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每25万人一个亿万富翁，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就财富分配而言，中国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经济学人》的一项估算发现，瑞典亿万富翁的财富价值相当于该国年度gdp的四分之一。只有在塞浦路斯或摩纳哥这样的避税天堂，或在俄罗斯或格鲁吉亚这样的被占领的经济体中，富豪们才更有统治力。
然而，在普通的瑞典人中，亿万富翁却出奇的受欢迎。“只有王室，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阿巴（Abba）和比约恩·博格（Bjorn Borg）才能在人气上竞争，” 2018年，一份有关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去世的报纸写道。关于对富人征收苛刻税的说法被耸了耸肩。自由市场智囊团蒂姆布（Timbro）的简里克·拉尔森（Janerik Larsson）说：“在美国或英国，关于对超级富豪征税的争论就不存在了。”
亿万富翁之所以受欢迎，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他们不是通过利用普通的瑞典人来赚钱，而是通过创建h＆m，沃尔沃和Spotify 等跨国公司来赚钱。它们也相对适中。即使在豪华的街道上，也很少有豪华轿车。有钱人和其他人一起在受欢迎的餐厅里吃Smørrebrød。许多富裕家庭建立了基金会，将大量款项分配给良好的事业。与瑞典最强大的王朝之一有关的沃伦伯格基金会的办公室在斯德哥尔摩一栋不起眼的建筑物中（尽管这周全家人在洗钱指控中为银行辩护）。
如果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瑞典人渴望对富人征收惩罚性税，那也是因为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不起作用。瑞典于1911年开始征收财产税，随后在1934年，1948年和1971年进行了三大增长。到1980年代初，拥有约60万美元（按今天的价格计算）的家庭财富的瑞典人面临的边际税率为4％。结合高额的收入征税，在某些情况下，投资的有效税率超过100％。
尽管征收这些惩罚性税率，财富税仅对瑞典慷慨的福利国家做出了很小的贡献-最多在战后时期，它提高了gdp的 0.4％。从1970年代起，它的受欢迎程度开始下降。坎普拉德（Kamprad）于1973年逃往瑞士。汉斯·劳辛（Hans Rausing）的父亲创立了包装公司利乐（Tetra Pak）（并于今年早些时候去世），他于1980年代逃往英国。两位经济学家马格努斯·亨雷克森（Magnus Henrekson）和古纳尔·杜里兹（Gunnar Du Rietz）认为，到那个十年，“人们可以不受惩罚地逃税”，这不仅是因为1989年放松了外汇管制。
包括各种豁免（包括自1991年起对土地和森林所有权的豁免）在内，增加了税收管理的复杂性。在两党的支持下，瑞典于2005年废除了遗产税，并于2007年废除了财产税。不久之后，坎普拉德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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