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多粉絲，但我是褚時健的粉絲。他不僅是雲南人的驕傲，更是我們這些企業家的驕傲。所以，我每次來不能說是看望他，應該說，每次都是帶著崇敬的心情來取經的。他一年創造300億元稅利的時候，萬科的經營規模才30億元，差距非常大；我們去年才繳了300億元的稅，而褚廠長在二十年前就達到這個數字了，那還是二十年前的300億元。
所以，在褚廠長面前，我只是前來學習的後輩，他一直給我非常強烈的內心觸動。
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哀牢山。我見到他的時候，老人家戴著一頂破草帽，衣服的圓領還是破的，比現在穿得還舊。那時他正和一個人討價還價。那個人幫他修水泵，開價80元，褚廠長說：“最多給你60元。”他倆就圍繞著80元還是60元討價還價。想想看，他曾經是多麼叱吒風雲的人物啊！
之後我們開始聊天，我很好奇地問他：“您前後做的事情差別太大了，我相信您能搞成，但有一點不明白：既然種橙子，為什麼不引進國際上很好的橙苗，而是從湖南引進種苗呢？”
他就給我講道理，說哀牢山的土壤怎麼樣、氣候怎麼樣，說：“我一定能種過他們。”之後大談掛果之後是什麼情況，又說這種橙子怎麼怎麼好。我就問他掛果要多長時間，他說要六年。我當時一盤算，六年之後他就80多歲了，一個70多歲的老人創業，大談80多歲以後的場面，這是一種什麼精神啊！
而我對自己晚年的安排，和他的境界完全不一樣。所以，我發自內心地佩服他。在和褚廠長接觸的過程中，你就能理解，他為什麼能在當年把企業搞得那麼成功，絕不是因為政策、特許經營，或者偶然。
那次之後，我們經常通電話。十年後，大家都看到了，褚橙已經很有名了。
通常來說，我和褚廠長會被當作同一時代的企業家。我們都創過業。我於1983年到深圳，1984年創建萬科，這些我記得很清楚。創業時，我在萬科辦公室的地板上寫了兩行字，第一句引用肯尼迪就職演說中的話，“不要問社會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社會做什麼”；第二句是巴頓將軍講的——
“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準，不是看這個人站在頂峰的時候，而是看這個人從頂峰上跌落低谷之後的反彈力”。
巴頓將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非常欣賞這句話。我到深圳以後，有低谷，有反彈，有很多曲折，但再怎麼也不像褚廠長那麼曲折，所以，我那一次非常感慨：褚廠長已經70多歲了，還在展望六年之後的漫山遍野，所以用巴頓將軍的話來衡量褚廠長是再恰當不過了。
2018年10月，王石拜訪褚時健
當時，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哀牢山上冰糖橙》。但那篇文章不是寫給別人的，而是在談我自己的感受。之後很多企業家因為這篇文章知道了褚廠長的現狀，都想到這個地方來看看，包括柳傳志先生，去年他專門到這裡拜訪了褚廠長。可以說，褚廠長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企業家的一種精神，一種在前進中遇到困難、並從困難中重新站起來的精神。
這次來，我不僅僅是吸收營養，還想讓更多的中小企業家能夠系統地瞭解他，我還希望能夠有商學院做關於他的研究。
因為褚廠長把一個看上去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做成了，而且這種成功是可示範、可借鑑、可學習的。他就在這裡，他就在做，做得很輝煌，他可以給世人提供借鑑。
讓別人去評價吧，我很難評價。但有一點，我在做事的時候，不怕自己吃虧，怕別人吃虧，這是我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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