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弘毅說歷史
局部戰役的大勝未必會贏得整場戰爭，關鍵時刻作出正確的戰略規劃才是決勝之根源。在正統十四年，明廷與瓦剌的那場戰爭中，倘若也先俘獲英宗後，繼續南侵，或許元蒙復歸中原的夢想就會實現，如果沒有于謙堅守京師，拒絕南撤的堅定信念，恐怕“南明”會提早出現。當然，一切早已塵埃落定，而我們“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只有瞭解古人的前車之覆軌，才有後車之明鑑，本文通過覆盤土木堡之戰與也先進攻京師之戰，淺談交戰雙方的戰略得失。
背景
▲明朝宦官之亂
太祖朱元璋在創制初期，為防止宦官弄權，出現漢唐之禍，曾立下內侍制度，在宮門內立一高三尺鐵碑，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事”，以此為祖訓，警示後人遵從。朱元璋認為，閹寺之人常伴君左右，通過小恩小惠可固結君心，時日一長，就會假威竊權，勢大而不可抑。明太祖禁止宦官典兵預政，閹寺之人想逆上作亂也無法實現，便從根源上消除隱患。然而，在明成祖朱棣武力奪取皇位期間，諸多宦官叛建文帝前來投靠，大事已成後，閹寺有了從龍之功，均被朱棣委以重任，作為耳目，監軍大同、宣府等邊防之地，甚至委以京營提督等要職。到了宣宗時期，內府創立了內書堂，對十歲左右內侍進行教習，宦官始通文墨，可批註閣票、與外庭交結。正統年間，因皇太后賢明，且有楊士奇、楊榮、楊薄，三楊輔政，英宗初期，國事仍有宣宗之風，三楊與太后年老病逝後，宦官王振在無人壓制的情況下便開始肆無忌憚，獨專朝政，凡正直不屈、不與王振為伍者，或被下獄殺之，或謫戍邊關，謀官者逢迎求進，避禍者爭附免死，公候勳貴甚至稱其為翁父，明廷因王振而朝綱紊亂，這為土木之變埋下極大禍患。
▲明朝國策改變，轉攻為守
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五次征討韃靼，極大地削弱了元蒙後裔的勢力，到了仁宗、宣宗時期，除了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率精騎三千人於寬河、會州擊敗萬餘人的兀哈良部後再沒發生戰爭，然而明朝的國策卻轉攻為守，宣德五年（1430年），明廷認為多倫位遠勢孤，將明成祖北征的前沿基地多倫遷至獨石衛，興和千戶所與河套地區的東勝城早已在永樂年間放棄，至此，獨石、大同、宣府以北的廣大地區任敵人馳騁，榆林所受威脅益重，河套地區亦無法控制。
▲瓦剌軍事極度擴張
投降蒙古的突厥後裔瓦剌部在宣德年間開始壯大起來，瓦剌順寧王脫歡擊敗阿魯臺後，又兼併賢義、安樂二王之眾。脫歡本欲自立為汗，但眾意難服，退而求其次，立元昭宗之子哈爾古楚克的孫子脫脫不花為汗，自為太師，暗掌軍權。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死，其子也先繼位太師，也先狡黠甚於其父，帶領瓦剌東破兀良哈，西取哈密，其控制地區北起貝加爾湖，南至長城邊關，西起新疆，東到遼東，勢力控制範圍為元朝退離中原後之最強。
觸發土木之戰的原因
永樂六年（1408年），瓦剌開始對明廷朝貢馬、駝、毛皮等，明廷會回賜較豐厚的禮物作為酬謝。最初的進貢與回賜都是禮節性的，瓦剌進貢是一年一次或隔年一次，使節只有十幾人。但到了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的兒子也先繼位後，瓦剌進貢的使臣開始增加，正統五年（1440年）為644人，正統六年（1441年）貢使達到2400人。由於瓦剌貢到方物，例不給價，明廷除回賜外，還會對使臣等予以“給賜”，對瓦剌來說，進貢的貨物越豐富，來的使臣越多，獲得的利益越大，而這對明朝來說卻是沉重負擔，《明實錄》正統十年十月記載：瓦剌朝貢使臣動二千餘，往來接送及延住彌月。供牛羊三千餘隻，酒三千餘壇，米麥一百餘石，雞鵝花果諸物莫計其數。隨著瓦剌的強盛，貢使越發囂張，稍不如意便有劫掠，尋事滋事亦為常事，在正統十四年二月，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
王振怒其詐，減其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表面看，歲貢爭端是大戰的直接原因，然而，元朝自被明朝推翻北退後，常思恢復，一旦勢大，便企圖南侵中原，這才是瓦剌大舉入寇的根本原因。簡述戰爭經過
▲土木堡之役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部太師也先率軍進寇明朝邊關。其中脫脫不花率眾入侵遼東，阿剌知院進攻赤城，也先率主力入寇大同。七月十六日，王振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可否。鄺埜上疏言：“也先入犯，一邊將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不聽，英宗發兵京師，御駕親征，十九日到達居庸關，二十三日至宣府，此時天降大雨，群臣請留，王振怒群臣忤其意見，罰尚書王佐、鄺埜跪草中至天亮。八月三日至大同，聽聞鎮守太監郭敬告知局勢，王振大恐，旋師返回，倉促南退，為邀帝至蔚州幸其家，又恐損其禾苗，轉道宣化，十日至宣府，瓦剌追兵突至，恭順候吳克忠率兵斷後，戰死。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五萬騎支援，在鷂兒嶺被伏擊，五萬騎皆沒。八月十四日王振因輜重未到，大軍駐紮土木堡，旋即被也先大軍包圍，因土木堡勢高，深挖兩丈無水，人馬飢渴。也先佯裝請和退兵，振見敵退，令大營遷移取水，也先立時率勁騎於四面擊之，明軍慘敗，死傷數十萬人，明英宗被擄，也先挾英宗於大同敲詐萬金後，北上而去。
▲也先攜英宗進攻京師
也先擄走明英宗後，打算以英宗為籌碼騙取關城。太監喜寧道盡明廷虛實後，也先決定再度南侵，逼明廷議和換取讓步之資本，亦可使明廷南遷，也先派五萬騎進攻居庸關，自率主力叩大同，十月一日，擁英宗至大同，騙稱送還北京，總兵郭登不予開門。於是，也先率軍南下進攻紫荊關，破之，十月十一日，瓦剌至京城近郊，使英宗作書予皇太后、景帝及朝中大臣，謙曰：“今日只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議和止息。十三日進攻德勝門，于謙率二十萬大軍背城而守，設伏數騎誘敵，用伏兵與火器將對方萬騎剿滅，也先繼續進攻西直門，又被都督孫國擋之。也先進攻數日，無法攻破，恐相持日久，退路被斷，也先於十月十五日夜間，從良鄉遁走，此時宣府守將楊洪率兵至京，洪率軍追剿，追回所掠牲畜甚多。配合也先經宣府起兵進攻居庸關的五萬騎兵，因守將羅通以水澆灌城牆，適值天氣寒冷，使城牆堅不可摧，無奈於十月七日退走。也先深知大明內部兵力空虛，仍乘機南犯，在1450年正月至五月間分兵進寇大同、宣府等地，守軍頑強地方，屹立不動，也先南侵不得手，且內部脫脫不花有推翻也先計劃，遂將英宗返還明廷。
土木之敗原因分析
▲土木堡之敗並非僅英宗一朝問題，亦為幾代積弊所致
太祖朱元璋早已警示後人，不可宦官典兵預政，但從明成祖開始，宦官逐漸步入政治舞臺，宦官監軍比比皆是，軍柄大權悉以委之。洪武時期，內官只識字，卻不識其義，永樂時，開始選教官入內教學，宣宗時，甚至於內府開書堂，宦官一旦通文墨，便能掌章奏，逐步發展，便內外勾結、擅作威福、獨專朝政，王振便出自內書堂，若宦官僅行供酒掃給之指令，又豈能出現宦官干政的禍事？無宦官竊權，土木之敗也許就可避免。
從仁宗、宣宗時期開始，明朝實行轉攻為守的戰略，將北方邊防的大寧、開平、東勝接連棄守，使宣府、大同成為前哨，此戰略局勢從開戰之初便已先弱幾分，一旦瓦剌發兵，直擊大同，無戰略緩衝，極為被動，勢如危卵，如大同失守，瓦剌南下叩紫荊關，便能直搗京師，這就是土木之變後也先進攻京師的路線。
▲麓川之役，虛耗國力，調離邊關大將，放任瓦剌強勢發展
正統二年（1437年）到正統十三年（1448年）進行的雲南麓川之戰所消耗的資財無可估計，思任發、思機發曾多次遣使進貢請罪，而王振欲用兵示威四夷，在十年間，數次發兵進行征討，軍民死傷無數，把國力虛靡於無用之地，在此情況下，1449年發生土木堡戰役時，國力不濟，明廷應對必然力不從心。
在明廷進行平叛之機，瓦剌日趨強盛，而明廷對北方形勢卻知之甚少，竟將甘肅總兵蔣貴召還，命其平定雲南之亂，侍講劉球曾上書：“瓦剌世為邊患，近雖稍抑，部曲尚強，今乃移甘肅守備，以事南征，卒然有警，將何以為御”。劉球所說的“近雖稍抑”卻不符事實，此時也先已在位兩年，正在東征西討，危害益大，瓦剌統一各部之時，便為南侵大明之日。明廷對北方局勢過於放縱，戰略上毫無作為，也是土木之變的一大原因。
▲王振頑固無知，無計劃準備，大軍進退起止宛如兒戲，亦無迎戰生死之信念
也先大軍來犯，一邊將足制之，而王振貿然挾帝御駕親征，不與外廷議可否。強令數十萬軍民踏上征程，物資準備亦不足。至大同後，瞭解敵勢強大，便恐懼返師，毫無站場之生死觀念。大軍如直接退往紫荊關，仍可保無虞，但王振為一己私利，改道宣府，鄺埜曾請疾馳入關，王振大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如此選擇，增加行程時間不說，反而更接近也先大軍，為也先抄尾突襲提供戰機。當大軍即將到達懷來時，王振卻因輜重未到，駐營於土木堡，倘若疾馳入懷來，據城而守，也先必然無功而返，而駐營於土木堡，因地勢高，掘井不得水，汲道被也先斷，已然成為死地，又被也先佯退迷惑，居然移營取水，大軍一動，便露出破綻，被騎兵鑿穿陣型，死傷者數十萬人，重現徽欽之禍。
▲土木之敗亦因英宗對王振寵愛之使然
1449年，明英宗已二十二歲，而非曾經九歲少年天子，此時心智已成熟，應當有自主決斷之能力，而英宗卻對王振無條件信任，曾經張太后與三楊輔政可使國力鼎盛，而王振為庸才，只能禍亂朝綱，任人唯親，打擊賢臣，土木堡之役中，有多次撤還機會，英宗卻對王振聽之信之，完全放權，即使數次身犯險地，仍不自知，最後慘敗，被也先擄走，英宗的識人不明是失敗的根本原因。
也先的戰略得失
▲也先的遊擊策略運用十分得當
土木堡戰役中，也先採用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遊擊策略，用兵機動靈活，先分後合，充分發揮騎兵運動戰的優勢。當英宗大軍由宣府至陽和西進時，也先並沒阻攔，而是佯裝後退，誘師深入，當英宗旋師時開始尾隨擊之，先滅恭順候吳克忠，再屠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不但殲滅明軍有生力量，還給明軍帶來極大心理壓力，為土木堡大勝明軍埋下伏筆。圍困土木堡時，依舊不與明軍正面衝突，擔心困獸之鬥，故伎重演，佯裝議和退兵，實際卻不斷合兵，當明軍取水而陣型紊亂之際，突襲明軍，使其措手不及，軍心崩散，不戰自潰。
▲也先最大的戰略失誤為土木堡獲勝後反而撤退，錯失良機
土木之戰後，明軍精銳盡失，天子被俘，大臣死傷，邊將逃亡，京師人心震顫，倘若也先繼續南進，攻下居庸關，便可直搗京師，明朝大勢去矣，即便不亡也只能南遷。也先戰略目光短淺，如此千載良機生生錯過，居然立即撤退。十月時，才後知後覺，認為明朝內部空虛，可乘機南下京師，但此時明廷整備已暇，迅速完成戰略防備，也先在土木堡取得優勢已大打折扣。也先另一戰略敗筆為助攻部隊與主力配合不當，也先派五萬騎進攻居庸關，正面牽制明軍，但沒有起到牽制作用，也先十月十一日到達北京，而此部隊卻在十月七日提前撤退，所以宣府總兵楊洪能率軍入援，既而追擊之。
于謙堅守京師的策略挽救大明於危難之間
土木戰役後，所剩兵馬不滿十萬，群臣極度不安，赤城、懷來、保安等守將竟棄城而去。英宗之弟郕王總百官政事。侍講徐有貞進言，勸南移南京，于謙厲喝斥之，于謙認為，京師乃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于謙已然將局勢看透，若真遷都南京，明廷很可能土崩瓦解。為應對危局，于謙採取如下措施：
拒絕與瓦剌和談，令瓦剌之陰謀破碎。保薦將才，整頓戰力，舉薦石亨、楊洪、羅通等人出任要職。召外軍入援，趕造兵器，安撫軍民。在防守強敵中，于謙放棄了堅壁清野，不利用京師城堅池深的優勢防守，而採用背城之戰，以攻代守。謙臨陣督戰，以示必死之決心，並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謙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且有督戰隊和背城而戰的雙重加持，各將士深知後退必死，故皆用命，力戰不懈。
通過背城抗敵來激勵士氣，如同韓信背水之戰，項羽破釜沉舟，非戰即死，置之死地而後生，但後兩者已真正切斷將士退路，而背城而戰對將士來說亦有逃跑空間，可以四散而遁，此戰役關係明朝生死存亡，戰術風險很大，如嬰城而守，利用城堅壁厚來抵抗騎兵的穿插衝擊，更為穩妥，但瓦剌騎兵會在大明疆土內肆虐掠奪，無人可制，百姓深受其害，瓦剌也可圍點打援，逐一消滅來京支援部隊。背城而戰則能決生死、定勝負，且有反擊能力。兩種防守策略可謂各有利弊，皆看主帥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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