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安，重慶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金恆江，重慶大學新聞學院講師。
以數字媒介的迅猛發展為標誌，人類被帶入了一個思想之物與物之思想交互型構的新時代。技術、媒介、社會與身體、思想、文化相互嵌入並脫嵌，世界正走向液態，我們所觀看、所介入的世界與我們觀看、介入世界的方式也因此均處於變動之中。新時代的到來，為新聞傳播學的理論創新和範式轉型帶來了新機遇與新挑戰。2019年11月30日，由中國新聞史學會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委員會主辦、重慶大學新聞學院承辦、《國際新聞界》協辦的第六屆“中外新聞傳播思想史”論壇在重慶大學虎溪校區舉行。來自全國二十餘所高校的學界同仁相聚美麗山城，圍繞“媒介研究與傳播思想”“傳播理論革新”“媒介的物質性、具身性與當代傳播”“新聞史研究”等議題，共同探討新聞傳播理論研究的新認知、新路徑與新發展。
一 傳播學經典理論的新闡釋
傳統的傳播學理論還能否適應於新媒體環境？這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卻非常重要。南京大學胡翼青從再度理解麥克盧漢的角度出發，認為麥克盧漢強調的“媒介”是一種“尺度”，其碎片化、隱喻化的東西逐漸成為社會日常行動和生活方式的技術指導和座架。同時，他認為北美紐約學派的學者喜歡討論新舊媒介的關係及媒介中介的社會發展史，將媒介作為整體環境的把握是有侷限性的，會導致思維定勢。對於歐洲媒介研究而言，麥克盧漢的思想已經成為了重要的理論指引，正在形成一種新媒介學範式。陝西師範大學李孝祥從“象徵性資源”和“知識性資源”兩個角度反思了拉扎斯菲爾德的學術遺產。福建師範大學連水興和暨南大學汪金漢則抓住了達拉斯·斯邁思關於物質性討論思想所引發的“盲點之爭”進行討論。東華理工大學張立剛梳理了交往與秩序的關係脈絡，指出我們應該跳出西方交往觀與秩序觀的桎梏，嘗試以中國儒家“仁”的觀念為核心重塑交往。南京師範大學白龍認為德勒茲的塊莖思維、空間分類方式、控制社會思想對認識數字媒介和抽象的賽博空間具有創新價值。武漢大學黃一木則從敘事的視角出發，重新探討了社會事件媒介化的定義和影響因素。上海大學陳李龍從交通和傳播的概念與關係入手，分析了交通被傳播研究忽略的原因，認為到了泛媒體時代，交通運輸工具的媒介屬性被進一步激活，交通工具作為一種媒介，應當也納入傳播學的研究範疇。
二 傳播研究中的身體轉向
在傳統的傳播研究中，身體問題幾乎一直不受重視。隨著互聯網以及新媒介技術的發展，傳播中身體的“在場”“離場”等現象開始得到學界關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打破信息媒介和物質媒介的界限？如何與機器交流？等，是我們面臨的機會和挑戰。
安徽大學芮必峰認為在投入到某種傳播活動時，人的身、心、物以及環境無分別地、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以致力於該傳播活動的操持。具身既是我們身體向周圍世界的“外化”，也是周圍世界向我們身體的“內化”，但無論如何，它總是與我們的身體相關並最終體現在我們身體上。中國人民大學劉海龍將具身性作為一種物質化的呈現，認為互聯網時代，“身體”介於物質和信息之間，打破了信息和物質二元對立的思維，網絡化身體是被接入網絡，成為網絡延伸的身體，媒介不是人的延伸，而是人成為了媒介的延伸。在網絡化生活中，身體在網絡面前可看做一種可連接的物質基礎。西南大學韓敏認為，人類會逐漸擺脫肉身的脆弱性並以去實體化的方式掙脫對技術的深度依賴，從而出現由人類進化而來的“虛擬智人”和由人類依託技術而創造的“虛擬人”。西南政法大學趙立兵則關注到技術與身體的協同進化，認為人類主體性與技術存在互嵌狀態。蘇州大學杜丹也持相近觀點，她認為媒介物與身體的共生、媒介物的中介化是理解社會生活、交往關係發生的關鍵所在。華中師範大學黃月琴指出“身體”不是單純的肉體形式，而是置身於社會域之中的存在，它存在肉身、身份(如性別)之身、象徵(符碼)之身、賽博之身(即智能技術具身之身，半機器人)四個維度，這契合了重慶大學郭小安關於“身體是最好的展演媒介”的論點，他提出身體包括於此相關的器具、服裝等帶有隱喻的符號將成為媒介動員的新載體，同時圖片、表情包等多模態的形式會進一步豐富媒介動員的內容。
三 理解媒介化社會的新路徑
媒介化社會作為社會媒介化的結果，是媒介和社會之間邏輯互動關係的一種模174式化表達。華中科技大學唐海江聚焦於媒介和戰爭間的互動性視角重思人類文明史，他指出，傳播新技術的發明和擴散往往源於軍事工業，戰爭是一種對媒介革命的隱喻性表徵。南京大學郭靜指出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從自律和他律的維度闡釋了場域的獨立性，又以“資本”的概念對自律和他律程度高低的原因進行了解析。大連外國語大學章彥闡述了新媒介對傳統社會的解構，認為媒介化社會的進程取決於經濟、技術的發展和人類需求的變化。陝西師範大學朱清河梳理了不同傳播媒介形態下信息不確定性的具體表現，討論了媒介本身與信息不確定性的內在聯繫。南京大學張慧指出，媒介化社會是一種趨勢，是框架式的存在，更是一種觀念上的共識性存在。未來的媒介化研究將超越傳播學框架，更關注社會結構問題。
此外，本次學術論壇還專門開設了新聞史或傳播史研究分論壇，圍繞“媒介社會與新聞史研究”等主題，學者們既關注中國傳媒業的發展及其影響，又關注西方傳播思想理論的淵源及其發展路徑，既考察了晚清報業的狀況，又關注到近現代媒介和媒介機構的變化。
總之，新時代的到來，為傳播思想史研究的創新和轉型帶來了新機遇和新挑戰，並亟待我們探求新的發展之路。我們需要一種更為開放和包容的眼光，重新審視經典理論範式，促進多學科對話，開創傳播思想史研究的新局面。正如武漢大學單波所言，要正確把握傳播思想史研究在新聞傳播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定位，應該在吸納其他學科領域知識，進行跨學科對話，豐富傳播思想史研究想象空間的同時，也努力讓傳播思想史給哲學思想史、文學和文化思想史等其他學科領域產生新的啟發性思考。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9年第12期。本期執編：靜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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