有點敏感。
但西南聯大在汪曾祺的個人文學史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民主、自由、開放的思想更是影響他一生。“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1939年夏天，19歲的汪曾祺和同鄉朱奎元一起離開高郵老家，在上海會合幾個南菁中學的同學，一起赴雲南。徐強撰寫的《汪曾祺年譜》詳細記錄了這段艱苦的南下之旅：“幾個人一起乘船經香港到越南河內，再轉乘火車，經滇越鐵路到昆明。從上海到昆明，一共走了半個多月。”儘管一路小心謹慎，帶足了飲用水，但汪曾祺還是染上了瘧疾。從小就時常發作的頑疾這次來得尤為兇猛，差點誤了考試。
很多研究，甚至汪曾祺自己也認為，他遠赴雲南考西南聯大是追隨沈從文。畢竟，當年在庵趙莊躲戰亂時，他只帶了兩本書，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另一本就是沈從文的《沈從文小說選》。
事實上，這記憶有待考證，因為沈從文到西南聯大任教的具體時間尚存爭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有記載，1939年6月27日會議通過決議，正式聘請沈從文自下學年（8月）起擔任師範學院國文學系副教授，也就是說，汪曾祺動身時，沈從文還沒開始在西南聯大上課。但從這被反覆提及的淵源中卻能看出，沈從文在汪曾祺的求學，甚至文學生涯中影響深遠。
汪曾祺的小說和散文裡有很多關於西南聯大的生活記憶。嚴苛的體育課，下雨時響如雷的教室屋頂，床鋪擺得如走迷宮般的新校舍，跑警報中的怪人們，以茶館為家的學生……後來，很多與西南聯大有關的電影裡都出現過類似的細節。
在西南聯大，汪曾祺不是個好學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吊兒郎當”。小說《雞毛》裡提到過兩個人，“二十五號南頭一張雙層床上住著一個歷史系學生，一箇中文系學生，一個上鋪，一個下鋪，兩人合住了一年，彼此連面都沒見過。”其中那個中文系的“夜貓子”就是汪曾祺自己。
汪曾祺“雜家”的底子就是在這些不眠的夜裡打下的。他很少去校圖書館，總是窩在清靜的中文系圖書館裡讀書。他散漫地翻，沒有目的性，常常是隨便撿起一本就讀了起來。
有些課，他還是用心上了的。比如，在散文《西南聯大中文系》中提到的“大一國文”課。很多年後，汪曾祺把那視作自己“京派”的來由。“語體文部分，魯迅的選的是《示眾》。選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之中的事。選了丁西林的《一隻馬蜂》，就有點特別。更特別的是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這一本《大一國文》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除此之外，文言文部分突出選了《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
“他是文化史的寵兒。”季紅真的評價基於汪曾祺出生在士大夫傳統保存較好的蘇北小鎮，有國學作為家學，同時受了最早的完整現代教育，但更重要的是，西南聯大7年讓汪曾祺結識了對他美學、文學觀念影響一生的師長和同學。
當時要好的同學朱德熙後來成為北京大學的副校長，是國內語言學最頂尖的研究者。李榮進入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是國內最好的方言學家之一。同鄉巫寧坤成了翻譯家，是《了不起的蓋茨比》《白求恩傳》等作品的譯者。汪曾祺一直認為，小說本質上就是語言的藝術，到了晚年，他依然關注語言的變遷和更迭，還曾專門與朱德熙通信，討論“的”字用法的嬗變，困惑於年輕人追求的語言中的“現代味兒”。
談及聯大時期的師長，沈從文當然是最繞不過去的一位。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裡，汪曾祺回憶了很多先生授課的內容和他的為人。沈從文在聯大開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汪曾祺最愛上沈從文的創作課，“貼到人物來寫”這句精義他在創作中恪守一生。
聞一多也是他喜歡的老師。一來因為他上課抽菸，也讓學生抽。二來因為聞先生講課不循規蹈矩，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放在一起講，“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先生當為第一人”。儘管推崇聞一多的才華和教學，汪曾祺卻和沈從文一樣，一生對政治不熱心，所以在政治態度上和聞一多時有分歧，他還當面質疑過聞一多對政治過於熱心，當然，那是對聞一多呵斥他精神頹廢、毫不振作的“報復”。
聞一多的呵斥並非沒有來由，在西南聯大後期，汪曾祺家裡斷了給他的生活費，又趕上失聯，快畢業了，工作也沒有著落，整個人都陷入頹喪。何孔敬在《長相思：朱德熙其人》中，對汪曾祺的這段經歷有過側面提及。某次，汪曾祺因失戀，在房裡兩天兩夜不起來，房東嚇壞了，以為他要想不開。正在發愁時，朱德熙去了。朱德熙看這架勢，轉身賣了自己一本物理書，換了錢，把汪曾祺請到一家小飯館大吃一頓，還點了酒，邊喝邊安慰。
“後來很多人認為，汪曾祺那段時間的愁苦與政局有關，那只是很小的一個方面，他是個特別普通的人，有的都是普通人的煩惱，都是自己的事。”季紅真覺得，正是這樣太正常不過的青年愁思和敏感，才讓那時的他對現代主義、意識流的東西特別感興趣。
如今回看，當年汪曾祺忌諱談《邂逅集》，一部分是時局原因，更多的是不太願在“作家心理學”層面展露自己。從40年代的小說《釣》《復仇》《獵獵》等作品裡就能看出，汪曾祺曾深受伍爾夫、普魯斯特的影響，加之又讀了不少當時流行的尼采、薩特，作品裡有強烈的意識流風格和自我剖析感。
即便也寫了些現實主義作品，西南聯大時期他的風格也與後來有很大不同。《異秉》的改寫最能成為這種差別的註解。早在40年代，汪曾祺就完成了小說《異秉》的創作，1980年發表在《雨花》上的作品是對40年代創作的改寫。“早期的《異秉》裡能讀出屬於現代派的荒誕感，寫起小人物來還有些知識分子的清高，這些在80年代的版本里都不見了。內容差別不大，但視角變了。後來，汪曾祺更站在筆下人物的視角來寫作。”季紅真分析，雖然視角變了，但現代主義的語言和去道德化、追求美和自由的部分還留在汪曾祺的身上，“筆法和觀念是現代的，故事和人物貼近傳統和民間，這就是為什麼有《受戒》，還有那些高郵作品”。
西南聯大期間，與同學朱德熙（右）、李榮（左）合影
到“民間”去
把汪曾祺從青年頹喪中拯救出來的是兩個人，一個是他後來的夫人施松卿，另一個還是沈從文。
1944年，從西南聯大肄業後，失意的汪曾祺經朋友邀約，到中國建設中學教書。其間與西南聯大同學施松卿走在一起。同學楊毓珉在《汪曾祺的編劇生涯》裡回憶，“1946年西南聯大遷回北平，我們這些已經畢業的同學更是人心惶惶，各找門路”。7月，汪曾祺與施松卿離開昆明，經越南海防到香港。在香港，汪曾祺送走了回福建的施松卿，獨自一人轉去上海。離開雲南前，7月15日，聞一多在昆明發表演講時被暗殺，這件事讓汪曾祺很長一段時間都沉浸在陰鬱的情緒裡。
儘管第一本小說集在上海時完稿，但那兩年的經歷他很少用來作文，算起來只有《星期天》一篇小說寫的是實實在在的上海洋派生活。第一次回高郵時，汪曾祺曾把自己“窮得叮噹響”的上海生活當笑話講給家人。妹夫金家渝告訴我，那時，黃裳、黃永玉和汪曾祺常混在一起，除了黃裳有正經工作，另外兩人都是閒人。黃永玉常與汪曾祺在街上閒逛，一逛大半天，兜裡沒有一分錢。後來，李健吾受沈從文委託，將汪曾祺介紹到致遠中學教書，算是解除了餓肚子的危機。
1948年，又是施松卿早先在北平謀得教職，汪曾祺才與她一同北上，算是在北平安頓下來。汪朗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在家裡，經濟地位決定家庭地位，婚後幾十年，母親一直握有經濟大權，父親的家庭地位一直不高，兒女也能隨意開玩笑，數落他。
“到了北平，在《說說唱唱》工作，和趙樹理打交道，甚至包括後來被打成‘右派’下放張家口的經歷，這些都讓汪曾祺更扎到民間去了，他本質上是個自由派，但那時候不可能不想老百姓真正喜歡看的東西是什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楊早說。
汪曾祺職業生涯的一段小插曲常常被忽略，即在進入《說說唱唱》雜誌前，汪曾祺曾在1949年報名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縱觀汪曾祺的一生，雖沒遭受太多政治磨難，但他的政治覺悟一直不高，用汪朗的話說，就是“相當天真”。在汪朗《未能“混入”革命軍隊》的回憶中，汪曾祺“參加革命”的動機很不純，“他早就切感自己的生活太單調，不像他的老師沈先生那樣經歷了那麼多事情，因此沒有什麼創作題材，只能寫些身邊瑣事，抒發點個人苦悶”。汪曾祺自己也提到，參加“四野”，是想體驗生活，寫點“真正的硬東西”。這似乎說明，至少在四五十年代，汪曾祺還不認為自己像他後來自我評述的那樣，“寫不出來大作品，寫不出來有分量、有氣魄、雄辯、華麗的論文，這是我的氣質所決定的”。
隨“四野”南下的目標在武漢擱淺了。次年夏天，汪曾祺回到北京，在同學楊毓珉、王松聲的引薦下，到趙樹理、李伯釗主持的《說說唱唱》雜誌工作。
趙樹理的背景與汪曾祺完全不同，他出身於山西的貧苦農民家庭，曾真正地投身革命。汪曾祺對趙樹理的文藝觀和對“現實主義”的理解相當贊同。在《趙樹理同志二三事》裡，他曾回憶過一件趙樹理的趣事：“他經常回家鄉，回來總要做一次報告，說說農村見聞。他認為農村還是很窮，日子過得很艱難。他戲稱他戴的一塊表為‘五驢表’，說這塊表的錢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那時候誰家能買五頭毛驢，算是了不起的富戶了。”
在《說說唱唱》和後來的《民間文學》工作期間，除了編輯來稿，汪曾祺還參與整理了《趙州橋》《逃婚調》，到河南等地調研。“接觸這些民俗學的東西，把他民間的語言激活了。”一次，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孫鬱和作家鐵凝聊起汪曾祺，“有次去外地參加活動，當地把從椅子上起身叫‘拔腚’，大家聽了一笑，汪曾祺卻‘拔腚’‘拔腚’地用了起來。他對民間生動的東西有天然的敏感度。”
1958年底，政治運動終於是波及了汪曾祺，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汪曾祺在《隨遇而安》裡這樣定義自己的“右派”經歷。汪朗也告訴我，下放那兩年，父親是真的覺得自己需要改造，並不多麼苦悶，回家探親時還饒有興致地給母親和孩子們講在大冬天掏糞的經歷。
掏糞、扛一百七八十斤的麻布袋，伺候數不清的果樹……改造怎麼可能不苦，但那時，或許是出於政治上的謹慎，或許是已經開始校對自己的美學系統，汪曾祺那時期的作品是樂觀的，苦並非沒有，只是被以審美的方式轉化了。整個反右和“文革”期間，汪曾祺只發表了《看水》、《王全》和《羊舍一夕》三篇小說，三個故事都來自他下放時期的經歷、見聞。
如果說，《說說唱唱》和下放的經歷是讓汪曾祺更深刻地理解了“民間”，那“文革”期間寫“樣板戲”就是讓他從內部看清了一種創作上的虛偽。
“右派”帽子摘掉後，汪曾祺調入北京京劇團當專職編劇，在京劇團期間最出名的作品就是“樣板戲”《沙家浜》。作家陳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提到時任北京京劇團副團長的蕭甲對汪曾祺的評價是：“在階級鬥爭高度壓力下，他過得很本分。談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
汪曾祺因“集體創作”一次次和楊毓珉等人一起在旅館裡熬劇本，隨時都會接到江青突然致電帶來的修改意見，不厭其煩地改來改去。他還和閻肅、楊毓珉等人到四川體驗生活，十幾人睡在稻草上，不準說話。楊毓珉還被拖出去“槍斃”，放槍也是真的。“在外人看來，父親一個‘右派’，能寫樣板戲，日子是很好的，但他在創作上很痛苦，被打壓得太厲害。所以，‘四人幫’一下臺，他高興死了。”汪朗說，“四人幫”下臺後，父親還被審查了好一陣子，“接近兩年時間，反覆寫檢查，比下放時痛苦得多”。痛苦不是因為別的，是這一次，他覺得自己沒有錯。
汪曾祺與夫人施松卿（攝於1948年）
回望與重新發現
汪曾祺是如何把目光重新投向故鄉的大家說法不一。
重新恢復創作後，汪曾祺也不是馬上就寫出了《受戒》和《大淖記事》。“一開始，還是寫了些當下的題材。”汪朗指的是《騎兵列傳》《塞下人物記》和《黃油烙餅》，“反映工農兵生活，或者以他下放經歷為題材的小說”。
汪朗同意父親自己的說法，老頭兒雖沒在歷次運動中受過什麼大難，但十幾二十年，折騰怕了，對任何人事糾紛都有所顧慮，於是不寫活著的人，少惹麻煩。汪曾祺的妹妹汪麗紋也能佐證汪朗的說法，1981年回鄉時，聽說他寫過的一位老鄰居還建在，汪曾祺立馬有些不好意思，還特意上門看望人家。
在《高郵汪曾祺》裡，女兒汪明卻覺得，父親寫出《受戒》和大姑“文革”後來北京相聚有關。“姑姑走了以後，爸爸常愣著，我們看出來，他得了思鄉病了。不久，他接連寫了《受戒》《大淖記事》《異秉》等小說。”
汪曾祺1981年回鄉時的那次講座，很多細節王幹都記得，“現在回想，那時汪曾祺的寫作思想已經成熟了”。汪曾祺提到北京街頭的一個標語寫得極好——橫穿馬路，不要低頭猛跑，“形象生動，又有平仄，是很漂亮的漢語”。當時，汪曾祺已經寫“馬嚴肅地吃草”，只覺得這狀態準確，“現在已經經常普遍這樣使用了，在當時這還是挺超前的”。
那次，王幹覺得汪曾祺的演講醍醐灌頂，但像他一樣把這番話視作啟蒙的人並不多。“汪曾祺在世時從沒大熱過，遠不及他去世後受關注。”不僅是沒大熱，很多書的出版都有些犯難。當年，因為散文集《晚翠文談》出版時只印了2700冊，汪曾祺心有餘悸，在1987年的《汪曾祺自選集》出版前，他還特意寫信給當時的責任編輯彭匈：“自選集徵訂數慘到什麼程度？我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出了一本《晚翠文談》，只印了2700冊，出版社為此賠本，我心裡很不安。灕江恐怕賠不了這個錢，早知如此，真不該出這本書。”
整個80年代，他都是小眾的，90年代後才漸漸受關注。那時，他一定想不到，去世後這二十幾年，自己的作品被變著花樣地編成各種文集，小說、美食、遊記、談寫作、談哲學……雖然單本書印量都算不上大，但一直有新書出版，長銷就說明，源源不斷的讀者正在走進汪曾祺。
《汪曾祺年譜》的作者徐強提供了一組數據。在汪曾祺逝世後的前15年間，基於他作品的各類出版物粗略估算不過五六十種，但到了201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小說卷主編之一李建新統計到200多種。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中，早期汪曾祺通常只被列入“京派”、“鄉土文學”或其他文學體系下的一個案例做簡單敘述，甚至不做單獨介紹。“但在晚近以來較有影響的史著中，他幾乎都有一席之地，而且所佔篇幅越來越大。比如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新時期’部分用專節分析了40部左右作品，其中就包括《受戒》，陳思和把它視作‘新時期’文壇呈現民族風土和精神生活的代表作。”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洪子誠2010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裡，汪曾祺是小說部分少數幾個被單獨列出的“新時期”作家，洪子誠稱其是“為數不多難以歸類的作家之一”。
汪曾祺手稿
學術界和出版界在“重新發現汪曾祺”，大眾讀者也真正開始關注汪曾祺，儘管這種關注常常是從“誤讀”開始的。
博客、微博剛興起的那幾年，汪家兄妹常覺得困惑，好些粘稠、溫吞的“雞湯”句子被冠上“汪曾祺語錄”的名頭，在網絡上到處流傳。“很多一看就不是父親寫的。”汪朗說。但恰恰是這種“誤讀”和不太加以限制的質量不一的出版物，反而讓汪曾祺在更大的人群中有了認知度。
季紅真卻認為，與其說是出版物和“誤讀”幫助了汪曾祺的傳播，不如說是他的作品和個性契合了“時代情緒”。
她以蕭紅的兩部作品隨時間而評價轉向來比照，“在作品剛剛面世時，《生死場》的評價和受歡迎程度要高於《呼蘭河傳》，因為前者講民族反抗，契合當時的歷史情緒。後來受八十年代啟蒙思潮影響，批判性更強的《呼蘭河傳》評價更高，其中對於鄉土、民俗的呈現更讓當時的讀者共情。到了九十年代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民族自信起來了，《生死場》又開始受歡迎，一部作品的命運與時代情緒息息相關。”
當年發表《異秉》時，編輯擔心“小說太不像小說”，今天看來也早已不是問題。當年在高郵的講座上，汪曾祺就談到了如何用唐詩、宋詞的意境融入到現代漢語體系的問題，“在中西、古今這方面，他琢磨得很清楚”。
晚年，季紅真口中這位“文化史的幸運兒”在“文革”後還有一重幸運。經歷過這場文化浩劫，很多老先生已經不在了，有些健在的，筆力也大不如從前，“汪曾祺就成了為數不多依然有創作力，還能續上傳統的人”。
王幹甚至願意用當下人的閱讀習慣來解釋汪曾祺的長銷。汪曾祺一生沒寫過一部長篇小說，晚年要寫《漢武帝》，也覺得精力不夠，留下的都是散文、短篇小說和職務性的戲劇作品。“今天，很少有人再去看《戰爭與和平》那樣的長篇小說了，汪老自己也看不下去。短篇小說符合當下人的閱讀習慣，他筆下那些小人物，尤其是手藝人，還有吃吃喝喝的事，都是今天過小日子的讀者所喜歡的。亂世讀魯迅，平淡日子裡讀汪曾祺，這很有道理。”
新時期的小說打開局面後，除了偶爾對時局有意見，吃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版權官司，汪曾祺的日子過得很平順，很難敘述出什麼波折。買菜做飯，抽菸喝酒，常常早起在舊沙發上坐一兩個鐘頭，一杯茶，幾根菸，打完了腹稿，提筆寫作。
1997年，汪曾祺因消化道出血去世。女兒汪明寫道：“在他的墓碑上寫些什麼呢？想來想去，決定了，就寫：高郵汪曾祺。”
（參考資料：《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徐強著；《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閒錄》，孫鬱著；《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汪朗、汪明、汪朝著；《你好，汪曾祺》，段春娟、張秋紅編；《“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賀桂梅著。感謝高郵市委宣傳部，姚維儒、陳樹興、楊早、郭娟、陳其昌對本文的幫助；實習記者梁梓琳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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