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詩學來源於並反作用於詩歌創作現實，針對詩壇現狀和詩歌發展困境提出相應的發展思路理應成為現代詩學發展的
“題中之意”。面對20世紀80年代詩歌創作高潮之後的詩壇萎靡狀況，近年的詩學明顯地就詩歌在新世紀的流變和發展趨勢作出了符合藝術性和現實性原則的研討，認為要實現詩歌的再次復興，現代詩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肩負三大使命：“實現‘精神大解放’以後的詩歌精神重建、實現‘詩體大解放’以後的詩體重建和在現代科技條件下的詩歌傳播方式重建。”新詩誕生的契機之一是承載了新鮮的五四“啟蒙”精神，而後“救亡”和“政治”等時代精神成了詩歌精神的主要內容。
就詩歌而言，傳統在口傳的《詩經》和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之中已經體現得較為明顯，又通過歷代詩人的不斷演繹，一直流動在其後的中國詩歌發展歷史中。顯然，市場經濟以來的詩歌精神有違幾千年中國詩歌精神傳統，詩人和詩歌批評者應該站在藝術和歷史的高度上，重新審視詩歌的生命意識和使命意識，自覺地摒棄詩壇上那些刻意“新潮”或媚俗的詩歌創作路向，推動詩歌精神朝著明朗、健康和文化的方向發展。
在詩歌形式格律化和自由化的兩極擺動中，中國新詩在近百年的發展中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文體建設問題。五四時期，胡適說新詩在用韻上有三種自由：“第一，用現代的韻，不拘古韻，更不拘平仄韻。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韻，這是詞曲通用的例，不單是新詩如此。第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新詩的聲調既在骨子裡—在自然的輕重高下，在語氣的自然區分故有無韻腳都不成問題”。劉半農有“增多詩體”的建議，這些言論推動了新詩形式的自由，也為後來的新詩創格設下了障礙。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聞一多等新月派詩人和詩論家們開始了現代格律詩的探討，他們採用外國音步（foot）作為構建格律的單位元素。
現代格律詩在詩歌觀念上是對傳統的一次迴歸，在創作方法上卻採納了西方詩歌的音韻形式，但漢語詩歌畢竟不是英語詩歌，現代格律詩由於沒有傳承古典詩歌格律而對外國詩歌格律過分依賴，同時，由於聞一多、徐志摩等人對形式和格律的追求大大超出了對詩情的捕捉和提煉，致使現代格律詩創作出現了嚴重的“形式主義”趨向，導致了該詩歌創作的衰敗建國後，何其芳曾經提倡過新詩的格律化，但這些詩學觀念由於時代原因僅僅是曇花一現。總體上說，“20世紀新詩的文體建設太薄弱，經歷了一條十分曲折的詩體構建之路，詩體建設總是呈現‘建設難’‘定型難’規範難’的狀態”。
所以，詩體重建的課題一直都是新詩研究的前沿性問題，它關涉到新詩的興衰甚至存亡。在詩體建設中尤其應該注意自由詩和格律詩的發展，因為它們是新詩的主要形式。“自由詩”的“自由”是極其有限的自由，並非沒有任何形式約束的完全自由，詩歌創作界尤其是部分“詩人”應該打破“自由詩便是無形式、無格律的散文語句的分行排列”的錯誤文體觀念，要注重詩之為詩的詩性要素。現代格律詩建設的中心問題是藝術試驗，要在借鑑西方詩歌形式因素的同時承傳傳統詩歌形式因素，才可能建設起符合當下審美觀念的格律新詩。
作為一種形式藝術，詩歌形式應該成為詩歌創作界和研究界共同關注的藝術要素，在目前詩歌形式“多元”化和“失範”的語境中，詩體重建顯示出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傳媒時代的到來給新詩以及所有文學樣式的傳播和生存提出了新的挑戰。網絡詩歌的興起不僅引發了新詩傳播方式的變革，而且引起了人們思維方式和審美觀念的變化，因此，面對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詩歌傳播方式的重建”顯得十分迫切。針對詩歌傳播方式的重建，中國詩歌傳播學正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豐富的和不斷變化的傳播方式為這門學科的形成構築了堅實的學術背景，同時賦予了它獨特的學科特質。
詩的音樂性始終是詩歌賴以存在的外在形式，詩與音樂的聯袂成了時下詩歌傳播方式的重要途徑。因此，重新認識詩歌與音樂的關係是詩歌傳播方式重建的主要內容之一。“邊緣化”是時下濃縮新詩處境的最佳字眼，但詩歌是否真正邊緣化了呢？事實上，詩歌傳播方式的重建成了新詩復興的有力保證。要實現詩歌創作的再度繁盛，詩歌精神、詩歌文體和詩歌傳播方式的重建就理應成為21世紀中國詩學肩負的歷史使命。
新詩研究包含著繁複的內容，除了新詩研究語境的變化、新詩研究方法和視野的更新以及詩學使命之外，中國新詩與傳統詩歌的承傳、區域詩歌和少數民族詩歌研究、詩歌歷史的書寫以及詩歌文本的解讀等等，都是構成新世紀以來中國現代詩學的重要內容。總之，從近幾年的新詩研究狀況來看，中國現代詩學正以積極的姿態去應對變化著的生存環境，和諧的詩學生態環境正在逐步建立，新詩理論、新詩歷史和新詩文本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也正在走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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