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內容來源於“澎湃新聞”客戶端2019年10月7日發佈的同名文章。
1986年，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姜義華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到了完整本《歷史研究》。湯氏以文明為單位、將歷史作為整體來研究的範式，讓姜義華頗為觸動，啟發其開始對中華文明進行整體性的思考。
三十多年裡，姜義華在進行章太炎、康有為等個案研究的同時，從來沒有放棄宏觀性、整體性地推進對中華文明史和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先後主持召開中國文化史學者座談會，撰寫《理性缺位的啟蒙》《百年蹣跚——小農中國的現代覺醒》《現代性：中國重撰》等專著，主編《中華文化讀本》《中國通史教程》《港臺和海外學者論中國文化》，策劃並主持編纂百卷本《中華文化通志》。
2012年，多年研究思考的成果《中華文明的根柢——民族復興的核心價值》一書出版。此後，他就書中未論及的一些問題，又陸續進行了後續的闡發，於日前由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為《中華文明的經脈》。
經脈，取自《黃帝內經·靈樞》，意為“行血氣”“決死生”，“不可不通”的關鍵。書中認為，中華文明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獨特的知識體系、價值體系、國家治理與社會自我治理的實踐體系，以及作為其表達形式的話語體系，構成了這個整體的主要經脈，而大一統則是中華文明的力量源頭。它們共同使得中華文明能夠延續不斷，在一次次極其嚴重的內外危機和衝突中重新崛起。
9月20日，澎湃新聞就該書所涉及到的有關中華文明特質等問題，在姜義華復旦大學辦公室對其進行了專訪。整個專訪涉及問題較多，將分上下兩篇分發布。
姜義華接受澎湃新聞專訪。實習生 傅一笑 攝
Q 澎湃新聞記者
A 姜義華
Q 這本書在體例上不是一般的學術文章，是有想和大眾對話的想法嗎？
A 我寫這本書，最主要的還是想提出問題。我們的歷史研究，過去講宏觀，就講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鬥爭，講反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鬥爭，講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個五階段論。過去的歷史研究認為這樣就把歷史規律解釋出來了。但我覺得歷史規律不是那麼簡單的。
Q 過去我們也總講以史為鑑，但現在在西方各種史學觀念的影響下，也有歷史是偶然形成的、無法提供借鑑意義的提法。
A 所有的歷史是偶然形成的，但是任何偶然性後面都有必然性。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你能創造歷史，但你用的材料、你感覺的條件、你的主體和客體，都是歷史形成的，你都超越不了歷史的界限。
宣傳那些觀念的學生，他們現在也就是在歐美等國學到了一些新潮理論。但那些理論背後難道沒有東西嗎？其實背後都有它們的大歷史觀、大背景在的。
我們當然不能把歷史看成簡單的，會直接給你一個經驗。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瞭解我們是哪裡來的，今天的人是怎麼形成的，今天的中國人是怎麼形成的，今天的美國人是怎麼形成的。也可以瞭解今天的中國人我們所能做到的限度，今天新的創造能達到一個什麼程度。這些東西憑空想是做不到的。
Q 你提出中華文明的經脈由四個體系構成，其中知識體系以儒法道墨四家思想為主，特別注重現實。然而陳寅恪則說，這種注重現實走到一個極致的話，就會變成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應該怎麼看這一問題？
A 湯因比說任何文明都有統一宗教，唯獨中國文明形成發展過程中沒有，這是我們的長處還是短處？給我們這個文明帶來了什麼樣的結果？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我們先秦諸子百家，都是以人的現實生活為中心，以此岸世界為中心。這是中華文化非常深奧的一個特點，構成了後來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我們最基礎的東西。
原因是我們一直是以農耕文明為主，它的生產活動都是與經驗和實踐緊密聯繫，包括我們的邊疆遊牧文明也是如此。所以中國這個龐大的文明體，始終把人作為主體，把人的實際生活作為主體，把現世作為主體。歷朝歷代只要不這麼去做，就會產生問題，受到懲罰。
價值體系也是這樣。西方基督教認為人生來就有罪的，一輩子贖罪，整個價值體系中上帝是最高的價值。中華文明認為最高的價值是人。儒家講修齊治平，墨子要講兼愛尚同，它都是講怎麼能形成一個更合理的社會。中國的價值體系始終以此為中心。
當然，我們這個特點也有它侷限性的地方，就是彼岸世界、終極目標談得比較少，容易使人一切都從實用、功用的角度出發。所以宗教在中國也有一個廣大的、可以互動的空間。但是所有的宗教來到中國，它都得落腳到以人為中心，所謂本土化。
Q 你說這個對“人”的重視，和歐洲文藝復興時說的“人”，是一個意思嗎？
A 其實文藝復興說重新發現人，這個觀念很可能來自中國。因為歐洲人最初來到中國，發現中國不是他們那樣的宗教國家，中國社會對人的重視啟發了他們。像伏爾泰、萊布尼茨等等，他們早年對中國的評價都非常高。只是後來西方起來了，才把中國的這些基本價值貶得很低。
（澎湃新聞：亞當·斯密的“中國停滯論”，黑格爾說中國沒有歷史。）
他們的這些觀念，不但長時間影響著西方學者，甚至包括馬克思、列寧，包括我們自己，很多人一直把他們說的這些東西當成了客觀真理，當成觀察中國問題、中國歷史不言而喻的前提，很多理論都從這裡推論出來。
Q 你認為中華文明的政治倫理是“民惟邦本”，也就是把人民百姓看得很重。經典文獻中當然是各種“以民為本”，但落到實處真的是這樣嗎？
A 中華文明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之所以不是空談，沒有中途消失，是因為它們在中國幾千年國家治理和社會自我治理的實踐中各自發揮了作用，也由此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
比如，“民惟邦本”在中國基本的土地制度中能夠看出來。中國共產黨發動農民搞土地革命，這個觀念並不是全新的。中國曆代都有農民戰爭，其他文明、國家都沒有像我們這樣的。所有農民戰爭，核心都是解決土地問題。
自井田制到屯田制、佔田制再到均田制，中國古代的土地制度一直都是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兼顧的。中國曆代最為興盛的時候，都是土地問題解決得最好的時候，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都能按一定比例享受土地帶來的成果。這和西方的農奴制、奴隸制不一樣。
同樣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上也可以看到“民惟邦本”的實踐。中國很早就開始選賢舉能，這就不是皇帝和以他為中心形成貴族階層來統治國家，而是必須要從民眾中間選拔賢能來治理國家。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形成了文官制度，後來被英國人學了去。科舉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從社會各階層中選拔出能夠有效治理國家的人才，它把國家治理職業化了。
中國的官僚制度有很多制度性的規定，比如有著嚴格的升遷程序，不大可能出現特朗普那樣，由一介商人一下子去做總統。中國士人通過科舉後，必須從最基層縣級官員開始做起，然後定期考核，逐級晉升，所謂“宰相必起於州部”。這一套制度也體現了我們以民為本，不然你沒辦法治理國家，使得讓老百姓安居樂業。
儘管你可以挑出很多例子來說，沒有，我們老百姓還是挺苦的。但是中國一代一代王朝，文景之治也好，貞觀之治也好，它都是有過繁榮的時期，社會相對穩定的時期，也是國家治理最好的時期。就人的觀念來講也是這樣，什麼是好官，什麼是好皇帝，就是以這個時代所有的老百姓生活怎麼樣。
中國衡量政治好壞的標準，都是看給人民帶來了什麼好處。以民為本不是空的。
Q 在科舉制真正普遍實行以前，尤其是魏晉隋唐的中古時代，世家門閥作為統治集團的特點還是比較明顯的吧？
A 要複雜得多。民間有“富不過五代”的說法，意思是即使你是世家大族，但是子孫如果不賢，三五代也就垮了。中國的所謂貴族，不像歐洲貴族，幾十代可以一直傳下來。中國一直是處於一種週期性的流動狀態。這個流動性的根源還是在於小農經濟。
小農經濟使得每個家庭受益，使每個家庭、個人都保持主動性、積極性。但是土地兼併以後，小農經濟會受到極大破壞，社會隨即步入危機狀態，包括社會矛盾激化，農民變為流民、流寇，這就是我們每一次農民戰爭的基礎。
經歷農民戰爭以後，新政權出現，就要重新分配土地，又進入新一輪的小農經濟恢復發展階段。一開始新王朝都比較簡陋，與民休息、恢復生產。之後社會殷實了，統治階層就開始謀取私利，變成大家族。但是一樣的，幾代下來都要重新進入週期性的危機。這個正是中華文明一直傳承下來的非常重要的基礎。
（澎湃新聞：中國歷史週期律問題。毛澤東主席和黃炎培談過。）
歷朝歷代為什麼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核心問題是形成了利益集團，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不斷地擴張自己，危害了整個國家的官僚機器，使得國家沒辦法進行正常的治理，丟掉了“民惟邦本”。
整個社會無論如何不能把利益放到價值體系中的第一位。中華文明很重視“義”，這個概念是很具體的。家族、家庭和個人，都是義的關係。通過義倉解決災荒的問題，通過義塾解決教育問題，“義”在這個層面都不是抽象的。
由此，個人考慮家庭，家庭考慮家族，家族考慮鄉里，地方考慮國家，形成家國共同體，由下到上都是強調“以義制利”。
（澎湃新聞：所以你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以義制利”的經濟倫理在當代創作性的延續和利用。）
對。一段時間，我們只講義不講利，只講公不講私。後來搞市場經濟，那就必須讓利給許多人。但是我們沒有放開了就完全不管了。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最大的特點就是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把所有人作為整體來考慮。
我們在維護資本獲得相應利益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廣大工人的利益怎麼得到保護。發達地區獲得更多利益的時候，不發達地區要怎麼兼顧。所以我們有轉移致富、有對口支援。更重要的是國家發展工業化，也要兼顧到農業。中央和地方要兼顧，東部中部西部要兼顧，不同行業之間也要統籌兼顧。所有這些統籌兼顧其實都是義。
《中華文明的經脈》
姜義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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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蕭（實習生傅一笑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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