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1922年8 月出生於山東博山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幼年只讀了幾年書。1937年，日寇侵入山東後，焦裕祿的父親被逼上吊自盡。他被鬼子和漢奸抓去毒打、坐牢，後又被押送到遼寧撫順大山坑煤礦做苦工。焦裕祿於1943年逃出虎口回到山東老家，因難以餬口，又攜妻兒老小外出逃荒。在徐州火車站，他僅有幾個月大的男孩被擁擠致死。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在江蘇宿遷縣一地主家扛了兩年長工的焦裕祿回到了家鄉，加入解放區的民兵組織。1946年1月，焦裕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又被選調為區武裝部幹事。解放戰爭後期，他參加到為支援和發展新解放區而成立的“淮河工作大隊”，隨軍南下到河南尉氏縣，留在當地工作。他先後擔任過土改工作團彭店區委委員、區隊指導員、大營區區長、縣團委副書記等職，還親身參加了淮海戰役的支前工作。1951 年起，他升任陳留團地委宣傳部長、團地委副書記，直至鄭州地委共青團第二書記。
1953年，焦裕祿根據組織安排到洛陽礦山機器製造廠參加工業建設，此後還被選送到哈爾濱工業大學深造。當苦讀完中學課程、即將轉入本科學習之時，工廠建設加快，又安排他到大連起重機廠實習。1956年底，已是工業管理人才的焦裕祿回到洛陽，先後擔任過車間主任、調度科科長，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
1962年6月，為加強農村工作，焦裕祿重回農業戰線，任尉氏縣縣委副書記。同年12月，他調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進入他生命的高潮、輝煌期。
焦裕祿自幼喪父，坐過牢，做過苦力，逃荒要飯，給地主當過長工。一連串的悲慘遭遇，使他產生了強烈的改善農村狀況的願望，他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教誨，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火熱的工作中去。
60年代初期，經歷了“大躍進”的嚴重失誤後，農村政策得到調整，人民生活一時仍十分困苦。地處黃河故道的蘭考，由於歷史上黃河多次氾濫改道，風沙、 鹽鹼、水澇肆虐，土地荒蕪，人口外流，一片貧窮淒涼景況。
領導和焦裕祿談話時明確告訴他：蘭考是一個最窮的縣，一個最困難的縣，要他在思想上有接受最嚴峻考驗的準備。面對三個“最”，焦裕祿堅決地說，“越是困難越能鍛鍊人，不改變蘭考面貌，我決不離開那裡。”
焦裕祿講話幽默，才華橫溢。在團縣委工作時，有一次，兩名幹部為爭用一架油印機而發生爭執，火氣越來越大，誰勸也無用。焦裕祿恰好從外而入，聽清原由後徑自走到油印機前，來了首“即興之作”：“一架油印機，兩人爭奪你。不因價錢貴，只為物太稀。一搶一不讓，你卻白看戲。請你莫旁觀，快快講和氣。都是為革 命，何必分我你？”在鬨然大笑中，兩位幹部也紅著臉賠笑，互相讓著要走開。焦裕祿誰也不讓走，由他幫工合印兩家的材料。事情辦完了，吵架的人已心情愉快地開起了玩笑。
蘭考是個重災區。焦裕祿初來時，縣裡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但幹部們快腿快腳還是堵不住外出逃荒的災民。
1963年元月，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臨時召開縣委會。他沒有宣佈議程，而是把人們帶到了火車站，去目睹成批成批災民逃荒的令人痛心的場面。有著同樣逃難經歷的焦裕祿下了決心，就是拼上身家性命，也要把蘭考的“三害”治住。他毅然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後抽調了120多名幹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工作。
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病，勸他不要參加野外調查了，他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住過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向他討教治沙的“真經”；他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每當風沙最大的時候，也是他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也是他帶頭冒雨涉水、觀察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就是在這樣流動的“辦公桌”上認識了蘭考，找到了治理“三害”的具體方法。
焦裕祿時時記掛著百姓的溫飽疾苦，無論職位如何變，總和群眾打成一片。他任尉氏縣委副書記時，有一次下鄉一連住了十多天，專找困難戶幫工。一天幫姓陸的一家種麥時，那家的小孩問爹，“這是哪來的人，幫咱幹活? ”爹說，“是縣委書記，是好人。小孩說，我長大了也當縣委書記，也當好人!”
焦裕祿清貧一生，廉潔奉公。1964年2月，他生前最後一次探家前，找到縣長程世平借了400元錢。程縣長看到焦裕祿身子打哆嗦，一摸，發現他大冷天穿了件空心襖，連件秋衣都沒套。這位縣長硬是拉著他，冒著風雪來到街上，想辦法幫他買了一身便宜的處理布作為內衣……焦裕祿從老家一回來便還了200元錢，剩下的他說“爭取三個月還清”。然而，兩個月後，無情的病魔永遠奪去了他年僅42歲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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