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病毒，人類無法存活下去，現存的生物世界也無法存在。
病毒看起來像是“壞蛋”，那是因為你們通常把某種病毒單獨來考量，譬如說天花病毒。然而，存在著所有病毒都參與的整體聯盟，在這聯盟內保持著一種生物性的微妙平衡。
許多病毒對肉體的生存是至關重要的，每個人的身體都包含了無數的病毒。但病毒有不同的活躍度，根據身體的整體狀況，這些病毒在體內會輪流變得活躍，或保持不活躍的狀態。在某些階段會“致命”的病毒，在其他階段卻不會。在不致命的階段裡，它們產生的作用在生物層面頗有助益。它們帶來細胞活動必要的改變，從而增強了身體的穩定性，有助於維持身體的整體平衡。舉另一個領域的例子，譬如有毒物質。顛茄可以是相當致命的，但人們早就知道，小劑量的顛茄對患病的身體很有幫助。
可以這麼說，人類在安於現狀的同時，又在許多層面上進行著細胞改變及染色體變異的創造性實驗。這種實驗在每個身體裡進行著，所以每個身體必定是獨一無二的。比如，就不同的疾病而言，有各種不同的過渡階段。而某些疾病藉由喚起身體的全面防禦，的確能使身體由弱轉強。在某種條件下，一些所謂的疾病狀態可以保證人類的生存。
這很難解釋。可以這麼說，某些疾病狀態有助於確保人類的存活——不是通過消滅那些不健康的人，而是通過把某些病況引入大量的個體，藉此來穩定人體內需要被遏止的其它菌株，或給人類“自然接種”以對抗更大的危險。
體內的病毒過著一種彼此合作的社會性生活。它們的影響只有在某種條件下才變得致命。病毒一定是被觸發才開始破壞性活動的，而這隻在某一時刻才會發生——在當事人主動尋求死亡，或尋求生物上的危機狀況時。
在這種情形下，最初的感染永遠是情感性與精神性的。社會狀況通常被牽涉進來，比如一個人處於貧窮社會環境的較底層時，或其作為社會一員的個人價值被嚴重削弱時，他看起來就成了受害者。
正如這樣一個社會成員可能會跑偏、發火、走極端、做出反社會的行為一樣，以同樣的方式，這樣一個人也能觸發病毒，破壞它們生物性的社會秩序，於是有些病毒立刻變得致命或者失控了。當然，所引起的疾病就是傳染性的了。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社會病。與其說是一種病毒突然變成了破壞性的——雖然它的確變了——倒不如說是所有病毒參與的整個合作結構變得不安全且受到了威脅。
我告訴過你們病毒會突變。這是常有的事。相信接種能對抗這種危險的疾病似乎是相當科學的——而無疑地，從科學角度看接種似乎是有效的：比如，你們這個時代的人現在就不會再被天花折磨。有些文化曾相信疾病是由惡魔引起的。巫醫通過某些儀式試圖把惡魔從身上趕走——那些方法也是有效的。那個信念系統很牢固而且被廣為接受，只有當那些社會與“文明的觀點”相遇時，那種信念系統才開始衰退。
不過，如果你們將惡魔稱作“負面信念”，那你們已向前跨了一大步。人們會繼續死於疾病。你們的許多科學措施，包括接種，本身就會“引起”新的疾病。一個接種了天花和小兒麻痺疫苗的病人並沒有得到幫助，如果他最終因負面信念而死於癌症的話。
我針對病毒所說的也適用於所有的生物生命。病毒是“非常聰明的”——這是指它們對刺激反應迅速。它們對情緒狀態也會作出反應。它們是社會性的。它們的生命有長有短，跨度相當大，有一些可能好幾個世紀不活動又重新甦醒。它們有廣闊的記憶模式，那是生物性的印記。有些病毒可以在幾秒鐘內繁殖上萬倍。在很多方面它們是生物生命的基礎，但只有當它們露出“一張致命的臉”時，你們才會覺察到它們。
你們對一直在保護身體的內部病毒大軍並不覺察。寄主與病毒兩者相互需要，都是同一個生命週期的一部分。
——編譯自賽斯《個人與群體事件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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