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漢路步行業街陸續有了人氣，熱乾麵的味道撲面而來。”這裡是武漢，4月8日零時解除離鄂通道，屬於她的繁華正在徐徐展開。
封城下的70余天，有這樣一批人，同樣是逆行者，通過他們的筆觸、鏡頭，我們得以知悉真實的武漢，有心酸，有不安，有奮進，也有溫暖。
他們是記者，災難的現場，並沒有缺席。看到別人哭泣，自己也忍不住流淚，看到這個城市的忍耐，也看到了“代價”。
在接受瀟湘晨報記者採訪時，5位記者，分別講述了自己的親歷故事，目的是：希望我們不要遺忘得太快。
1.湖北日報記者柯皓：出門帶著被子走
1月24日，大年三十，柯皓在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隔離病房採訪。圖/受訪者提供
因報道需要，我去重症病房拍攝的次數大概10次。每次採訪來得都很突然，心裡是忐忑不安的，因為我沒有過這種穿著防護服去隔離病房拍攝的經驗，不知道會是什麼情況，但當時有醫生跟我一起，所以內心覺得是安全的。
我第一次去ICU是1月28號早上，去武漢市肺科醫院，同行的還有協和醫院的一個醫生，一個文字記者同事。那時候心裡其實很慌張，為了節省防護服我們的文字記者就沒進去，我和央視的一個編導進去的。
我們主要是去看一個重症的患者，他是從其他醫院轉到肺科醫院來的，比較特別，他一個人曾感染了數名醫護人員。
肺科醫院ICU病房是一個很長條的空間，裡面躺了大概十來個重症病人，你一推門進去就相當於和他們面對面，很近。你會看的他們全部處於昏迷狀態，完全依靠機器和醫護人員，整個環境只聽到機器滴滴在響。
當我們從病房出來之後就找到ICU主任胡明醫生，請他談談這個病人的情況。
快採訪完的時候他手機響了，就走到旁邊接電話，一邊在抹眼淚。當時我們也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後來才得知，胡明醫生的好友，東西湖醫院ICU主任袁海濤病危，氧飽和指數已經降到60%了，打電話就是告訴他情況很嚴重，瀕臨死亡。好在經過多日治療，2月7日，袁醫生已順利從武漢市肺科醫院出院。
我到醫院做採訪，一開始沒讓家人知道，後來他們看報紙才發現。1月24號我出門就是帶著被子走的，當時就想，我一旦出來跑，肯定就不能回家住了。目前為止我已換了4個住所，到現在都沒回家。攝影器材每次使用後都要反覆消毒，前兩次進隔離病房還包了塑料袋，操作起來不順手，消毒也有風險，後來就直接“裸奔”，每次出汙染區都用酒精澆透3次。
其實每次在外面忙的時候，身上汗溼了，可能也沒什麼感覺，也沒精力想太多，但睡覺的時候就感覺今天怎麼有點不舒服，自己是不是感染了，再想想兩個兒子還在家裡盼著我回去，內心深處感到害怕。
小兒子才兩歲，可能對這個事情不會有什麼記憶。大兒子11歲，我出來拍照一個星期左右，他問我，“今天拍了什麼，有沒有小朋友生病？”我如實說沒有。我希望他能多看一些正能量的東西，碰到困難很正常，但要有信心去面對。
災難面前每個人都是很脆弱的，這個時候你才會停下來，思考或者反思自己平常的狀態。2.南風窗記者向治霖：體會到什麼叫“代價”
2月19日，在武漢，因為找不到tony老師，向治霖買了推子給自己剃頭。圖/受訪者提供
2月12日，我坐G70次高鐵去的武漢。在列車時刻表上，武漢“消失”了，所以車票上的終點是鄭州。
大約下午5點左右，列車開到了武漢。包括我在內，有五名乘客要下車，我們提前走到車門邊，看見車廂上所有人盯著我們。有個大哥沒忍住，他試圖壓低嗓子，但所有人都聽見了他說的：“我×，現在還有人進武漢？”
當時“武漢”這兩個字，暫時失去了現實含義，它成為一個概念，與病毒、疫情等相聯繫，令人不願接近。當然，那不是全部。
我去到一線採訪，最大的原因是，想記錄疫情下的武漢，一個超大城市，一次超強管控下，城裡真實發生的故事。用新聞前輩陳虻的話說，“不要在生活中尋找你要的東西，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過程中我接觸到一些滯留武漢的務工人員，他們經濟條件不好，在武漢疫情時期的生活成本高，獲得生活服務的門檻也高，平時的城市功能停擺了，導致他們也在困境裡。
一開始，我是想跟著他們生活幾天，記錄下這群人的生活，但不主動介入。結果沒想到他們被志願者發現，很快被救助了。
我也擔心過，志願者介入後，滯留人員的故事，它的真實性會不會被破壞？後面又想，有苦難，也有溫暖，本身就是真實的生活。所以，最終這個故事有“亮色”，有志願者在唱歌，有滯留者的愉快應和，我覺得，挺好的。
在武漢的前三天，我對病毒保持高度警惕。房間裡的空調不好，時冷時熱，我懷疑是自己的體溫變化。消毒水的氣味讓我安心，雖然它有一定的腐蝕性，我每隔幾分鐘洗一次手，手掌快要磨破皮。
還好我後來知道，不只是我這麼想過，人們都變得戒備十足。不止一次，我在找路時，向行人詢問，他們下意識後退兩步，甚至繞開我走。
截至3月21日，我在武漢總共待了40天。
每當看到夜晚的武漢萬家燈火亮起，那是這座城市最接近往常的一刻，它與街道的沉默形成強烈反差。那一刻，我切身體會到，什麼叫“忍耐”，什麼叫“代價”，什麼叫“英雄的城市”。
3.紅星新聞記者潘俊文：曲折抵達武漢
3月10日，潘俊文在武漢市的醫院。圖/受訪者提供
迄今，我已在湖北待了兩個多月。1月23日前，單位已安排2名記者到武漢，要麼是家在武漢或者在武漢讀過書的。後來發現事情比想象更嚴重，領導提出增派人手，讓自由報名，因為我主要是做國內新聞，就主動報名過來了。
我是大年初四成都出發的，先去了黃岡再去的武漢。當時我們在武漢共有3個同事，我想著既然武漢有人，我可以到武漢之外疫情嚴重的地方去。
當時交通不便，我整個去黃岡的過程比較曲折。先是從成都坐飛機到長沙，接著包車從長沙到黃岡市紅安縣的高速路口，下車後我就順著那個路口自己進去，當時我背個包，拖個箱子。
因為沒有提前做準備，我踏進紅安縣高速路口的時候才發現，這裡距離縣城還有30多公里，一路上也沒有車，我只能順著路走。大概走了四五公里，沿途看到有小餐館，我就一家家問，找到一個私家車給我送到縣城附近，我又走了兩三公里才到縣城裡面。
在縣城好不容易定了酒店，卻發現哪也去不了。路上一點車都沒有，共享單車也沒有。最後我求助當地疫情防控指揮部門，坐了當地媒體的車，跟著他們一起到了鄂州。
鄂州距離黃岡只有一座長江大橋，我就在橋上問能不能放我過去，答覆我的是需要協調處理。最終我是坐志願者的車到黃岡，後來發現住宿出行都很不方便，2月初我撤到武漢。
武漢情況好一些，之前的同事也都在，大家一塊吃泡麵，有人那段時間瘦了十斤。後來便利店只對公不對私，我們就只能點外賣，或者找報社幫忙解決。此外，志願者們對記者也幫助很多，給我們送來防護品、吃的和衣服，十分感謝。
其間，我關注到百步亭社區因為“萬家宴”上了熱搜，當時還沒有哪家媒體做深度的稿子。我很好奇這樣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小區，它的防控是怎樣的，那裡的居民是一個什麼狀態。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百步亭的居民對萬家宴有自己的看法，因為萬家宴要求每戶出一道菜，她只好到超市買了花生米，回家放些香菜就端出去。 事實上武漢人的恐慌，包括消殺不徹底、團購問題，每個小區都有，不單是百步亭社區，但因為它是百步亭，所以這裡所有的小事就被放大了。
清明節我在武漢街頭轉了一天，挺有感觸的。早上在江邊碰到一個小哥拿著菊花，把花瓣撒到江裡，然後另一個阿姨，也捧了一束花過來，把花扔到江裡，對著江水鞠了三個躬。
4.新京報記者馬駿：很多人在流淚
4月5日，馬駿在雷神山醫院ICU。圖/受訪者提供
從未想過我跟武漢有了這樣一段關係。這一天是2020年的1月22日，上午單位選題群裡在討論武漢疫情，領導和同事一再認為該派記者到前方採訪。我來不及多想，直接向部門領導請示：“咱們要派人去武漢嗎？我可以！”
買機票、歸整設備、收拾行李，我把幾乎不怎麼用的大行李箱塞滿了，我想接下來一定是場持久戰。起飛前，我讓送我的哥們兒在機場幫我拍張照片，發了條朋友圈“這一路，註定不平凡。”
也正是這個時候，家人們才知道我又走了。我早早把手機開了飛行模式，怕接到家人的電話，怕不知道該怎麼跟他們說，怕他們強硬地把我留下。
我是一名主要做視頻的記者，到達武漢後，和之前所有突發事件的採訪一樣，馬不停蹄地趕往現場。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剛剛宣佈治癒一起危重的患者，它必然成為媒體集中要報道的熱點。
我被允許進入隔離病區拍攝採訪，這距離我落地武漢還不到兩個小時，如此大的採訪進度讓我有些意外，於是我把已在武漢的同事趕緊叫到來協助拍攝。
坦白講，還是有些後怕的，那個時候疫情不明朗，進病區真是冒著極大風險。我們穿的隔離服由六樣防護品組成，有頭套、口罩、護目面罩、手套、隔離衣、鞋套，這一套順利的穿下來要五分鐘左右，雖然畫面中看似輕薄，但因防護密閉性強十分悶熱。
隔離病區有一位即將治癒出院的大哥告訴我，他妻子和兒子不斷給他樹立戰勝病魔的信心，兒子多次告訴他，一定要讓他康復出院，看到自己娶妻生子的那一刻。幸運的是，後來我們還遇到大哥的兒子，我們把他父親的視頻給他看，小夥子淚流不止，我和同事也在一邊旁默默淚流。
火神山醫院施工現場，項目經理詳細介紹了工程進度，回應了關於網友們質疑的可能汙染水質、土壤的問題，並且第一次通過鏡頭把多日想向家人表達的話一併說完。鏡頭前，他們都落淚了。我沒有多勸，雖然還在進行著直播，我想讓他們盡情釋放吧，他們太需要了。
我在武漢的狀態，基本上都是一天吃兩頓，早上一頓，晚上回來一頓。每天早上在吃飯的時候，我會跟家人打一個視頻電話，報個平安。這是我一天最舒服的時候。
許多人說我們也是逆行者，我想，無論是什麼樣的新聞現場，我們都是記錄者。我們有責任把他們記錄下來，這是這份職業的使命與擔當。雖然採訪對象很難約，雖然一些現場非常難突破，但是一定要去做。只有做了，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
5.三聯生活週刊記者張從志：不要遺忘得太快
2月初，張從志（左）和同事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採訪。圖/受訪者提供
1月20日，武漢市衛健委更新了前兩天的病例數字，顯示激增了100多例。同日晚間，鍾南山在答記者問的時候證實存在人傳人的可能。當時關於“不明肺炎”各方面的一手信息比較少，編輯部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決定派記者去現場。
我那時已放假，在湖北咸寧老家，想著離武漢很近，就跟編輯報了名，21日到武漢，至今已待70多天。剛開始也沒想到我會在武漢待這麼長時間，覺得“不明肺炎”還是能控制住的。家人還說，“過年的時候要不要來武漢接你”，以為我兩三天就能回來，所以我去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反應過度。我中途就在藥店買了幾包口罩。
在三聯生活週刊做記者節奏挺快的，很多時候一接到題就出發了，我還算適應。我當時就提前看了下要住哪裡，那時候大家的焦點是金銀潭醫院，病例都集中在此，就定了附近的酒店。21日下午我和同事王珊去華南海鮮市場摸情況。
當時華南海鮮市場已被圍擋圍起來，路上有人在走，裡面還有些商販。我們看到有人出來了就上前搭訕，就這樣找到了一對夫婦，跟著去了他家裡。他們自稱是感染了不明肺炎的患者，每天往返家裡醫院，打針、吃藥。
尚未封城前，武漢很多老百姓對這個事情沒有太多看法，包括我們也不知道真實情況是什麼樣。除了街上戴口罩的人比平時多很多，購物交通還是很正常的，也沒有出現人群恐慌。我們戴著口罩，在那戶人家採訪近兩小時，現在回想起覺得前期風險挺大的。後期醫療秩序建立起來了，採訪是相對安全的。
到1月底，疫情越發嚴重，所有店都關門，也沒有人送外賣，我們就開著志願者提供的有通行證明的車到處找，一度靠泡麵、自熱米飯維持。另一方面，醫生的工作已是超負荷，所以要找到他們採訪也比較困難。
我們有采到一個定點醫院的醫務處處長，他屬於那種長相比較剛毅的男人。當時很多患者深夜還在醫院排隊等床位，還有人不停發消息打電話讓他幫忙找床位。他跟我們講他從醫生涯沒像現在這麼無助過，私下裡哭過很多次。
其實我在武漢上了四年學，對這個城市比較有感情。在這邊兩個多月，我見證了一個那麼愛熱鬧，那麼有煙火氣的城市，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變得特別寂靜，感覺內心很震盪。我想這會讓很多人反思。
這兩天我看到武漢部分商業街已恢復營業了，雖然路上人少了些，也有熙熙攘攘的氛圍。可能我們大多數人還是體會不到逝者家屬的痛苦，但也希望，我們不要遺忘得太快。
瀟湘晨報記者 肖潔 實習生 黃紫薇 譚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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