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給鴉片戰爭排一出京劇，那麼時任欽差大臣琦善，一定是個白臉人物，百餘年來，琦善一直被罵作賣國賊。
琦善被世人詬病，主要因簽訂《穿鼻草約》，割讓香港島，賠款六百萬。而琦善本人也因此獲罪，朝野上下紛紛彈劾批鬥不斷，道光皇帝以琦善擅自割讓香港為奇恥大辱，令鎖拿解京問罪，“革職鎖拿，查抄家產”，發軍臺。
琦善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虎門失守以後，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上了一封彈劾琦善的奏摺。他說：“乃聞琦善到粵後，遣散壯勇，不啻為淵驅魚，以致轉為該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
御史駱措辭更激烈：“竊唯逆夷在粵，滋擾幾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粵查辦，將招集之水勇、防備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鎮專弁赴省求援，僅發兵數百名，遣之夜渡，唯恐逆夷知覺，以致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在炮臺遙望而泣。”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王大臣等會審的判詞：“此案琦善以欽差大臣查辦廣東夷務，宜如何慎重周詳，計出萬全。該夷既不遵照曉諭，辦理已形猖獗，即應奏請調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羈縻，暫以香港地方許給，俾得有所藉口。於一切防守事宜，並不預為設備，以致該夷疊將炮臺攻陷，要隘失守，實屬有誤機宜。自應按律問擬。琦善合依守備不設失陷城塞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簡而言之，琦善被控罪名主要有：
一、 主張弛禁，破壞禁菸，打擊林則徐。
二、戰事不利，主張投降，開門揖盜，賄和。
三、 私自割讓香港予英國。
蔣廷黻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國近代史》《琦善與鴉片戰爭》中、茅海建先生在他的著作《天朝的崩潰中》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做了駁斥，對琦善的歷史評價做了翻案。
關於弛禁之說
關於禁菸，朝堂上歷來有主張嚴禁的“激烈派”和主張弛禁的“和緩派”，但所謂的嚴禁、弛禁之爭也僅僅侷限於朝堂的討論之上，並無破壞之說。
事實上，從各類史料來看，找不到琦善有關弛禁的言論；而從實際行動來看，琦善反而可以說是在奉旨禁菸上小有成就，他在天津進行的查煙活動，1838年8月至11月，共起獲煙土15萬餘兩。這一數字僅低於由鄧廷楨主政的廣東(26萬餘兩)，而高於林則徐主政的湖北(2萬餘兩)，居全國第二位。
而琦善與林則徐私下關係是極好的，從《林則徐日記》中可以找到一些證據，也無從打擊政敵一說。
蔣廷黻先生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中寫道：
在道光十八年（1838），各省疆吏複議黃爵滋嚴禁鴉片的奏摺之時，“激烈派”與“和緩派”同等的無一人預料禁菸會引起戰爭。不過“激烈派”以為，倘因達到禁菸目的而必須用兵以迫“外夷順服”則亦所不惜。
實際在禁菸初期，不管是清朝政府還是英國人，都是沒有打戰的設想的，不管嚴禁、弛禁，無非一種政見討論，尚上升不到什麼奸臣、賣國的高度。而對於禁菸的態度，茅海建先生認為，就算不能說琦善積極促成了禁菸，也可以說琦善在奉旨過程中兢兢業業，超額完成了任務了。
關於撫剿之說
當鴉片戰爭開打以後，朝堂之上迎來了比弛禁和嚴禁更大的問題，撫？還是剿？
作為歷史上著名的主和派人士，大家的第一感覺琦善一定是站撫的……
而事實是琦善一開始是力主剿的，且還做了不少實質性的努力。只能說，清朝政府因為閉關鎖國時間太久，大家對外界的認知都是很有偏差的，在戰事的不斷髮展過程中，逐漸認識到敵我雙方實力，朝野上下人們的主張也是一個動態的變化。
當7月22日道光帝命各省“加意嚴防”的諭令到達後，琦善立即採取了三條對策：一、天津以北各小口，改派立有軍功的將領負責指揮，“密授防禦之策”。二、親赴天津海口坐鎮指揮，並令地方官“暗備火攻器械”，岸炮與火攻並舉。三、“由官授以器械”於村民，“示以賞罰，使之暗相保護”。 8月4日，琦善又收到道光帝命其作兩手準備的諭令。對如何剿辦，他又作了一些具體部署；而對如何勸諭，感到迷惑不解，上奏中稱：“伏查英夷詭詐百出，如專為求通貿易，該逆夷豈不知聖人天下一家，只須在粵懇商，何必遠來天津？如欲籲懇恩施，何以膽敢在浙江佔據城池？”他的結論是，英國“顯懷異志”，“不可不嚴兵戒備”。
琦善到廣東以後戰事不利，也是讓他揹負罵名的原因之一，而因撤防一事背了一個黑鍋，甚至被傳他是受賄求和，以致開門揖盜。
撤防之事到底是怎麼回事？真的是琦善收受賄賂才如此而為嗎？
蔣廷黻先生和茅海建先生均有類似的說明：
八月中，琦善報告懿律及義律自大沽帶船回南，並相約沿途不相攻擊，靜候新派欽差到廣東與他們交涉。道光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諭，一面派琦善為欽差大臣，一面教他“將應撤應留各兵分別核辦”。琦善遵旨將大沽的防兵分別撤留了。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隸總督任內，道光為“節省糜費”起見，已令沿海七省裁撤軍隊。 琦善於十一月初六始抵廣東。他尚在途中的時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經實行了。奉天、直隸、山東與戰爭無關係，可不必論。
關於賄和之說
至於賄和一說，更是無稽之談，
琦善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後改兩廣總督）、欽差大臣。他在與英方的公文往來中，得意洋洋地自稱“本大臣爵閣部堂”。可以說，他位極人臣，聖眷正隆，達到他一生的頂點，為同僚們望塵莫及。
而此時大清雖然腐朽，統治貴族在財富上卻是英國人望塵莫及的，根據民間流傳的說法，琦善家產幾近天文數字，一份傳抄的琦善於1841年獲罪抄家的清單稱，琦善擁有“番銀”1000萬元，珍珠奇寶無算，另有田地34頃，房屋340間，當鋪6處，店棧81處。 若此當真，琦善的家產超過當時任何一位英國貴族，甚至女王本人。
從目前所能見到的英文資料來看，義律等英方官員並沒有採用賄賂的手段，也無琦善索賄的記載。而義律聽聞琦善因收取義律賄賂的罪名而受審訊的消息，特意擬出否認對琦善行賄、英國官員不會行賄的文件，轉交廣州知府。當然，這份文件並未上達中樞，即便上達，恐怕也不會對琦善有利，反而證明他與義律的勾結。
關於賣國割地之說
關於賣國之說，主要是說他奉旨談判時候簽訂《穿鼻草約》，而針對這一點，百餘年曆史的評價都是謾罵，而蔣廷黻先生獨樹一幟，對琦善在外交領域給出了相當高的評價，認為他是懂得外交的第一人。
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係，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讚，也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為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雖然，琦善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道光以後又赦免了他，使他做了一任陝甘總督，一任雲貴總督。他既知中國不如英國之強，他應該提倡自強，如同治時代的奕 、文祥及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諸人，但他對於國家的自強竟不提及。林則徐雖同有此病，但林則徐於中外的形勢實不及琦善那樣的明白。
對比琦善簽訂的《穿鼻草約》和之後琦善被罷免後上任的耆英簽訂的《南京條約》可見一斑
《穿鼻草約》：
（一）中國割讓香港與英國，但中國得在香港設關收稅，如在黃浦一樣；
（二）賠款600萬元，五年交清；
（三）中英官吏平等；
（四）廣州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復市。在英國方面，即時退還定海。
《南京條約》：
（一）割讓香港島；
（二）向英國賠償鴉片煙價、商欠、軍費共二千一百萬銀元；
（三）五口通商，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允許英人居住並設派領事；
（四）協定關稅，英商應納進出口貨稅、餉費，中國海關無權自主；
（五）廢除公行制度，准許英商在華自由貿易等。
蔣廷黻認為：
如果與《南京條約》相較，我們就能斷定《穿鼻草約》是琦善“外交的大勝利”：《南京條約》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約》尚保留中國在香港收稅的權利；《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穿鼻草約》仍是廣東“一口通商”；《南京條約》賠款2100萬元，《穿鼻草約》賠款只600萬元。
《穿鼻草約》簽訂
此約是琦善外交的結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讓香港。在定約的時候，琦善已經接到了不許割地、不許賠款的諭旨。照法律，他當然有違旨的罪。但從政治看來，琦善的草約是當時時勢所許可的最優條件，最少的損失。
不過《穿鼻草約》並沒有被清廷批准，琦善也因此獲罪
定了此約以後，琦善苦口婆心地求朝廷批准。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摺可說是他“最後的努力”。他說戰爭是萬不可能，因為地勢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堅。“奴才再次思維，一身所繫猶小，而國計民生之同關休慼者甚重且遠。蓋奴才獲咎於打仗之未能取勝，與獲咎於辦理之未合宸謨，同一待罪，餘生何所顧惜。然奴才獲咎於辦理之未合宸謨，而廣東之疆地民生猶得仰賴聖主洪福，藉保乂安。如奴才獲咎於打仗之未能取勝，則損天威而害民生，而辦理更無從措手。”道光的硃批說：“朕斷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接遞逆書，代逆懇求，實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無能不堪之至！”“琦善著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各部嚴加議處。”部議尚未定奪，怡良報告英佔據香港的奏摺已於二月初六到了北京。道光即降旨：“琦善著即革職鎖拿……家產即行查抄入官。”
蔣先生的觀點也許有失偏頗，但至少可以說，賣國賊幾個字，歷史還是冤屈了他。
琦善賣國說是怎麼形成的--論忠奸理論
對琦善的非議，實際上很早就有了。
檢視鴉片戰爭的中文資料，即使在戰爭進行期間，對琦善的指責就已比比皆是。各種著作學說毫無例外地對琦善持批判態度，把他描繪成大清朝的“奸臣”。
這是為什麼呢？--茅海建先生提出了忠奸理論：
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首先有利於道光帝。
在皇權至上的社會中，天子被說成至聖至明，不容許也不“應該”犯任何錯誤。儘管皇帝握有近乎無限的權力，因而對一切事件均應該負有程度不一的責任；但是，當時的人們對政治的批判，最多隻能到大臣一級。由此而產生了中國傳統史學、哲學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矇君主，濫用職權，結黨營私，施橫作惡，致使國運敗落；一旦除去“奸臣”，聖明重開，萬眾歡騰。這一類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擔壞事的責任，至多不過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讓“奸臣”去承擔責任，充當替罪羊。若非如此，將會直接批判到皇帝。這就衝犯了儒家的“禮”，是士人學子們不會也不願去做的。
由此，我們可得到一種解釋，儘管“妥協”的決策是由道光帝作出的，但是，“妥協”的失敗責任卻應當由執行者琦善來承擔。與此相反，若“妥協”一策獲得勝利，又應當歸功於“聖裁”，作為執行者的琦善，也不會有多大的殊榮。實際上，當時的一些史料作者和著作家們，已經涉足於“妥協”的決策過程，並影射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應當負責，但沒有一個人敢把矛頭對準道光帝。
按照“奸臣模式”，我們還可以同樣地推論，如果道光帝繼續重用林則徐，如果林則徐最終也不免於失敗，那麼，這種失敗的責任也絕不會由道光帝來承擔，而只能由林則徐獨自吞食這一枚苦果。很可能林則徐當時就會被貶斥為“奸臣”，很可能就不會有今天林則徐的形象。
忠奸的理論所能得出的直接結論是，中國欲取得戰爭的勝利，只需罷免琦善及其同黨、重用林則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觸動中國的現狀。也就是說，只要換幾個人就行，無須進行改革。
忠奸的理論所能得出的最終結論是，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須加強中國的綱紀倫常，強化中國的傳統。也就是說，鴉片戰爭所暴露出來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華的落伍；反而是證明了中國的聖賢經典、天朝制度的正確性，壞就壞在一部分“奸臣”並沒有照此辦理。於是，中國此時的任務，不是改革舊體制，而是加強舊體制。
由此又可以得到一種解釋，那些沒有辦法找到中國失敗真正原因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們，正是讓“奸臣們”承擔了本應由中國舊體制承擔的責任，從而就像保全皇帝的名譽那樣，保全了中國的性理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在這裡，琦善不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還做了中國舊有道統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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