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60週年系列活動中，“60年中國影響力女性”評選時，史良的名字赫然在上。她是新中國首任司法部部長。身為女性，卻不讓鬚眉，是著名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她，唇槍舌劍，據理力爭，曾是聲望響徹上海的著名律師。重慶談判期間，她與毛澤東暢談時局。新中國成立後，她成為第一任司法部部長。曾擔任過民盟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務，為新中國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婦女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
新中國首任司法部長史良
鐵肩擔道義的女律師
史良是江蘇常州人，1900年3月27日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父親是個塾師，常給她講述屈原、文天祥、史可法、洪秀全等人的故事，這些民族英雄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深深地感染了年幼的她。父親的倔強性格，也給她很大影響，未成年時的她，曾以絕食反抗母命婚約。
從常州女子師範附小畢業後，史良考入常州女子師範本科，被選為學生會會長，領導同學驅逐無能的校長。五四運動時，她聯合常州其他幾所中學，成立了全縣學生聯合會，任副會長兼學聯評議部主任，組織全縣學生罷課。當局下令停辦學校，史良又組織學生包圍縣政府，迫使其收回停辦學校的命令。她還被推為學聯代表，到南京參加請願活動，期間，她大量閱讀《新青年》《改造》等進步書刊，思想上受到很大啟發。1922年，史良考入上海政法大學，攻讀法律。五卅運動中，她積極參加示威遊行，並因喊出“反對帝國主義”和“打倒賣國賊”的口號而被捕，隨即又被釋放。她主編政法大學學生會創辦的刊物《雪恥》，宣傳民族獨立，反對列強侵略。她在政法大學學習期間，半工半讀，課餘兼做社會工作，得以接觸社會，瞭解社會。
史良
1927年，大學畢業的史良到國民黨總政治部辦的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工作。由於反對國民黨清黨委員會委員長劉伯龍，她被扣上了有“思想問題”的罪名，關押了兩個多月，終因證據不足，由蔡元培保釋出獄。在獄中，她親眼看到一些共產黨員受盡酷刑卻堅貞不屈，臨赴刑場，仍引吭高歌，視死如歸。共產黨員的高尚品質、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暴，對她以後的政治活動有著重大影響。1931年起，史良開始當律師。她盡其所能地伸張正義，主持公道，保障民眾的合法權利。
共產黨的親密戰友
1935年12月，北平學生髮起一二·九愛國運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更加蓬勃發展。12月21日，史良出席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成立大會，並作為大會主席致歡迎詞。她說：“現在我們中國受人侵略，國土被搶佔，人民被殘殺，我們二萬萬女同胞，難道甘心當亡國奴嗎？不，決不！今天我們各界婦女在這裡集會，就是為了大家齊心合力，開展救亡運動！”會後，史良和群眾一起衝破了帝國主義不準在南京路遊行的禁令，參加示威遊行，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救亡口號。之後，史良被選為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理事。
澳門中國婦女慰勞會工作人員與史良（前排右三）合影。
正是這個在國民黨政府看來“極其反動”的行為又一次帶給她牢獄之災，與她同時被捕的還有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這就是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入獄後，她把敵人的法庭當講壇，用法律作武器，宣傳抗日救國的大道理，批駁國民黨反動派羅織的“罪狀”。史良在國民黨的監獄中關了7個月。出獄後她繼續發動婦女參加抗戰，爭取婦女的平等合法權利，是大後方婦女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正式成立，提出了“團結禦侮”“停止內戰”“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張。史良當選為執行委員。
上海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震動了全國。1936年日本在華北大量增兵，侵略氣焰囂張，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上海救國會聯合華北、華南、華中等20餘省的愛國救亡組織，於5月31日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通過了《宣言》和《政治綱領》。宋慶齡、史良等40餘人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7月，史良和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等人代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赴南京請願，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立即抗日，開放民眾救國運動和釋放政治犯。
救國會主要領導人沈鈞儒、史良、王造時、沙千里等參加上海各界群眾的示威遊行。
全國救亡運動風起雲湧地發展，使反動政府更加驚慌失措。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黨政府竟然以“危害民國”的理由，抓捕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7位領導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當時在蘇州，史良一個人被關在女監裡。在女監裡，史良瞭解女難友的生活情況，還鼓勵她們今後出來後好好生活。“七君子”在蘇州監獄堅持鬥爭，呼籲全國人民抗日救國。
七君子合影。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
抗戰全面爆發後，在全國人民的聲援和敦促下，“七君子”終於獲釋。出獄後，史良立即投入了抗日戰鬥。在國共合作的新形勢下，她充滿了希望與信心。史良有膽有識，堅定地跟著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她擔任了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並且是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中唯一的女性，為要求國民黨政府實施民主和保障婦女權利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為抗議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參政會中的中共參政員憤而拒絕出席會議，史良、沈鈞儒等救國會的參政員，也拒絕出席會議。1942年，史良、沈鈞儒等4人退出國民參政會。史良毅然辭去了婦女指導委員會的職務，在重慶重新開設律師事務所。
抗日戰爭結束後，史良與全國人民一樣，滿懷喜悅，希望能夠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但是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了內戰，她又積極投入反獨裁、反內戰、爭民主、爭和平的鬥爭。1947年，中共駐上海、南京、重慶的代表團被迫撤回延安，中國民主同盟也被國民黨反動派強迫解散。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秘密去香港主持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民盟的活動轉入秘密狀態。在白色恐怖下，史良留在上海擔負著民盟華東執行部主任的重任，同時極力支持上海婦女的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等運動。解放前夕，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下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史良通過化裝才逃過一劫。
新中國成立前夕，史良被邀請參加了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史良被邀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為保障婦女權益嘔心瀝血
新中國成立後，史良當選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部長。她要求建立新的律師制度和公證制度，還提出建立人民陪審員制度。此外，作為中國婦女界的代表人物，她參與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廢除了包辦強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為保障廣大婦女的權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50年《婚姻法》頒佈後，史良親自到下面檢查《婚姻法》貫徹執行的情況，及時提出應該重視解決的問題，建議法院設立婚姻庭，由婦女擔任庭長。有一次，幾位做婦女工作的同志去看望她，她特意對她們說，要使《婚姻法》的條文變成事實，還需不斷努力。現在有的女青年要求婚姻自主，有的寡婦要求再結婚，仍然受到干涉和迫害。婦聯是婦女的孃家，我們婦女幹部要為廣大婦女撐腰，要理直氣壯，大聲疾呼，要支持她們同封建勢力作鬥爭。她這番話，給大家帶來了信心和勇氣。
宋慶齡（左）和史良（中）、蔡暢（右）親密交談。
此外，史良還很注意聯繫和團結各階層的婦女，共同致力於社會主義建設。她關懷文教界、科技界的女知識分子，經常反映她們的意見和要求；她與工商界婦女人士和家屬促膝談心，鼓勵她們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和勞動；她常寄語海外舊友，希望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她還為加強中外婦女的友誼，保衛世界和平進行不懈的努力。她曾率領中國婦女代表團參加亞非婦女會議，參加國際民主婦聯理事會，先後訪問了捷克斯洛伐克、印度、斯里蘭卡等國家，並多次接待來我國訪問的外國婦女代表團和其他外賓。她向外國朋友熱情地介紹新中國婦女的工作、生活和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的成就，介紹中國婦女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戰爭的意願，並虛心地同她們交流婦女兒童工作經驗。她與不同國家、不同對象，廣交朋友，增進友誼，深受外國朋友的歡迎，為擴大國際婦女統一戰線，發揮了重大作用。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享年85歲，生後沒有給親屬留下任何遺產。
鄧穎超（左）、史良（中）在休息室裡交談。
鄧穎超對史良評價道，她以自己的形象樹立了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範例，無愧為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光榮的愛國民主戰士，中國傑出的女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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