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全名為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出生於澳大利亞一個蘇格蘭移民家庭。1897—1912年間,莫理循作為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親歷了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清末新政、日俄戰爭和辛亥革命等歷史過程。1912年後,他擔任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四任總統的政治顧問。在華20多年,莫理循對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產生過重要影響。當年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曾被命名為“莫理循大街”。
莫理循從小就極富冒險精神,曾在18歲的時候,沿澳大利亞南海岸,在46天的時間裡徒步旅行了1049公里,這成為他以後探險生涯的開始。1883年,他前往新幾內亞進行探險,結果遇到土著人襲擊,被長矛刺中,被送到蘇格蘭愛丁堡就醫,取出了長矛的倒刺。隨後他在愛丁堡完成了醫學學習。大學畢業後,莫理循按照少年時代的夢想,開始環遊世界。
1894年,莫理循揣著向媽媽借的40英鎊,一句中文也不會,身著中式服裝,從中國上海溯長江而上,或徒步,或騎行,穿越中國西南至緬甸,進行了為時半年的旅行。他將這次不平凡的經歷寫成一本書——《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1895年在倫敦出版,被《泰晤士報》看中,將他聘為《泰晤士報》常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在中國期間,遊遍了中國廣大地區,正如他自己所說:“我一直渴望走遍中華帝國的每一寸土地。到目前為止,我已走遍東北三省,18個省中我已去過17個。”
1910年1月15日,莫理循經過長時間的籌劃準備,帶著清朝大臣端方寫給陝西巡撫恩壽、陝甘總督長庚和新疆巡撫聯魁的手札,從北京出發,坐火車到達河南,然後乘坐馬車或騎馬,從陝西咸陽一路西行,途經甘肅蘭州、涼州、甘州、肅州,出嘉峪關進入新疆,經哈密、烏魯木齊、烏蘇,一路西行到達伊犁,爾後向南翻越天山木扎爾特達坂,經阿克蘇到喀什,再向西經過烏恰,從伊爾克什坦口岸翻越帕米爾高原,最後到達俄國的奧什(今屬吉爾吉斯斯坦)。莫理循此行帶了3名中國僕人、兩匹馬和兩輛馬車,車上裝滿了生活必需品,有肥皂、牛肉乾、香腸、聽裝番茄、魚子醬、果醬、蜂蜜等,還有《聖經》《亞洲之光》《澳大利亞詩集》等書籍,他尤其是對《澳大利亞詩集》百讀不厭。
莫理循作為新聞記者,有著良好的職業訓練和開闊的世界眼光,同時還充滿著歷史感。在考察途中,他採訪了當地居民、官府、軍隊和名人,拍攝了大量的照片,寫了12篇報道,以《穿越中國和突厥斯坦》(《Across China And Turkestan》)為總標題在《泰晤士報》上連載,為西方瞭解中國西部開啟了一扇窗口,引起了當時世界不小的轟動,很快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多種歐洲報紙上轉載。這12篇報道現已譯為漢文,收入到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的《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一書中(此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1894,穿越西南”,第二部分為“1910,穿越西北”),其中有關伊犁的報道有兩篇:《伊犁和伊犁地區》《從伊犁經天山到達阿克蘇》。2008年,對莫理循懷有濃厚興趣的旅澳著名華人畫家沈嘉蔚、澳大利亞歷史學者海倫、國內莫理循研究專家竇坤,從澳大利亞米歇爾圖書館發掘整理、編譯出莫理循1910年拍攝的照片,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書名為《1910,莫理循中國西北行》。
通過莫理循的鏡頭,我們可以直觀地瞭解到百年前伊犁的真實狀況,有社會底層人物,如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蒙古族等,有的在田間耕作,有的在集鎮經商,有的在草原放牧,有的在路途中行走,形形色色,服裝、頭飾各異,顯示了伊犁多民族的特色;有的建築保留至今,像惠遠城鐘鼓樓、拜吐拉清真寺宣禮塔、聖佑廟,有的早已了無蹤跡,像綏定城樓、金順祠;有自然景物,如賽里木湖、果子溝、伊犁河、木扎爾特冰川;還有清末新政的成果——隊列整齊的新式陸軍。在莫理循之前,已有不少西方人士來過新疆,他們或是傳教士,或是探險家,或是間諜,或兼而有之,但都不是記者。所以莫理循在寫給英國現代新聞創始人、《泰晤士報》當時的出資人北巖勳爵(即艾爾費雷德·查理士·威廉·哈姆斯沃思)的信函中自豪地宣稱:“我是穿越中華帝國,從北京到伊寧,並從那裡穿越天山山脈的木扎提隘口,到達喀什和俄國鐵路線上的安集延的第一名記者。”(注:1914年寧遠縣才改稱為伊寧縣,所以1910年時莫理循不可能使用“伊寧”這個地名,這應該是譯者將“固勒扎”一詞誤譯為“伊寧”。“木扎提隘口”即木扎爾特達坂。)
1910年5月5日,莫理循離開烏魯木齊繼續向西行進。5月16日,莫理循經過賽里木湖邊的三臺,在此停留了兩天,18日穿越果子溝,19日抵達綏定縣城(今霍城縣城水定鎮)。關於烏魯木齊至伊犁這段路程,莫理循是這樣記錄的:“從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到伊犁距離582英里,全年可通馬車。然而從天山流淌下來的縱橫交錯的河流,在夏天則會長時間地阻礙交通,而且河上沒有橋樑,融化了的河水使河流水位暴漲。大路一般是在土地肥沃、耕作良好的鄉村中穿過,偶爾會經過很長一片沙地。有一段路程是在滿是松樹的山腳下經過賽里木湖,然後在托爾基(譯者誤,應該是塔勒奇)山口轉彎,再經過一個像瑞士一樣美麗的鄉村,進入伊犁盆地。”
5月20日,莫理循來到伊犁將軍府所在的惠遠新城。他看到:“這個城鎮設計得很好,有寬闊的街道,但沒有鋪碎石子路。衙門很宏偉。城裡還有明顯的買賣生意。這裡是伊犁將軍的駐地,建了一所新式武備學堂和一支新建陸軍的訓練場。……全城充滿了尚武精神,天天可以聽到號角聲、士兵們唱的愛國歌曲聲、隊伍行進的踏步聲和教官的口令聲音。軍官們穿著精幹的軍服,挎著刀劍,在街上昂首闊步而行。他們對自己的軍服和武器深感自豪。這是一個新式的運動,大有希望。”莫理循拍下了新軍在惠遠城操練、出巡的照片。從中可以看出新軍在軍容軍貌、軍事訓練、官兵素質等方面均顯示出與舊式軍隊的不同,反映了清末新政練兵還是有一定的成果。但莫理循沒有想到,時過一年半後,清朝在新疆的統治就被伊犁新軍推翻了。莫理循見到了步履蹣跚67歲的伊犁將軍廣福,認為“廣福是任何國家都不會引以為驕傲的將軍。”因為廣福既不會讀寫,對軍事也一竅不通,在任上沒有視察過他所轄邊境地區的山間道路。莫理循指出伊犁邊防毫無抵禦能力,除非中國修建鐵路,否則肯定還會被佔領。伊犁鐵路在百年之後的2010年才得以建成開通。
莫理循在惠遠城伊犁將軍府衙門外張貼的一張告示上,得知了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去世的消息。在惠遠城,莫理循還遇見了“一個出類拔萃的非常能幹的日本人,是位絕頂聰明的軍官,他的中國話十分標準,”這應該是被聘任為伊犁武備學堂總教習的日本人上原多市(中文名為原尚志)。
他報道伊犁地區的民族情況是這樣的:“這一地區有多個民族,但彼此之間並不混雜,都保持著本民族的特點。有從華北來的信奉‘大宗教’(佛教)的漢人,主要來自天津,都是‘在理教’的會眾。還有信奉‘小宗教’(伊斯蘭教)的中國人,外國人把他們叫做東干人,最早是從中國西部回民聚集地遷來的。還有兩支索倫和錫伯族滿人,只說滿語……人數最多的是塔蘭奇族,是從喀什噶爾、哈薩斯或喀薩克遷移來的居民的後裔。……有從安集延、喀山和塔什干來的俄羅斯籍回民,其中有富裕的商人。還有許多蒙古族人。”他還報道了伊犁存在著一個小型的基督教團體。
在寧遠城停留考察幾天後,莫理循動身南下前往喀什。他在報道中寫了如何選擇翻越天山的路線:“從伊犁到喀什最好走的路鄰近俄國邊境,要繞遠,但能行馬車。在伊犁經維爾內到納林一線,進入俄屬突厥斯坦,再穿越吐爾尕特山口,重新進入中國境內,就可到達喀什。旅行者想從中國境內抵達喀什,有兩條路可供選擇。如果你不願意走山路,可從北路返回烏魯木齊,然後經南路折回喀什。……如果你想經木扎爾特山口走捷徑,路的南端是在南部的阿克蘇城。幾百年來,西方商人都是走這條路。玄奘在7世紀完成赴印度的朝聖後,就是走這個山口返回的。”這裡,莫理循將玄奘前往印度取經的路線誤認為是返回的了。
5月29日,莫理循乘渡船渡過伊犁河,30日翻過察布查爾山蘇阿蘇達坂進入特克斯河谷,6月1日經過坐落在洪納海河畔的聖佑廟。莫理循記述到:“在這樣的地區有這樣一座富麗堂皇的喇嘛廟,真是令人驚奇。好像是從蒙古把一個喇嘛廟整個搬來,安置在大草原上似的。廟宇很大,有圍場,可以保護整個村子。這座廟建了5年,在1899年,也就是義和團運動的前一年竣工,現暫時住了400名喇嘛。”《伊犁晚報》2012年9月15日A03版發表的《百年前的伊犁(十)》一文,圖片說明文字將聖佑廟誤為“霍諾海(今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境內)喇嘛廟”,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錯誤,說明引用者可能沒看過莫理循的報道,對伊犁的地名也不太掌握。
6月5日,莫理循翻越天山木扎爾特山口前往阿克蘇。對於這一條古老的山路,莫理循報道說:“即使在路況最好的時候,這條路對牲口來說也是危險的。這個山口是帝國最偏遠的兩個部分之間唯一可行的通道,人民盼望著政府採取措施改進道路狀況以減少危險,這是正當的。但中國的方式與其他列強不同。中國的軍事要員伊犁將軍在幾天前滿懷信心地告訴我‘每年這條路都得到修繕,現在狀況良好’,但是他從未親自看過這條路,其他官員也是。我認為這條路與7世紀相比好不了多少。”“我們就從這裡開始攀登木扎提山口。從北邊一側陡峭的山攀行13英里後,到達了頂峰。從山南下行,是巨大的扎帕裡克冰川,路途更長,更陡。……崎嶇、光滑的道路兩旁是深深的裂縫。這樣的路曲曲折折向冰川底部伸去,路上佈滿了倒斃的牛馬的骨架。冰川兩邊豎起3000英尺高的壁障,冰川漸漸後縮、融化,形成河流。……緊靠著開鑿的山體的一條路,叫馬紮巴什,一些從平原來的突厥人(注:譯文如此)正在修路,並向旅行者提供幫助。但他們在沒有技能的人指揮下勞動,且沒有報酬。修路是突厥人的一項業務,這項工作組織得很差,毫無效率。”他認為“忽略隘口的建設是國家衰落的明證。”
莫理循在最後一篇報道時寫到:“在行將結束我對穿越中華帝國旅行的簡短描述時,我願意對中國各級政府給予我的幫助、永久的友誼和無盡的情意表示感謝。在中俄鐵路之間3760英里、174天的整個旅程中,我所感受的除了善意,別無其他。我想不出一丁點兒不愉快的事情。”
莫理循從16歲起就保持著每天寫日記的好習慣,在1910年穿越中國西北的過程中也都寫有日記。莫理循的日記可能記錄下了更多更詳細的資料,期待有學者將他的日記早日譯出,以使我們更多地瞭解當時中國西北包括伊犁的情況。
閱讀更多 蒙古娛樂圈 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