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在拜讀王小波先生的自選雜文集——《沉默的大多數》， 文風頗為幽默智慧，又充滿現實批判。比起他的小說，我倒是更喜歡他的雜文，總有一些辛辣有趣的觀點，讓你欽佩之際又覺回味無窮，深陷其中。
有人說他是“浪漫騎士”，有人稱為他為“行吟詩人”，更有人視他為那個時代的精神符號，這就是那個我們熟悉的王小波。他是那個時代遊離於主流話語之外一個特殊的存在，他說只是想做喜歡的事，想表達一些自己明白的道理，想遇見一些有趣的人，這就夠了。
他在這篇雜文的自序中說到：
作為一個尋常人，我的看法也許不值得別人重視，但對自己卻很重要。這說明我有自己的好惡、愛憎，等等。假如沒有這些，做人也沒什麼味道。他說自己的看法只是一些懇求，希望讀者不要忽略那一份懇求，而已。
關於思維的樂趣
對於王小波而言，沒有思想，就好像自己的生命被保剝奪了，是比死亡更令人恐懼的東西。所以，他窮其一生，都是在尋求思想的樂趣。
他這一生極度推崇羅素先生，讚賞他關於理性的諸多論述，這正是他追求的有趣的思想。他不喜歡媚俗主流，不喜歡強加於人，不喜歡盲從無知。他喜歡思想的碰撞交流，與他而言，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像他這樣的，一種是不像他這樣的。與不像他這樣的人一起，他習慣沉默不語；與像他這樣的人一起，他卻常常妙語連珠。
有人說他高傲自大。在他眼裡，中國自漢代以後一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封鎖鉗制與強行灌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我們的民族喪失了很多發展的機會，無數有志之士的才智被扼殺，更是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而他自己很幸運，是這思想屠殺裡的倖存者。
有人認為，人應該充滿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調低下的思想。這卻是他所不能認同的，更是令他感到恐慌的。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總和才是這個完整的人，若是去掉其中一部分，“我”是誰便成了問題。他敬佩思想高尚的人，但是卻絕不肯把那一份不屬於他的思想強加於他。
熱愛創作，出了幾本書，便獲得了於人而言微不足道的快樂，而這些快樂足以使他覺得比那些在思想真空裡煎熬一世的年輕人幸福。
關於知識分子
對於追求理性、自由主義的王小波來說，我認為他算是幸運的的，他生活在從不理性向理性過渡的年代，經歷過壓抑思想言不由衷的黑暗，也終於捱到可酣暢淋漓的自我表達的時代。
他說：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就好比是那個讓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拉瓦錫上了斷頭臺，茨威格服毒自殺，老舍被逼跳進太平湖一般的年代，那將是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莫大的悲哀。
古往今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大都以天下為己任，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使命。王小波將這種使命和信念歸屬為關注社會的倫理道德建設，是以孔孟陳朱的思想輸出為信仰，這是我國知識分子區別於西方知識分子的地方。痴迷於感性倫理道德產生的問題就是我國在科學文化成果方面漸漸落後於西方人。
這種觀點於今天看來可能算不得什麼高論，可是在當時對接受相對僵化教育的時代來說，猶如天邊驚雷，讓一部分人驚醒，讓一部分人憤恨，難怪當時被有人批評為崇洋媚外，傷害民族感情。而這一聲自由的吶喊和理性的批判正是當時社會亟需的聲音。
關於崇高精神
雜文裡回憶到七十年代的一件事：河中洪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杆，一位知青下水搶撈，最終無果卻還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該行為受到表彰，該知青也被追為革命烈士。當其他人都覺得平常無任何不妥之時。王小波的心中犯起了疑惑：一條人命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
這種論調在當時被認為落後且危險的，挽救國家財產是大義所在，任何人都應當有這種崇高精神。
在王小波看來，不能夠只講崇高精神，只顧浪漫煽情，而不講道理，不然就是虛偽的崇高，人有權拒絕虛偽的崇高。甚至為此，他忽然發現了一個悖論：如果人人都以高尚為人生觀，畢生致力於為他人謀幸福，那麼誰來接受別人的幫助，利歸何人？故此他總結了一句話：毫不利己必然包含虛偽。
這話在我們今天看來可能有些偏頗極端，有些低估了我們民族的人文奉獻精神。
但他就是這樣一個勇敢的騎士，敢於直面殘酷冷漠，追求自我表達的自由，真實自然，毫不做作。
就像那句哲理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寫在最後
他不會太過在意周圍人的眼光，他追求自由和尊嚴，他與世俗的時代相背離，寧願成為不被主流認可的邊緣化的小人物，冷眼旁觀主流社會的光怪陸離，直麵人類生存的窘境。王小波之所以被很多人追捧熱愛，我想，正是他特立獨行的思想，是他追求理性自由的偏執，是他有趣又智慧的靈魂，是他在那個時代勇敢的發聲吶喊。
他玩世不恭，不卑不亢，人格獨立，不喜歡別人的溢美之詞，也並非埋沒於人群之中，他只是儼然你我的普通人。
他做到了對自己的人生期待：希望我有些成就，為人所羨慕；有一些美德，為人所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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