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暫且不管歷史上的是非，再回轉來討論南宋開始的文運和宋儒程朱理學的興起 ，使《大學》《中庸》大行其道，作為帝王領導學和帝王師之學的由來。
前面已經講過，北宋末期五大儒和二程兄弟自稱“出入佛老，反求六經”而悟道，突然繼承孔孟的絕學，點燃千古心燈的經過。現在我們看來，只如浮光掠影，白紙上有一些黑字而已。而在南北宋之間，這可不是小事，它是足以震撼千古的奇蹟，使當時的天下學者低首向“程門”的，實在不在少數。
宋高宗既然不顧宋室的國恥，決心以和議為上策。但他也知道，全國的人心是不甘於三分天下二分亡的局面，主戰和主和派的衝突，也很難調和。因此，他也要學祖先宋真宗那樣的辦法，怎樣可使人民的心理安於偏安才好。武的不行，只有文的最好。因此先須收服一般讀書知識分子的輿論情緒，就在他倉促登位的第四年，也就是改年號為“紹興”的元年，“詔（追）贈程頤直龍圖閣大學士”。他下的這一道命令便叫“制詞”，大略如說：
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你）頤（程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不在彼也。
他這道“制命”，褒揚程頤（伊川）是繼千古以來周公、孔子絕學的第一人。只有程伊川是真儒真學者，其他的人都是假道學，自己叫賣虛名而已。所以我要追封程伊川為大學士，希望大家都要如他一樣。不過，這篇“制命”的大文，不知道是高宗自己的手筆，或是大臣所代寫的，看了它最後兩句，真的很有意思，也很可笑，是絕妙好辭。他說：“我所以現在要褒揚程頤，是要使大家明白皇帝給予他的榮耀，真正的意思，只是為了這個，不是為了那個。”你們不信，再讀一讀原文最後的三句試試看。他當時還是初登帝位，還在坐立不安的局勢之下，就先來捧出北宋王朝時代的一位新聖人幹什麼？根據他原文最後一句自做的答案，是“在此不在彼也”，豈非明白告訴大家謎底了嗎？
但在他下達尊崇程頤的詔令五年以後，便有儒臣陳公輔上書，要求禁止“程學”，高宗又照準了。陳公輔的奏疏內容，大略是說：
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也。乞禁止之。
因此，高宗就另下一道詔書說：“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可是當時與“程門”有關的學者，也是開初推薦秦檜的名臣胡安國，又上疏為“程學”辯護說，“孔孟之道，不傳久矣，因（程）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等語，當然又引起另一些儒學大臣的反駁，反而弄巧成拙。
南宋高宗初期用儒學相號召的文化教育政策，就在這樣的爭辯不定中過了三十多年。但二程之學的門人弟子，高談心性微言的學風，已經大行其道，在年號“紹興”的三十二年間，有“程門”的再傳弟子朱熹，自己主動“上封事”（當時的密奏名稱），首先提出：“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細必照，則自然心誠意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接著第二點，提出安內攘夷的理論。第三點，提出政府官吏的管理治權的根本，還需朝廷的正確決策，等等。朱熹的這篇奏疏，除了他首先提出《大學》開頭的“格物致知”為帝王學的根本以外，其餘所論國家天下為政之道的見解，不但現在看來平凡，在當時看來想必也很平凡。而且朱熹當時的官職，只是一個“監南嶽廟”的“監官”，等於現在湖南衡山的宗教局長，雖然學術上已有“程門”傳人的名聲，但到底還是官卑位小，人微言輕，當然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在後世推崇朱子學說的人看來，便認為是無上的高見，因為他首先提出《大學》的“格物致知”為帝王之學，是為儒學出身的學者引起足以自豪的心態了。
其實《大學》的本文，只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並非說《大學》就是做天子的帝王學啊！它是說做國家第一領導人的皇帝也好，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也好，不管做什麼，必須先要學好做人，以修身為本才對。至於由修身而外發為治國平天下之學，是做學問一貫的道理。並不是說，必須要出來做官，做事業發財，甚至要做國家的第一領導人，當上皇帝才是“明德”的學問啊！否則，著作《大學》的曾子，他自己為什麼不出去做皇帝，而且也不肯隨便去做官，做事業發財呢？
總之，學問修養是一件事，做皇帝或做官或發財，是另一件事。有學問修養的去做皇帝或做官做事業發財，當然是好事。但沒有學問修養而能做個好皇帝或好官，那也就是真學問真修養。有學問修養，不得其時而行，就不出去做官做事，自守善道，做個規規矩矩的人，或者以“師道”自居，隨緣教化後生而“止於至善”，這也正是“大學之道”的一個典型，曾子就是這樣一個人啊！
話說朱熹，他在宋高宗的時期並沒有得行其道，高宗死後，由孝宗趙昚繼位，有恢復中原之志，準備講武，設置武舉十科，並以朱熹為“武學博士”。因為他對高宗“上封事”的書中，也講過有關恢復的事，所以便給他這個官銜。但還沒有開始講武，宋朝又與金人修好談和，而且朱熹又和當時的宰相及大臣們議論不合。史載：“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然因與韓侂冑等意見不合而罷官。當宋光宗趙惇的最後一年，才再召朱熹為侍講。跟著就是寧宗趙擴繼位，韓侂冑當權，宋室朝廷也正鬧嚴禁“伊洛之學”，視之為“偽學”。因此，又罷免了朱熹的侍講和修撰的官職，再過九年，朱熹以七十一歲的高齡過世了。
總之，朱熹生當南宋新朝的初期，經高宗到寧宗四代半壁江山的皇朝，主戰與主和的戰略紛亂，忠奸邪正的政黨相爭。他抱有以聖學匡正時弊的目的，處於無可奈何的局勢之中，但仍然堅守二程“伊洛”之學的師承，自以“主敬”的修養，主張“道問學”以達賢聖的宗旨，始終不變，實在也足為後世學者的楷模之一。他的一生對儒家經學的著作不少，但最用心得力的應該算是《大學》《中庸》的章句 。換言之，他把原本《大學》《中庸》另加分章編排，自作註解，但他自己並沒有說，只有我朱熹所編注的《大學》《中庸》，才是空前絕後的孔門正宗心法，後世必須以此為準。豈知他編注的《大學》《中庸》，卻變為後世元明清六七百年來的御用範本，用它來牢籠天下學者進取功名的思想，成為不可另有其他見解的意識形態。應該說這並不是朱熹的本心，這是元明清三代那些不學無術治國當家皇帝們的過錯，尤其是明朝朱元璋一手造成的罪過。
事實上，當南宋初期四代帝王的八九十年之間，和朱熹一樣，同為當代的名儒學者，同樣具有以正學救時的用心，同時也在講學傳道授業者，並不在少數。
例如在中國文化史上，或是儒家理學史上最有名的陸九淵（象山），便和朱熹有正好相反的治學觀點，他是主張學問修養之道以“尊德性”為主，但得其本，就不愁其末了。朱熹主張的“道問學”，是由集成學識，加以理性的精思推理而到達“形而上”道的境地，是從捨本逐末入手，恐怕終生不得要領。
“尊德性”是先行證入“明德”的“自證分”，自然可以貫而通之，達到一切學問的本際。因此，才有在歷史上著名的朱熹與陸象山在江西的一場“鵝湖之會”，互相對話，辨證真理的學術會談。結果是各有勝論，難定一是。朱陸異同的“鵝湖會辯”，可以說是南宋初期儒家理學家們“理性主義”在邏輯上的論辯，是為後世學者所稱道的盛事。但從西方歐洲的文化史來說，這時還正在經院哲學探究神學的階段。從陸象山、朱熹死去的二十年後，西方的哲學家培根才出生（培根生於1214年，正當宋寧宗嘉定七年）。看來也很有意思。其實，在南宋初期，除了朱熹、陸象山代表理學家的注重心性微言以外，其他的名儒學者也不少。尤其是調和朱陸之間的呂祖謙（東萊），後來列為浙東“金華學派”的代表人物。另如“永康學派”的陳亮（同甫），以“功到成處便是德，事於濟處是有理”的事功主張，與朱陸異同之爭更為突出。如其自說“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異同，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等語，這些話很像孔門弟子子路的豪情壯語。因為他有志急切於事功，曾與當時退居浙南的軍事學家兼詩人的辛稼軒往返，縱論國是。辛稼軒在他走後，用自己的經歷作了一首《破陣子》的壯詞寄給他，可以說不是讚許的意思，還是勸勉他“知止而後定靜”的成分居多。原詞是：
醉裡挑燈看劍 夢迴吹角連營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 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 弓如霹靂弦驚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憐白髮生
另如呂東萊、陳同甫之間的“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水心），大致都主張學以致用，不大同意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空言義理。其他還有“閩中學派”、“寧波學派”等等，也各有所長，各有專著行世。有人說：“哲學家和文學家，都出生在亂世和衰世的時代。”如以這個觀點來看南北宋的文運，似乎覺得哲學和文學又太多了一點。但到了南宋建都杭州百年以後，十三世紀的後期，
中國文化儒釋道三家的主流，也都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了！由於理學的興起，傳統儒學的“五經”正義的經世致用之學，也已漸形沒落。禪宗從臨安大慧宗杲禪師以後，也已進入“說理者多，行證者少”的情況。道家有與朱熹同在福建武夷山的白玉蟾，被後人推尊為繼南宗張紫陽真人的正脈以後，也就轉入元朝初期王重陽和長春真人邱處機所創的“龍門派”的道教了！可是宋儒的道學，從出入禪道的樊籬，以《大學》《中庸》為主導的“性理微言”，猶如異軍突起，勢不可遏。其中尤以朱熹所尊奉“伊洛學說”，並自創立以“道問學”為主導的性理學風，更為一般後起學者所歡迎。自朱熹以後，有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皆宗奉朱子的學派，最為傑出。但宋室的政權已在風雨飄搖，搖搖欲墜的情勢之中，被歷史認為促使宋朝滅亡的先後三大名相，如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也都是忠奸莫辨的人物。其實，是因為他們復興無功，建國無能，又在學術思想和政治作為上矛盾衝突，就弄得灰頭土臉，遺臭萬年。不管南宋的朝政如何紊亂，但在宋理宗時期，真德秀仍以儒家理學可以救時的用心，作了一部名著《大學衍義》，極力推崇“大學之道”，便是千古不易的“帝王之學”。
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為四大綱領，引證經訓，大旨在端正領導人皇帝的“君心”，嚴肅宮廷的齊家之道，排棄倖進者的當權執政等三個要點，都是針對宋室末代衰亂的情形而立論，所以更被當權者所忌憚。史稱其“立朝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切中要務”，但是終亦不免遭受排擠出局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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